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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4)

对骊姬(图5-10)这个人物,大家可能不陌生。她是骊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的一支,姬姓,在今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之君的女儿,很有姿色,晋献公消灭骊戎后把她俘虏回国,不顾众臣的反对,非要纳她为妃。不久,骊姬生了儿子奚奇,更得献公宠爱。那时候的规矩是“母以子贵”,只有把儿子扶上太子的宝座,自己当上第一夫人,才能取得荣耀而尊贵的身份。为达到这个目的,骊姬绞尽脑汁,谋划了一系列阴谋诡计,就这样,这个女人把晋国折腾得底朝天。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太子申生、二公子重耳、三公子夷吾分而治之,让他们远离国都,后又多次给献公吹枕边风,导致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夷吾被迫逃亡国外,流离失所。骊姬谗害太子申生,以及晋诸公子争立等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这是作者有意吸收一些民间传闻,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多装饰,又加以适当的想象和虚构,构造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实际上,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和优施为骊姬说里克(“晋语一”)等情节,绝非第三者能知道的,而对当时情景的细致描绘,显然是作者合情合理的猜测,虚构的章节画龙点睛,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国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值得为之喝彩的地方。可见,《国语》虽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词,但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把故事穿插其中,通过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国语》包括二百四十三则长长短短的故事,每个故事中都各含有或繁或简的情节,其中也有一些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另外,“吴语”和“越语”曲折恣放,富于文采,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情文并茂。这些生动的文笔,不仅出自史官的记载,而且吸收了宫廷说唱和民间传说的内容。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国语》的艺术成就虽然没法与同时代的《左传》相提并论,但比起《尚书》和《春秋》的简略记载,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

另外,《国语》中的语言平实自然,明白流畅,用语也不乏精彩之处。它与《尚书》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美。它用词并不生涩,句式比较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书中侧重记载那些与治乱兴衰有关的言论,并在其中寄寓历史教训。为了使道理易于接受,讲话的人往往广泛运用譬喻,侃侃而谈。如《晋语八》“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郤邵子富而无德,“侍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摇曳多姿,娓娓道来,含蓄委婉中略带讽劝,章法自然而流畅。后来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就深得此文的精髓。

《国语》中还有些人物对话写得风趣生动,情态可掬。如“晋语四”《谋遣重耳》,记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齐国,贪恋安乐而不想重振兴国大业,于是姜与子犯将他灌醉,放到车上把他带离齐国。重耳酒醒后,“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指子犯)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重耳的暴怒,子犯的幽默,都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并且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两人追赶的活灵活现的场景。相比之下,《左传》的有关记载倒显得过于简略,逊色不少。又如《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一节,也幽默而富于讽刺,称得上文章中的绝妙佳品。

另外,《国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记言时,往往先用简略概括的语言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形成首尾完整的故事,然后通过简要的叙述,再现历史人物的形象,绝对是以事引言的语言汇编。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一节,先写了这样一段话: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短短数十字,就把背景介绍得清楚明白,事情的起因也交代得一目了然,厉王的一怒一喜,生动表现了他的残暴与愚蠢,他仗势压民,使得老百姓不敢言语,像周太庙之金人一样三缄其口,这段话把厉王自以为是而又自鸣得意的情态表露得淋漓尽致。文章结尾,又补充交代说:“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作者意在揭示弭谤的恶果,以寄寓教训。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文章结构。《国语》中这些篇章,达到了记言与记事的完美结合。

从以上这几点来看,《国语》的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定不了的。但也应当承认,它没有《左传》的平实严谨、言简意赅、叙事婉曲的突出优点,也没有《战国策》那种纵横捭阖、妙趣横生、设喻言理的高明技巧,在刻画人物方面,更不能和《史记》同日而语,但它仍然有着它自己的特色,生动之处也不是乏善可陈。比如“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其中包含着逻辑严密的推理和判断;“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百姓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缉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这里面的用词准确,排比对称,也是可以竖起大拇指的。所以说,《国语》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旧传《国语》与《左传》均为春秋时左丘明作,其实《国语》主要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它大概是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由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将各国史料加工润色,编纂成书的。它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史事,始创国别史这种体例,以记言为主,所以称为《国语》。全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包括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约五百年的历史。

