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
从上海市区沿沪青平公路西行，一路碧草连天，湖光粼粼，移步换景之间便来到上海西郊著名的鱼米之乡和旅游胜地——青浦。置身于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很难想象在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县）之一。毛主席诗云：“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血吸虫病肆虐人间的真实写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青浦人民奋战了33个春秋，终于在1983年宣告消灭“瘟神”血吸虫。如今，在当年受灾最严重、死了一半人口的金泽镇任屯村，树立着一座闻名国内外的血防陈列馆，向四面八方的来客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近日，笔者一行在青浦区档案局局长程忠菊、副局长俞辉雨以及青浦区卫生局副局长顾云麟的帮助下，查阅了血吸虫病档案，走访了有关人士，揭开了一段人类与“瘟神”殊死搏斗的历史。
横行千年的瘟神
1949年夏秋季节，河网纵横的上海市西北郊，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碧水中斩波逐浪练习游泳，不料数天后大批战士出现发热、腹泻和腹胀等症状。经查，致病的元凶竟来自于这绿波荡漾的湖水。原来，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仅仅从它的名字上，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深入心底的恐惧：血吸虫。
刚刚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此刻又面临着“瘟神”的威胁。情况危急之时，一位名叫苏德隆的流行病学家挺身而出，连夜写了一份报告交给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1949年12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召集上海医学界人士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任命苏德隆为副秘书长，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1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进行治疗。根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会议简报（第26号）”记载，1950年1~4月间治愈了1万多名战士，还剩1000人尚需继续治疗。后来，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瘟神”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血吸虫病是危害人类健康极为严重的一种寄生虫病，俗称“肚包病”、“臌胀病”。血吸虫的成虫寄生于人体的门静脉系统（也就是进入肝脏前的那段静脉）的血管中，造成周围组织坏死，引起肝硬化、腹水，丧失劳动能力和生育能力，甚至死亡。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虫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钻入中间宿主钉螺的体内，发育繁殖为尾蚴，在水中自由游动。当人们在疫水中劳动、洗澡、洗脚、游泳时，血吸虫尾蚴便会钻进人体皮肤。患了血吸虫病，轻则发热、腹泻、肝区疼痛，重则变成大肚子（腹水）和侏儒。特别是到了晚期，男的多不长个，女的多不生育，20多岁的青年生理上还停留在十一二岁的少年阶段，甚至肩扛不动扁担，手提不起菜篮，完全丧失了劳力。正像血吸虫病防治专家陈祜鑫教授所说：“血吸虫病能影响人们的‘五生’——生产、生活、生育、生趣和生命。”
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江河湖沼密布的水稻作物地区，人民在水田耕作和日常生活中，随时与水接触，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感染，又不易察觉，到了症状明显时，已成为中期病人，不仅治疗困难，而且病人每天排出大量带有血吸虫卵的粪便，又成为新的病源。如此辗转循环，就造成了流行地区逐渐扩大的趋势。
千百年来，这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像鬼魂一样死死纠缠着中国南方泗水而居的百姓们。清光绪版《青浦县志》赫然记载着：“吴上源病臌，后病发不胜痛楚，因自缢。”并记载在明、清年间，春、夏曾多次发生大疫，死者无数。考古发现更是将这种可怕疾病的历史源头向前一推再推。1973年7月，科研人员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具女尸进行了解剖，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具女尸的直肠及肝脏中居然有血吸虫卵；两年后，考古学家又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西汉男尸身上发现了血吸虫卵。据此可以推测，至少在2150年前，长江中下游已有血吸虫病流行了。
1905年，一位外国传教士在湖南常德县一农民粪便中检出虫卵，确诊我国第一例血吸虫病病例。以后国内一些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在洞庭湖、鄱阳湖和长江三角洲等地作了血吸虫病专题调查。到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发现有138个县（市）流行血吸虫病。
从世界范围来看，血吸虫病主要分布于非洲及中国、印度、埃及、东南亚、加勒比地区。多见于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特别是水滨、沼泽地、灌溉渠区。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74个国家2亿人患有血吸虫病。
万户萧疏鬼唱歌
1950年的夏天，炎炎的烈日下，一群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步履匆匆，向着淀山湖畔的任屯村走来。他们来自青浦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此番是在院长江淑人的带领下到任屯村调查血吸虫病情的。青浦县任屯村早在解放前就因严重流行血吸虫病而闻名，村里曾流传着这样两首民谣：“肚包病，害人精，任屯村里传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东邻白发叹凄凉，西舍儿童失爹娘，田荒地白空屋闲，全村一片哭声响。”
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当医务人员走进村里时，他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村中竟寻不见一个青壮汉，男女老幼个个“肚大如冬瓜，体瘦如丝瓜，面色如南瓜”。这天午后，在村中庙前的榆树下，一位名叫张东升的医生为40多个患了血吸虫病的村民拍下了合影照。后来，这张照片连同调查结果登在了报上，据说一位研究血吸虫病的日本专家看罢，惊呼不已：“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二十年，任屯村将从地球上消失！”
50年后，这张黑白照片摆在了青浦任屯血防陈列馆的第一展厅里，令每一位观者触目惊心：照片上的人物虽然个个骨瘦如柴，却胀着鼓鼓的大肚子，麻秆样的细腿仿佛难以支撑庞大的上身。他们中有暮年的老人，有正当年的青年人，有年轻的妇女，还有稚气未脱的孩子。
