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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6)

由此看来,不管是哪一类士人,《战国策》对他们的描写和刻画,已经不像《左传》那样是简笔的勾勒。它以人物游说活动为中心,来统率记言、叙事,安排情节结构,描写人物,开人物传记的先河,并且注意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更加特色鲜明,具体细致,因而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战国策》写了六百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许多人物写得十分突出,功成身退的鲁仲连、不辱使命的唐雎、以理服人的触龙、卓有远见的冯谖、善于讽谏的邹忌、深明大义的赵威后、昏聩刚愎的楚怀王、阴险狡诈的张仪、圆滑机智的陈轸、坚忍倔强的苏秦、老谋深算的公孙衍等,他们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作品通过对他们言论、活动的描绘,塑造了战国时期各阶段、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战国时代的真实而生动的画面。

另外,由于士人们有了人身自由,思想也更加解放,他们与自己的服务对象之间,可以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另一方面,《战国策》主要取材于策士们的著述,所以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才华和能力就是铁饭碗。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引车卖浆的小商小贩,还是偷鸡摸狗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言善辩的嘴巴,都可以取得高官厚禄,甚至是朝为寒士,暮为卿相。正是因为这样,才造就了这些个性鲜明的士人,也才形成了这样多姿多彩的士人画廊。

3.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

既然纵横策士是战国舞台上的主角,那么,在《战国策》这出戏中,最精彩的就应当是纵横策士们的游说辞令了。的确,纵横策士们汪洋恣肆的论辩艺术是《战国策》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至于怎样的引人注目,还得从他们的说服故事谈起。

张仪是众所周知的纵横家,他的论辩艺术是绝对让人望尘莫及的。张仪游说秦王,首先列举了秦王的许多失策,继而称赞秦国的强大,然后鼓动他说:“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秦策一”)。张仪为了打动秦王,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分析了形势,指陈利害关系,甚至不惜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在人们看来,张仪甚至有点声泪俱下了,他以声势夺人,具有强烈的蛊惑和煽动性。像这样的游说,怎么能够不打动人?怎么能够不成功呢?

另外,苏秦劝齐王扣留楚太子,竟一口气举出十种不同的结果,一一加以演绎;蔡泽说范雎,先令人激怒范雎说“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见面之后,又大讲功成身退之理和对方的危险处境,终于使他让出了相位;鲁仲连说辛垣衍,声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引起对方强烈反应,然后才详述帝秦之弊。庄辛第二次进谏时,是楚襄王已经历了国家的破败,主动请回庄辛,向他求教的,按正常情况,庄辛应向楚襄王献策,帮助国家渡过这场危机。但他却并不这样,而是再次渲染楚王面临的危险局面,其实是答非所问。这种故意在对方面前卖关子,张大其词,危言耸听的进谏方式,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引起对方重视。这些说辞都以夸张声势取胜,敢想敢说,纵横驰骋,辩丽恣肆,但又不是完全的夸夸其谈,它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抓住了诸侯国君的心里,并且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必要时以情感人,慷慨激昂,披肝沥胆;还有时极力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为了使听者慑服,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辨析,实为巧言利口,故弄玄虚。他们不再讲究谦恭文雅的风度,也很少用道德礼义去说服人,与《左传》的行人辞令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上面提到张仪说服时的光彩照人,可他也有极糗的一面。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当谋士陈轸与张仪同在秦惠王手下任职时,张仪向秦王中伤陈轸,说陈轸向楚国提供国家机密,并准备投降叛国到楚国去。秦王于是把陈轸叫来,要他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得清楚没事,说不清楚则把脑袋留下。陈轸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楚王会用我吗?”接下来,陈轸向秦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楚人有两个妻子,另一个男人去勾引他的妻子。当这人去勾引年龄稍大的妻子时,遭到了痛骂,当这人去勾引年轻一点的妻子时,却获得了成功。不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当有人问那个男人要娶哪个女人做妻子时,那个男人却说要娶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因为他认为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做妻子才可靠,而那个年轻一点的,既然可以背叛她原来的丈夫,不也同样可以背叛新的丈夫吗?讲完这个故事后,陈轸对秦王说:“如果我真向楚国出卖情报,不就像那个年轻一点的妻子吗?楚王怎么会信任我呢?”秦王觉得陈轸的说法很有道理,便更加信任陈轸,而不理会张仪的中伤了。这样的言辞委婉巧妙,语言之通俗浅显,让人一听就懂,一听就被采纳,所以他不需要枯燥抽象的说理,高深莫测的学问,而是需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

