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话题中国文学史
19023500000111

第111章 《史记》:昂首天外的极顶之作(4)

《史记》还有的放矢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合理的夸张、大胆的想象,以及渲染烘托,几乎现代小说中所使用的一切表现方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使用了。所谓“夸张”,就是言过其实。夸张修辞,则指的是有意识地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或事物进行扩大、缩小或超前的描述,从而更加鲜明地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有力地表现作者对人或事物的鲜明态度,引起读者的共鸣,获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巨鹿之战时,项羽所向披靡,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广武之战时,“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垓下之围时,“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这些地方都采用了夸张手法,描写项羽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蔺相如在秦廷怒斥秦王、保全璧玉时,“怒发上冲冠”;鸿门宴时,樊哙闯入军门,“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大家都知道,人暴怒时会瞪大眼睛,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头发根根直竖,更不会眼珠子蹦出来的。司马迁的描写虽都极为夸张,但也让人觉得十分合情合理。

另外,文中还运用了排比和对偶的方法,使得文章文从字顺,秩序井然。如《汲郑列传》中“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昭示了交友的真谛。《货殖列传》中“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借以强调农、虞、工、商四者并重,并揭示物质生产有自身的规律性,不是统治者的政令和教化能左右的。像樊哙的“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样的表述,文中几乎比比皆是。

司马迁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练、通俗流畅而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评价司马迁,说他“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史记》虽然秉承“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语)的“实录”精神,但也使用了大量的非史笔描写,正是这些文学手法的大量而自如的运用,才使得《史记》产生了强烈的文学效应。

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司马迁本身的传奇性和坚忍性就让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史记》的面世,又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更加绚丽的光环。

《史记》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又增加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有人说中国没有鸿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②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给《史记》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人可能会说,这谁不知道,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可是,笔者搜罗殆尽,也没能找出比这更贴切的评价。鲁迅先生不仅从史学的角度称赞了《史记》,对它的文学价值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中,对《史记》风格和地位的评判,也在这句言简意赅的话语中了。实事求是地讲,不管是作为史学名著还是文学名著,《史记》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司马迁记录了历史,见证了历史。他以时间编年为经,以历史事件为纬,高度客观真实地记载了历史,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他的笔墨和识见,使得历史人物的事迹没有磨灭,历史事件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消亡,就连典章制度,甚至外国的历史资料,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它开启先例,建立了标榜后世的通史体裁。在我国古代,史学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史记》一出,史学独立的地位也日趋明朗,仿效这种体裁修就的史书也相继而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影响深远。俗话说,饮水思源,这理应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从文学价值方面来看,确切地说,《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名著,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功底扎实而深厚,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十分高妙。他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他注意材料的取舍、细节的刻画和心理活动的描摹,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他重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对千头万绪的复杂史实,都设置得非常巧妙妥帖;他以形象和情节来解绎和观照历史,使情节更加完整,更富有戏剧性,故事化特点非常突出;他见识高远,观念进步,文字生动,笔力洗练,且感情充沛,以至于北宋名家洪迈在《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中不由自主地说他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

在《史记》里,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六十九列传各有特点,又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体例谨严的整体,并且叙事完整,枝蔓清晰,结构巧妙,形成了纵横交错又井然有序的叙事网络。其实,在《史记》之前,很多体例已经出现过,如编年史有《春秋》,并不是司马迁独创,国别史有《国语》、《战国策》,以文告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有《尚书》,年表类有《谱牒》(已失),包括世家、传、谱三种体裁在内的有《世本》(已失)等,但它们只是孤立地运用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记录历史,到了《史记》,就把编年体和纪传体第一次结合起来了,并且结合得如此完美。《史记》以人物为纲描述历史,以人带事,张弛有度,褒贬自如,自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写人物,采取专传、合传等形式,其中把同类人物放在一起立传,是他的独创,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历史,这样的成就,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另外,为刺客、游侠等一些中下层人士立传,也显示了司马迁的胆魄和识见。

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是司马迁一贯遵循的原则,这一点,连对司马迁颇有微词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有他修史的理想,并把他的理想寄寓在了历史的实录当中。他为后世的帝王立下规矩,为人伦确立了准则;他选择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为其作传,以人物悲剧命运为内容,将述史的着眼点放在人物及其命运上面。司马迁的笔下,有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如《屈原贾生列传》等。他既表彰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又赞扬那些能够忍受屈辱苟活于世的人,提出“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的生命意义标准。虽然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与圣人的评判标准也很不一致,但正是因为司马迁自己有着深刻而痛苦的生命价值体验,才使得《史记》人物传记与众不同。他选取有突出典型意义的人物,运用互现法,全面记录人物的一生,并让人物的经历故事化,耐人寻味。如前面章节已经提到过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就是如此,作者注重大场面描写,也注意细节的刻画,还有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极为精彩的白描文字,展示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和画面,好像作者本人亲眼见过,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科学的思想和进步的观念,再加上高深的艺术造诣,司马迁叙事和写人的技术绝对是一流的。

司马迁独特的经历和他别样的视角,造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书中既有琐碎的生活细节,又有宏伟壮大的历史场景,作者把历史与艺术融为一体,把人物和事件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塑造人物,叙述史实,并在写人叙事中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既描写出人物的壮伟,也写出了历史的宏深,显示了《史记》广远宏富、雄深雅健的风格。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如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的项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的田横,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等等,他们都是悲剧英雄,虽然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但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是不同的,作者都作了分析和揭示,并对他们的悲剧寄寓了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雎、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富有传奇色彩是《史记》的另一个风格特征。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的事情,还写到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即将到来。写刘邦的出生,说他是母亲感龙而孕,还用刘邦醉酒斩巨蛇等传说来显示他的灵异,给刘邦的发迹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除了这些传奇的传说之外,《史记》中涉及的不少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如《留侯世家》中张良的仙风道骨,仿佛神仙灵异;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世外,终身隐居不复见的奇士风貌。当然,这种传奇性的存在,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也是不无关系的。司马迁在行文中变化多端,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得文章意到笔随,纵横变化,扑朔迷离。

《史记》是史传文学名著,也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既有《诗经》的现实性,又有着“楚辞”的浪漫特色,同时,还借鉴了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在它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会聚一身的荣耀,可以说,它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它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和传记文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源头。

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他积极入世,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他批判暴政,呼唤世间真情,他志存高远,自尊自爱,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精神为后世所崇仰,启迪、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