黄逸梵请来外国律师，办手续时，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见这情景，心中不忍，问她是否改变心意，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他听了这话，明白无可挽回，无奈签字。
离婚后，他搬到她娘家人住的巷子里。
或许想着还能遇见她，或许期待一起去嫖娼的大舅子黄定柱念着往日情分可以劝和，这个旧式男子，用这么奇怪的方式表达眷恋。
他内心极度痛苦，事业不堪一提，婚姻的打击又如此沉重。他的日子一直像下沉的午后的阳光，因了她而带来明亮，她那么懂得生活，只要她在，家里便井井有条，她对孩子的教育也新式，如果她愿意，就是他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模板。
她是这个男人心中的光，她的离去，让他彻底放纵了自己，宁愿从昏昧的傍晚归隐入黑暗的夜晚，也好过时时刻刻的担心、焦急和暴躁，他同归于尽式的爱，最终变成了本能的、自卫的对抗。
因爱不成而生的怨恨，萦绕着他的余生。
成功剥离了婚姻的不良资产，黄逸梵像旅行家一般行游欧洲、亚洲、非洲。
每一次出行，便卖去一箱古董，每卖去一箱古董，她都自责而哀伤——一个新女性居然没有其他谋生能力，只能依靠祖产生活，她那么厌恶她的前夫张廷重，却也像他一样坐吃山空；她那么迫切地改变自己，可一切她痛恨的事物却烙印在基因中，直至终老，也不肯放过她。
1957年8月，她病重，给女儿写信，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见见女儿。
敏感而天才的女儿那年三十七岁，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窘迫，或许是因为母爱的稀薄——母爱于她，更像是一件抽去了棉胎的锦袄，华丽而没有温度。
她绝情地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只寄去了100美元。
大约一个月后，黄逸梵客死伦敦。六十四岁的她走遍世界，背后却没有一个温暖的家。说到底，她自己拼尽一生也没有剥除那些她唾弃的不良资产，只好与它们一起，同眠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