由于史料来源不一,《国语》内容也很庞杂。有些内容与《左传》重合,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的与《左传》不同,可见它们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载周王室的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等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多记教诲之语。虽然同其他史书的目的一样,都是惩恶扬善,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筛选。它所记录的,大都是能够从中引出某种经验教训的言谈和事件,并且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所以无论文章长短,它的记言叙事,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其思想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方面,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虽然《国语》许多地方仍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非常重视民意。《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然而,《国语》毕竟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把不同国家的史事汇编而成的,各篇作品的写定时间亦有早晚,有的篇章可能是保留春秋时代的史料,有的则可能出自战国人之手,所以文章风格不统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颇重文辞,较为典雅,风格近于《左传》;“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而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讲究修饰,文章亦较有气势;“吴语”、“越语”文字流畅,文笔别具一格,精彩动人。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国语》的编纂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现象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但比起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比起仅为使“乱臣贼子惧”的修史目的,无疑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它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日趋深化的反映,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杰出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

不足之处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内容上不足以反映一国历史,在编纂上也显得单调,不够完整。但《国语》首创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策》便是分国编排的,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虽是纪传体,但也是分国编写的,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史记》的“世家”,《晋书》的“载记”,明显受到国别史这种体例的启发,都可以看出《国语》的巨大影响。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的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这种事迹有机结合可成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国语》仅仅是材料的汇编,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所以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要稍逊一筹。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纪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等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彩的各地民风。《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的《国语补音》本,宋庠字公序),还有清代洪亮吉的《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比较容易阅读。

三、《战国策》:以人带事的洋洋大篇

1.《战国策》是本什么样的书

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专门研究外交策略,研究如何掌握君主心理,如何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和纵横捭阖的手段,来使一些国家联合,孤立和打击与之敌对的国家,他们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纵横家。为了提高论辩技术,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不断地搜集材料,来丰富自己的学识。有的时候也自己虚拟某个事例,然后演练模拟,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样,在当时或稍后一段时期,这些纵横家们驰骋于各诸侯国之间,为之出谋划策,进行合纵连横的活动,有人因此而显赫一时。他们的言行便被记录下来,故事也被编纂流传,供人学习揣摩。《战国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从它所具有的“纵横”色彩来看,它不是一人一时所写成的,但作者可能就是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们。

其实,《战国策》(图5-11)最初没有固定的名字,还曾经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别名。到西汉时期,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有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就只剩下了“肖”,像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阅读起来很困难。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光禄大夫刘向(图5-12)。刘向奉诏校书,看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版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不全。他便以国别划分,去其重复,把有关的资料分别编入诸侯国中,按照时间排定次序。由于这些材料大多记述战国时游说士人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共收入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战国策》在流传中散失了一些,到北宋中期已经散失了十一篇,后来曾巩访查搜集,重新补足了三十三篇。今天的《战国策》,按照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定次序,共三十三篇,共四百六十章。上继春秋,下至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时间从前490年到前221年,包括了二百七十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它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所以《战国策》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就把其中很多的记载写入了《史记》。

《战国策》是一部贯串纵横家思想的战国史料汇编,集历史资料与纵横家言于一书。《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类,历代史志及《四库全书》也都将之归于史部。但宋代晁公武把它归入子部“纵横家”。这正说明了该书亦史亦文的性质。《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一部分是短篇的说辞,写作时间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很有史料价值;另一部分是长篇说辞,作者写作时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内容上有了推测虚构的痕迹。这两类说辞大致可以作为最充分的印证。它的虚构修饰成分较多,在史料基础上又作了文学加工,带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取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出色成就。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书中的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国宫廷中,挺剑威逼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更何况故事的细节作者还刻画得惟妙惟肖呢。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