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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史记》:昂首天外的极顶之作(1)

但凡是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的。单单就司马迁本人,就足以让许许多多的人啧啧称赞并崇拜敬仰了。《史记》的出现,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它在中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都是一座光辉闪耀的里程碑。就文学而言,无论匠心独运的人物刻画、瑰伟奇肆的语言运用以及对历史事件史诗性的描述,它都是名副其实的极顶之作。从这个层面上说,《史记》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就更是非同小可了。

一、司马迁: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说到《史记》,就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司马迁,而想到司马迁,就不能不让我们心中洋溢起崇敬之情。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写成《史记》的?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推崇和仰望呢?要弄清这些问题,还得慢慢从头说起。司马迁(图5-1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还有种说法是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地位并不十分显要,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他的父亲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但是,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之前,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没有做完的事业。

司马迁从小就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幼年时学习就很刻苦,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书传,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他跟随父亲去了长安,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曾向今文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他满怀求知的欲望,从京师长安南下,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曾经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这给他提供了读书的便利,使他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并且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这对踌躇满志准备编写《史记》的司马迁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几乎天天都埋头苦干。他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著作。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撰写伟大著作——《史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司马迁的不谙世事使他遭受横祸。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时,却遇上了“李陵事件”。

同年夏天,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结果却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默不作声。当汉武帝问他时,他一面安慰武帝,一面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德,能急国家之所急,很有国士风范。况且,李陵征战千里,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投降肯定是情有可原,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就是这些话惹恼了汉武帝,他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开脱罪责,影射他那爱妃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被投进监狱。不幸的是,案子落到了当时声名狼藉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逼供,司马迁忍受了各种非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这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汉武帝信以为真,他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死刑。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汉武帝时代,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二是受“腐刑”。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一想,“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如果就这样受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而已,是毫无价值的。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拿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事迹来鼓励自己,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勇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历经六年的牢狱生活,征和元年(前92),司马迁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司马迁从此更加努力地写作,从元封三年(前108)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前93)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苦痛,用整个生命写成了这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序》)。公之于世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展示了我国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六十九列传、十表、八书,一百三十篇,共五个部分,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如《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作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失,只有《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的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创作了伟大的《史记》,司马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纪传体的开山鼻祖。

二、极具吸引力的叙事史诗

在《史记》中,人们可以看到不胜枚举的奇闻逸事,其中有些叙事,想象丰富,情节夸张,就像一位小说家在游刃有余地泼毫洒墨。

对于汉高祖刘邦(图5-18),大家也许早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司马迁下足了工夫,围绕他叙写了一系列的故事,《高祖本纪》一开篇,便抓住了读者的心。他是这样写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刘邦的母亲感龙而孕生了刘邦,按照科学的生育观来讲,这是极端唯心的。可是,正是由于刘邦的神奇出生经历,弥补了他出身卑微的缺陷,这种传奇性的描写恰恰符合刘邦作为一代帝王的身份和地位。另外,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刘邦斩白蛇”这件事了,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高祖“斩白蛇,起义兵”是被刘备那拨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你可能会纳闷了,“起义兵”还可作为一个大大的功绩,怎么“斩白蛇”也成了刘邦的功劳了呢?这里面有个大学问,原来刘邦所斩的那条蛇不是一般的蛇,那蛇是白帝之子,斩那条蛇的人就是赤帝之子。可见,“斩白蛇”这事件对于刘邦来讲显然是意义非凡,也就是斩白蛇事件以后,刘邦身边开始聚集了一批人,他们在刘邦的领导下起兵反秦。像这样的奇事,其中也许有民间演绎的成分,但作者的奇思妙想,以及叙述技巧的运用,还是给故事增色不少。

当然,仅仅依靠这些奇闻逸事,还不足以对读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也不能够说明《史记》叙事的史实般的波澜壮阔和宏伟。对重大事件的把握,对复杂史实的掌控,对众多头绪井然有序的安排,都颇能显示司马迁在叙事方面的功力。对主要历史事件的真实可靠的叙述和文学性的艺术加工相得益彰,在历史与逻辑的交融统一中,展现出一幅幅精伟恢弘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