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曾子的几段语录联接起来，而没有抄南先生的见解，因为不需抄。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想见，面对曾子的上述语录，南先生讲起来，一定比讲孔子的语录顺畅多了，曾子的话大半符合南先生的胃口，曾子是明确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的。
晚明益对曾子这几条语录，有一个总批，我们抄下来供大家欣赏。
“‘死而后已’四字甚陋。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便是死而不已。又云：‘未知生焉知死？’便是死生一致。故知曾子只是世间学问，不曾传得孔子出世心法。孔子独叹颜回好学，良不诬也。”
益是站在和尚的立场说话，自有其不识曾子之处，起码不可把曾子的这些言论，与他的《大学》割裂开来。从益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益认为识透了生死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生存规范，这便已经是错上加错了。
从曾子的上述言论看，他确实是“参也鲁”，远不如尊师孔子那样潇洒，他的一生，都是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度过的，他心中虽然明白，说到底是要“明明德”、“止于至善”，但“明德”、“至善”太难把握了，稍纵即逝。这正是一个“知之者”、“好知者”的境界，远没有达到孔子那样的“乐之者”的水平，也就是说他在“道”中还没有取得真正的“自由”，一直还在“戒慎恐惧”的水平上。心中还没有出现一片晴朗朗的天理，只是到了临死的时候，似乎才明白，原来生生死死都是和“我”不相关的事，担心一生，才知全是白担心，“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吾知免夫”，这时我才明白，我并没有什么错误好犯的。我的手，我的足，都不能动，我的思想不还是好好的吗？如果我的生死是和我的肉体同在同行绝对一体的话，我还有什么话好给你们说的呢？想说也说不成了。
其下的几段语录，是曾子对弟子们的经验之谈，你们想明“道”吗？先从做一个君子入手吧！当你已经不把自己的颜面、学问、脾气，乃至生命的肉身十分看重时，你便可以踏上入“道”的门槛了，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李卓吾似乎明白了曾子的真意，批曰：“不但想他人前日而已，自家今日亦要下手了。”后世许多人太聪明，看了一遍《道德经》，读了一通《论语》，便似乎自己已经“明道”了，其实那只是字面上明白了，在现实中还是免不了被颠倒妄想牵着鼻子走。当自己已经被妄想牵着鼻子走，做了错事，还要推给“道”，推给“因缘”，似乎他变成一个动物也是合理合情的。这便是晚明时，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们干的事情。他们不知“明道”非从真正的“克贪”入手不可。
我们这么说，不是也肯定了南先生现在的做法吗？否也。在曾子时代，提倡人文主义的道德是一种进步，是相对鬼神文化的进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再重复这一套便不是进步了。“狂禅”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但对于冲决封建道德是有好处的，而今日若再学狂禅却又错了，但也不应重复曾子时的道德法则。这里有一个认清历史“矢量”的重要性的问题，今天的科学已经向人类的“生死观”挑战了，我们还能再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去吗？所以在弘扬传统文化时必须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否则便是谬论。
益这个和尚自视太高，自以为开悟了，可以随便褒贬人了，不知曾子是给了弟子们一个真实下手处，禅家在讲七位古佛时，不是有一位古佛说偈道，“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吗？佛家修行不也是从这里入手吗？东方文化正是从人类社会的广泛存在的善行中，看到了生命是可以超越人的肉体存在和需求的，这才没有如西方人那样将生命本体和肉体人看成是绝对的同一。西方人解不了这个现象，把“至善”的生命之德推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上帝”那里，反而把人和“至善”分成了绝对的两个。
我们反对南怀瑾，只是由于他把“道德修养”当成目的了。正因为如此，他对曾子下一段中“道”的解释就大有问题。
南先生道：“‘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的教育，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
我们要问南先生，你对“道”的解释，与曾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如果南先生是伦理学教授，这样解曾子，我们不会说什么，但你是在讲“国学”啊！
依我看，正是由于千百年来，许多人庸俗了儒学，庸俗了东方文化，如今西方文化才能铺天盖地地来到中国，它不是纠东方文化之偏，而是纠东方文化庸俗化、政治道德化之偏。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我们便希望中国文化“西化”，那是不可能的事，而是说神化了的东方文化，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不过，这样做又会产生另外的偏差，人们不再被“虚名”牵着鼻子走，又会落到被“实利”牵着鼻子走。而这正是历史的进步必然产生的一个“之”字形。不能在泼洗脚水时，把孩子也泼出去。最后，人类必达到对生命本来面目的认识。
再看南先生对“仁”的解释：
“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
我们要问一句南先生，你救人救世，是要把人类救到哪里去？人人都做道德先生吗？空提救世是毫无作用的。佛家弟子人人会说“普度众生”，却不知释迦是如何“普度”的，于是便去以伪善自娱，以假德自美，看似日日行善积德，实是与虎谋皮，这和曾子提倡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相去岂可以道里计。一个是时代的先锋，一个是伪善人。
一切都不可脱离了时代的生命观念，一切都不可脱离了历史的“矢量”。王阳明死后，其弟子派别林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明心见性”之后，仍不知心向何去，性自何来，以致空有狂言骇俗，更无宏策安民。只有张居正是一个特殊和例外。
如果不是由于当今的时代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我们也不会急于找着南先生辩论。我们今日说这些话，写这本书，只是想令即将打破“生死”概念的人类明白，生生死死皆是“它”，切不可迷于肉体的“自我”存在，而凭借科学的进步，引发新一轮的贪求狂躁，那就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