1951年7月，成立刚1个月的青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派出五人小组来到任屯村调查疫情。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在解放前的20年间，任屯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死绝，28户死剩1人，活下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一户姓鲁的农民，从1947年至解放，两年间先后摆了13张灵台。全村有50多间房屋因无人居住而倒坍，2800亩田地荒芜近半，勉强耕种的1000多亩稻田产量也很低。全村100多个青年，竟挑不出一条罱泥船需要的几个劳力。从1951~1971年，在有征兵任务的14年中，4年因青年感染血吸虫病严重而免征，8年未完成任务，这8年的应征青年血吸虫病感染率均在50%以上。
可怕的是，田园荒芜、哀鸿遍野的任屯村只是饱受“瘟神”摧残的中华大地的缩影。
据《上海市卫生志》记载，1958年上海郊区所属的10个县中，除崇明县以外，其余9个县都有血吸虫病流行。1956~1984年，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75.9万余人，约占流行区总人口的24.7%。
1957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害的指示》，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
血吸虫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台湾省未包括在内）。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人，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人以上。约有50万~100万是晚期病人，他们大部分丧失了劳动力，并且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
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梗头村，百年前有1000多户，到1954年只剩下两人，其中90％死于血吸虫病。
安徽省贵池县堂溪乡碾子下村，百年前有120户，到解放时只剩下1户4口，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
……
毛主席亲自督战
青浦县河道纵横，水流缓慢，草木繁茂，然而美丽的江南水乡却从自然地理条件上为血吸虫繁殖提供了“温床”。1948年五六月间，苏南地方病防治所所长傅光等人对青浦城及周围五个乡镇的血吸虫病情况进行了调研，并通过《青浦新报》发布新闻引起社会注意。他们还建议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参议会组织防治委员会，设立防治试验区并设法补助。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暇顾及人民死活，这一系列为民请愿的举动换来的竟是江苏省卫生处的一纸复函，称“暂难办理”。
几乎与此同时，在同样深受血吸虫病害的苏北地区，一个名叫毛守白的年轻医学家也着手对血吸虫病情况展开调查研究。1947年，毛守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赴美国、英国和埃及进行血吸虫病专项进修和考察。两年后，已经初步掌握血吸虫病传播规律的毛守白回到南京，准备在市郊栖霞山一个范围不大的血吸虫病流行区进行灭螺试验，所需经费只需250公斤谷子的代价。可是，从当地的乡公所到国立的中央卫生实验院，他一次次恳求却一次次碰壁，最终只得作罢。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下，谁会关心一个医学家防治血吸虫的实验呢？
漠视民间疾苦的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被人民政权所取代。1955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开会期间，特地找来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同志，向他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听取了徐的汇报，主席当即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要发动群众，把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相结合，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随即成立了中央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于11月22~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1956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中把“七年消灭”改为“逐步消灭”。）不久，流行地区的省、地、县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充实和建立了1400多个防治所、站、组，训练了13000多名防治干部，84000多名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和25000多名区乡干部。
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从此，主席每到一地视察，都要检查当地血防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为了防治一种流行病，执政党和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专门组织，这在中国史无前例，更何况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督战。面对“瘟神”，从国民党政府“暂难办理”的推诿到共产党发出“一定要消灭”的号召和实际行动，显示了两种政权对待人民疾苦截然不同的态度。
1957年初夏，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苏德隆教授也在其中。毛主席知道苏是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就特地走到他面前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主席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见毛主席的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就杵了杵苏德隆。苏缓了缓语气说：“试试看吧，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随即，他向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后来，《农业发展试行纲要》中消灭血吸虫的年限由“五年”修改为“十年”。
1957年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回到家乡青浦，视察血吸虫病防治情况，他亲自观察群众土埋钉螺的现场情况，并慰问了血吸虫病患者。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随即于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广大农村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看到这则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
天连五岭银锄落，千军万马战瘟神
1964年初夏的一天，青浦县朱家角镇龙甸村。17岁的血防员顾云麟像往常一样，天一亮便起身来到河塘边。他脚踩淤泥，弯腰弓背，拨开密集的芦苇，在地面和泥缝中仔细地搜寻一种暗褐色、圆锥形的小螺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