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同懋增多少还识得点货，他们只是将部分档案分拣出来，当做废纸送去加工厂作再生纸原料，大都便指派李华甫、张玉峰在善果寺就地零售。善果寺地方大，又临大街，车来人往的，格外热闹，甫一开张，光顾的客人还真不少。短短几天，便卖出了1000斤。有一天，忽然有人来到同懋增找经理程运增，告诉他，有人愿出价8000银元，将这些麻袋里的东西全买下，问他干不干？
有这等好事，程经理自然乐了。正乐着，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字画店经理韩益轩又笑呵呵地找来了，他对程经理说：“我可以帮你以1500元出手这批货物，只是事成后得给我一成介绍费。”
程经理笑笑说，“那还不好办，我得3万元，3000元就是你的介绍费。”韩益轩前脚刚走，后脚琉璃厂古籍书商韩自元又来了，他要程经理将他先前挑拣出来的一百五十斤旧书论斤卖给他，一元银元一斤。付款前，韩另外又装了几袋奏折，共付了二百银元。
不一日，韩益轩的身影又在同懋增门口出现了，这次他还陪来了两个人，他们便是前清遗老金梁、宝熙。韩益轩对程经理只说，他们二老为敬惜字纸，行善事，愿意全部购下。即如此说，程便将此事和店里各执事研究后，遂以2.2万元（另有1.2万元之说）和买主成交。隔了一日，为签合同，这批货的真正的买主终于出场了，此人便是前文即已出现过的罗振玉。罗振玉怎么会成为这笔大宗买卖的买主的呢？
原来当这批内阁档案经由善果寺“零售窗口”流散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果然有眼力，一见之下就看出这些都是大内档案。与此同时，他的朋友罗振玉也偶尔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卖“洪承畴揭帖”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终于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如今都已被同懋增悉数收购了，于是罗振玉就决定将它们全部从同懋增买下来。具体商谈过程他没有出面，在洽购时他才带着支票来见同懋增。双方当即签订了如下合同——
立此合同人程林坡，今有字纸折奏杂烂书本废纸一宗，约数在十二三万斤上下，经中人韩益轩说合，全数卖与金息侯名下自用，言明每百斤价现大洋十元，言定两造并无反悔，以过斤秤为付价准数，期至不过三五日为度，当交定洋五百元，言明不准不卖，不能不要，言定价各无增减，两厢情愿，各无异说，空口无凭，立此合同两张为据。
另外，先取出各古物麻袋十一袋，合洋五百元。
出卖人程林坡盖章
说合人韩益轩（画十字）
买物人金息侯盖章
旧三月初十日
民国十一年历
阳四月六日
北京西单牌楼南路西
铺主（章）立
同懋增南纸笔墨老店
程林坡即程运增，金息侯即金梁。同懋增收到支票后，即交给了天兴银号，存入同懋增账号。
这时候，罗振玉向程经理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同善果寺方丈商量一下，这些档案暂且仍寄放在寺内，容日后觅得合适的地方再搬走。此事很快就办妥。罗振玉接着选派十几个人对这些大内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这批档案中有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都属机密史料，除皇帝和军机大臣外，他人绝难一见。其中还有明朝的题本行稿，是关于边务战事的第一手军事资料，后来，罗振玉即利用这些档案史料，编印了《史料丛刊初编》。如果以为这些大内档案有了归属，从此可以安定那就错了。殊不知这批档案经过整理后，也成了罗振玉、金梁等人赚钱的资本。先是相当部分大内档案被罗振玉以高价卖给了清朝另一遗老李盛铎。后者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先拉回到了自己家，前来迎接他的有他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也是何巡抚的亲家。此人即是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侵吞了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即有机会，他岂会甘心错过。据知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外，其余6万斤运往了天津，后来这些大内档案又运往大连。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大内档案出卖给了日本人松崎。1928年以后，李盛铎又将部分大内档案高价卖给了当时的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果说这多少总算是卖给“自己人”，那么将大内档案与日本人换钱，其性质显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说严重点，其行迹确有汉奸之嫌。
“烂纸”是宝
且说金梁在这批大内档案身上赚了一笔以后，不一日又去找上同懋增经理程运增：“程经理，能不能请您向贵店伙计们询问一下，谁还有像先前存放在善果寺里的那种古籍、文件，不管什么内容，我愿以件收购，一件给银元一元。当然，个别的还可另加。”
伙计们当然不会有金梁想要的东西。而且这时候的程经理已然有了“觉醒”，我想即使有人有，程经理也不会眼看着这些东西如此落入金梁之手了。金梁走后，程经理曾当堂叹道：“我们做生意的不懂这些‘烂纸’原来却是宝，要早知道，这十四万八千多斤，该值多少钱哪。是我们命里没有发财的命，把便宜让给了罗振玉、金梁他们。甚至悦古斋的韩经理也比我强呀，他凭一张嘴就得了两千元介绍费，后来罗振玉又给了他三千，他轻轻松松白拿了五千；而我们花了多大力气，不过才赚一万，真气死我了。”不幸之中万幸的是，历史博物馆当时放在故宫午门上的一些大内档案总算没有成为“商品”被人倒来倒去换取钱财，1922年，旧北京大学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这部分档案移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门代为保管和整理。数量计有62箱，1502袋。其中尤以清代早期档案居多。北大为此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工、学生进行整理，并成立了一个“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负责此事。到了1925年10月，亦即溥仪被驱逐出宫的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历史档案归属文献馆。文献馆先将内廷皇宫中的机关档案集中起来进行整理，随后打算将内阁大库中残存的档案也一并统一保管。但内阁大库地处外朝阳区域，辛亥革命后溥仪将外朝宫殿如文华殿、武英殿等交给北洋政府，他本人则仍在内廷居住，外朝宫殿则归北洋政府内务部管理，内务部将热河（即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陈设的文物在外朝成立了一个古物陈列所。他们对归属他们管辖的库藏档案不闻不问，但又不肯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在后者和古物陈列所和内务部的一再交涉下，直到1930年，才同意将这批遭逢尘封虫啮的档案让故宫博物院接管。而在此前，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偏偏此时，《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7年11月出版）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之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愤慨之下的鲁迅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在文末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对于先生所指书籍或古董以外的东西暂且不论，但就本文述及的大内档案言，先生耳闻目睹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而将北京大学所藏内阁档案和故宫所藏内阁档案悉数收集整理，这批劫后仅存的珍贵历史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它们的价值也从此日益得到了体现。遗憾的是，这一切，病逝于1936年的鲁迅先生已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