当然,这是需要技巧的。《战国策》中对比喻、寓言故事和史事运用得游刃有余。它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妇孺皆知的事物作为喻体,令人一目了然。如“室如县罄、野无青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困兽犹斗”、“从善如流”、“危于累卵”、“三人成虎”、“唇亡齿寒”、“报薪救火”等,至今还有生命力。《战国策》中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据统计,《战国策》中有七十则寓言,咱们比较熟悉的有:“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惊弓之鸟”、“百发百中”等。就拿“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一》)的故事来说吧: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掌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作者用这则寓言来说明,诸侯表面上害怕楚将昭奚恤,实际上是害怕楚国。由于它通俗生动,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狐假虎威”在后代成了家喻户晓的成语。这些寓言大都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富于现实感。可以说,它们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彩,表现出较强的艺术力。

苏秦的口舌之功几乎也是家喻户晓的。“齐策一”中记载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不用多说,您看完这段话,也会苏秦鼓掌喝彩吧。辞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再加上大量的铺陈、排比、夸张和比喻,酣畅淋漓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就自然而来了。“楚策四”中庄辛对楚襄王的说辞,用蜻蛉、黄雀、黄鹄、蔡灵侯层层设喻,由小到大,又由物到人,由远及近,一直说到楚襄王自身,使其认识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文章逐段铺叙,层层深入,掀起五道波澜,构成逼人的气势。这类铺张而扬厉的辞令,对汉赋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以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总之,《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丽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散文所达到的新水平。

4.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高调张扬

争名求利的人生哲学,一向被人们嗤之以鼻,是不入流的。即便是心里想的自己做的都是争名求利的事情,一般也是不拿到桌面上来正大光明地谈论的。可就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为个人名势而奋斗的哲学是被高调张扬着力渲染的。那就是《战国策》中所描写的那些纵横家们。

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判之前,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特征。《战国策·韩策二》记载:楚国攻打韩国,楚军包围了韩国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派很多使者向秦国求救,使者车辆络绎不绝、冠盖相望,秦国的军队还是不出崤山来援救韩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国又派尚靳出使秦国,当他对秦昭王点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后,秦国宣太后召见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银两,难道不能让我得到一点好处吗?”秦宣太后开口便先谈利,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比这更赤裸裸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见到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回家便问他的父亲:“耕田之利几倍?”“珠玉之赢几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弄明白这些现实问题后,才资助异人搞投机。《战国策·齐策四》中记孟尝君曾被齐王放逐,放逐后他豢养的门客几乎都离他而去,这个时候谭拾子劝他说:“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这段话当然是为了劝解孟尝君的,但言语之中,没有一处不是功利的。他认为,当一个人有钱有地位的时候门庭若市可以理解,树倒猢狲散也是人之常情,公然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行为进行辩护,没有一丁点儿的遮掩。

其实,书中有不少士人,他们都是为了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的。更有一些人,甚至把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丢弃殆尽了。听一听苏秦说的话吧,听完以后你就会明白他们的奋斗目标和终极目的了。他认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燕策一”)苏秦不光说了,他也是那样做的。他先是游说秦国不成,转而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可以说是朝秦暮楚,没有坚定的立场,谁能够给他好处,谁能够让他实现自身的价值,他就帮助谁,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名势。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完全是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真实。另外,苏代也曾宣称,孝、信、廉等道德标准不足取,认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同上)这番话说得明明白白,儒家的仁义道德完全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战国策》的作者们对这种争名逐利的思想是津津乐道、大力宣扬的,对那些不讲信义、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的手段也是认可的。另外,“齐策六”所载鲁仲连《与燕将书》中指出:“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他以管仲和曹沫为例说: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节,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敝也。

鲁仲连主张为成就“终身之名”、“累世之功”而不顾“小节”、“小耻”,突出反映了新兴士阶层的人生追求,这种人生追求也只有在战国这个崇实尚利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很显然,当时传统的伦理观念受到新兴社会意识的尖锐挑战,人们撕去了笼罩在国家与人际关系方面的温文尔雅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崇实尚利的价值观盛行于一时。“齐策五”记苏秦说齐湣王说:

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借、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在这种政治思想指导下,谋臣策士们不再谈论“敬天保民”和道德信义,而是崇奉审时度势,运用诈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谋略、外交与游说的作用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樽俎之间,折冲席上”(“齐策五”),成为纵横家们倾心追求的目标。而他们的计谋又多半与尔虞我诈、倾轧陷害紧密相连。如齐助楚攻秦,秦欲伐齐,先派张仪赴楚,拆散齐、楚联盟,许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楚王绝齐,秦又暗中与齐联合,而不予楚商于之地;楚王大怒,举兵伐秦,秦、齐、韩三国共攻之,大败楚军。像这类只求一时效果,不讲信义的诈谋权术,被作者极力推崇。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策》中,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后来司马迁“隐忍苟活以就功名”的思想也可能就是从这儿得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