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13年前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人士尹奉吉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这天作为日本外相，拄着拐棍，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以及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9国代表也依次签字。中国的代表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
延安，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9月5日在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一头白发，声音相当洪亮：“我们中国和日本50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已清算了。我们已得到了胜利。”这位老同盟会员、老共产党员显然一直牢记着幼年时即已萌生的对侵略者的仇恨。回答他的，是无休止的欢呼，高高举起的红缨枪。
重庆的庆祝活动在9月3日举行。
蒋介石全身戎装，特级上将军衔和一排排勋表交相辉映，兴致勃勃地登上检阅车，驱车来到重庆市中心街道。两旁的人群不时发出一阵阵整齐的口号声：“抗战胜利万岁！”“蒋主席万岁！”蒋介石高高站起，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平心而论，8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吃了不知多少苦头，总的来说蒋介石还是坚持了抗日这一点，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百年来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获得胜利。此时此刻人民的情绪既复杂，但又不能理解。然而，更能准确地反映群众情绪的是自发地喊出的“冯副委员长万岁！”
这一天，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坐的车子同蒋介石的隔开3辆，人群中自发的口号声，蒋委员长听得一清二楚。这声音使他不安起来。冯玉祥虽然是他的把兄弟，也是他的老对头。蒋介石费尽心机才拆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安排他当个位尊而无权的副委员长，只是敷衍他的面子。但是这位老把兄弟非但抓住了抗日这面大旗，还一直主张民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当年蒋介石为了表示“共御国侮”请他到南京共事。冯玉祥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进国民政府的院子。好奇者问他，冯玉祥回答了4个字：“太黑暗了。”蒋介石脸上的笑容渐渐不自然起来了，回到官邸竟然一副怒气填胸的模样，与出发前判若两人。
如果说，9月3日的欢呼声，多多少少还带有若干希望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意味的话，那么，在看到以后国民党一系列的表现之后，人们的想法不能不发生重大的转折。
受降是蒋介石声望达到的最高峰；受降也是蒋介石声望下降的第一步。
国人普遍希望尽快受降，尽快让侵略者缴械，尽快遣返侵略者，雪洗多年耻辱。但是，蒋介石明令不准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在先，继之以偷袭其防区、阻挠其受降的手段，国人心中疑团油然而生，国民党口口声声为国家、为民族，莫不是还有一党一派的私利摆在前头？国民党自身受降活动大规模开展之后，此种印象就愈加强烈。
据说，蒋介石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50周年，特意选定9月9日9时作为“三九”受降吉辰，借以表示自己继承国父遗志。广州起义的九月初九是农历，公历为10月26日。情急之中，蒋介石顾不了那么多。于是，何应钦9月8日赶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总司令接过了少女献的鲜花，接过了江东耆老献的锦旗，上面写着“日月重光”，志满意得之余，向孤零零站在一旁的冈村宁次一伙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要不要让冈村宁次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不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蒋介石训示“以德报怨”，冈村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唯一没有说出的就是，新的中日提携已经实现，还分什么敌我。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中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冈村宁次毕竟还是到了机场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这时候冈村最关心的是他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延缓缴械的要求。他的理由是：一、为了拒绝共军前来接收，日军必须保持战备；二、愿意以投降蒋委员长后的日军投入“剿共”。前者为蒋介石眼下迫切需要，后者则正是何应钦准备向最高当局提议的腹案。兹事体大，国民党方面没有直接答复。而在冈村宁次看来，沉默毋宁说是默认的同义词。
不知何应钦同冈村宁次是不是一起做过心灵感应的试验，两人对受降、缴械的理解如出一辙。在何应钦看来，受降归受降，是否马上就地缴械，要看情况而定，特别是铁路沿线和国民党军队尚未接防的战略要点，或者虽已接防不是固守之处，可以一概不谈缴械之事！何应钦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受降就是日本人向国民党表示降伏，并从降伏之日开始接受指挥。只要日本听从指挥，可以对付共产党，为什么非要缴他的械？第二，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命令里已经对受降、缴械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本人此刻不过是将其具体化而已。
平民百姓不可能听到何应钦等军政大员的私房话，他们看到了事实：国民党在各地区的“受降”，程度不同地“与缴械脱了钩”。部署在华北铁路干线上的日军，“投降”了国民党军之后，继续保持装备与八路军作战。山西，阎锡山麾下更有整旅整团的日军在向解放区“讨回失地”。国际观瞻所系的宁、沪、杭三角地带，冈村宁次的日记记载着，直到1945年秋末冬初，日军还在同新四军作战：
“江苏省松柏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三分之一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二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
……
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
这样，按照国民党的受降日程表，起于9月初，迄于10月末；而实际解除日军武装，则是来年暮春的事了。
受降的高潮，自然要数南京的“三九”受降大典。
8时50分，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布置的签降会场中，左侧观礼席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王懋功、蔡文治、冷欣、郑洞国、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李惟果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共405人。签降席上方四盏巨型吊灯大放光明之后，受降主官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受降代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中国陆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走进会场，在受降席入座。
8时58分，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日军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驻台湾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驻法属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二泽昌雄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小笠原清中佐，进入会场，在投降席前站定，向中国受降代表立正敬礼。在检视了日军投降代表的证明文件之后，何应钦交下了日军投降书。
目击者说：
“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
“签字仪式进行时，冈村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严肃而沮丧的神情，动作很拘谨，其余的投降代表也个个神情颓然，但都挺胸直背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签字完毕，冈村双手微颤，呈献降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双手接过。9时零7分，何应钦以降书一份冈村领收，冈村复回原位。何复将蒋介石的“中字第一号命令”及本人的“军字第一号命令”交肖毅肃转交冈村，冈村在受领证上签字，转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
9时10分，何应钦命冈村等人退席后，随即宣布：日军在华投降签字仪式已经胜利完成。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冈村自己在日记里写道：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
话虽如此说，日本宣布投降后一直跟着天皇说“终战”，讳言“投降”两字的冈村今天不得不说出这最忌讳的两个字，心情能好得了吗？
翌日，冷欣将日军投降书进呈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