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说起复杂来，那是后人搞的，就孔子本人来说，不过是有几个原则：“天人合一”，人而非人，只是天意，天亦无意，赖人表达。何谓天意，尔等应“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直抒胸臆，这便是“天意”，也即是“良知”。正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儒家讲戒惧，只是怕违天意，也即是怕违“率性”，这就是“修道”。
古人无法对“天命”作出科学的表述，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说，便是生命本体的自己的运动规律和既定的“矢量”。在孔子时代，具体讲便是高扬人文精神，具体到政治上便是“民本主义”，统称为“仁”。这“仁”，必通过人表现出来，明白了天意的人，即是“止于至善”的人，这种人认定了的，便说，便行；对了，坚持；错了，改正，率性而行，便好了。这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没有后人讲的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这一切便是“修道”。
在这里我们讲一则晚明学案，供人们参考。
王阳明讲“良知”，无善恶可言。这是他“天泉证道”的核心观点。我们摘一节最好懂的话，好使大家明白：
“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日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了，连前些日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被人理解也不烦恼），不见是（“对”与“正确”）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
王阳明这一套在他的弟子中很是深入人心，尤其是后来的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王龙溪对此畅说最盛，泰州学说强调的便是这“无善无恶”四字。
泰州学派的另一个开创者王心斋（王艮）更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原为盐丁，文墨甚浅，后来拜王阳明为师。他赞叹王阳明：“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于是就自己搭了一辆古色古香的蒲轮车，招摇于大街小巷，一直讲到首都北京。在京都的一些大人先生们本来便不屑于“王学”，经王心斋在京都这么一闹，谤议者更是汹汹，连王阳明自己也受不了了，赶紧移书责备，令他速返江浙。
就是这“无善无恶”，及宣扬这一观点的泰州学派最受后人的攻击，集中在这一点上，东林学社人说：
“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无善无恶’四字当之。”
可见他们对王阳明这个观点的深恶痛绝。
王阳明的观点实是惊世骇俗，其中的道理却是极深刻的，可惜的是当时的人还无法正确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极易被人钻了空子。这观念起自陈白沙，从陈氏到他的两个弟子王阳明、湛甘泉，都以反朱学为旗号，进而出现泰州学派，再到何心隐、李卓吾，其中又出了实干家张居正、大文豪汤显祖，中国人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力量，只在西方以上，而不在西方以下。这个思潮无疑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应乎历史潮流的，是进步的，是孔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一大发展。可惜的是明朝的灭亡，把中国历史上这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扼杀在了摇篮中。
我们下面还会从理论上论证王阳明哲学的正确性及不足，在这里我们只是回忆一下孔子的观点：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晚明诸君，于《诗》之“兴”是做到了，却不知立于《礼》，即依一定时代的“礼”而立，而更无法从理论上知道，这一切皆是成于《乐》的。
要真正明白这一切，非懂一点历史唯物主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