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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繁花似锦的中古骈文(1)

西汉、东汉之际的大作家扬雄虽然文思超群、佳作颇多,却嘲笑辞赋乃是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大约两百年之后,魏文帝曹丕一反扬雄的论调,把文学创作推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文学的地位提高了,她不再甘心依附在儒家经学的身影之下,不再仅仅是汉代侍从文人手中取悦帝王的工具,她要表达作家之心志,抒发一己之深情,她更要以自己外形上的绚烂夺目,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在文化史上的空间和地位。

先秦散文中偶然出现的对偶句,自东汉开始逐渐成为文章中的主导句式,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对这种句式似乎更加爱不释手,下笔作文,则必然对仗,于是形成了一种似乎通篇都是“对联”的新型文体。相对于先秦时代句式长短不齐的文体,当时的人称之为“今体”。清代学者送给它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骈文。不单朝廷庙堂上的诏诰文章要用骈文,民间书信也用骈文,就连逻辑复杂、头绪纷繁的学术专著,同样要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来写。魏晋六朝时代,士人爱美的风气无处不在,他们当中有所谓“行步顾影”者,比如魏晋之际的名士何晏;南朝士人当中更是不乏喜爱浓妆淡抹、施朱傅粉者。文人们钟情于骈文,主要也是因为骈文具有华丽的外表:通篇对仗的句式,体现出整齐的建筑美;平仄相间的声韵,展示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重视雕琢文辞,因而颇具色彩美;讲究使用典故来表情达意,所以还富有含蓄美。中国独有的骈文,在中古时代掀起一股席卷整个文坛的唯美风潮。

一、简明扼要说骈俪

“骈”字的本义是两匹马并驾齐驱。骈文,就是用对偶句组成的文章,有时候也称为骈俪文。就是文章中的每句完整的话,都由两个分句组成,两句在意义上相同或相反。“俪”的本义是两张并列的鹿皮,总之都离不开相同或相对的两者并列在一起这层意思。骈文在英文中被译成“parallelprose”,这个译法还是能够体现出它结构上的基本特点的。

今天比较常见的对联,实际上就是骈文的基本句式。对联可以说是人们特意把骈文中的一个完整的句子拿出来,单独成为一种文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联的出现比较晚。相传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君主孟昶是对联的创始人。有一年的春节,他把“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样一个工整的骈句分别写在两张大小一样的纸上,这就成了对联。对偶是骈文在形式上的基本特点,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骈文,就要看它是不是大部分句子使用了对偶的骈句。

当然,骈文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大致都是在骈偶的结构确定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具备的。比如讲究音韵,最早的骈句中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就成了有意识的追求了。文章的声韵理论到了南朝齐武帝永明之际(483-493),才由沈约、周颙、王融等人倡导起来,相当复杂,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严格遵守;直到六朝之末,徐陵、庾信等人才运用到比较圆熟的程度,不过也没有丝丝入扣,毫不错乱;只有唐、宋时代的一些骈文大家才真正做到了严守勿失。做到这一步是要下很大工夫的,不过到了这种精密的程度,作文章也就难免有些“受罪”了。再如刻意使用典故,也是两晋以后的骈文才出现的特点。用典本来是为了借古喻今,散体文同样使用,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骈文却要考虑到句子长短、音韵的平仄和用意的虚实等等因素,而且后来发展到一句一典,作者不仅要记诵大量典故,更要花费很多裁剪熔铸的工夫,实际上也是个苦差事了。所以后来出现了不少类书,比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还有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等、分门别类的类书,多半都是为了写作骈文时查找典故的需要而编纂的。再者,骈文还讲究辞采之美。对偶本身就有一种对称之美,骈文就是一种美文,对美的追求还表现在词句上,秾辞艳藻也是骈文的追求目标之一。总起来讲,音韵、用典和辞藻都是比较次要的特征,可轻可重,能多能少,都不关乎骈文的本质,只要绝大部分句子以对偶的形式出现,骈文就算成立了。

骈句的起源早于骈文。《尚书》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对仗工整的句子;《老子》书中的韵语和对偶句相当多,比如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类似的句子在《老子》书中还有很多。《周易》中的对偶句也不少,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等都是。秦汉时期,李斯、贾谊等人的某些议论文章,继承了战国策士论辩文章的风采,句式比较整齐,对偶句比较多,而且经常把三句或更多结构相同、字数相当的句子排列在一起,用铺排的方式增加文章的气势。东汉散文中骈偶句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越到后来,骈句的成分越多,到南朝中后期,几乎通篇都由对偶句子组成,这就形成了正式的骈文。骈偶句不单在文章内部的分量逐渐增加,从体裁上也呈现扩张的趋势。南朝后期,除了极少数学术性的文章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成了骈文,就是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全书也都是用工整华丽的骈文写成。中国古代散文,从源头看几乎都是散句,后来散句和骈句夹杂在一起,经过骈句成分逐渐增加的过程,到南朝后期,通篇对偶的骈文终于成就了一统文坛之势。

骈文的成熟在南北朝。我们所说的骈文发达的状况,多半都是指南朝。笼统地说,南朝在政治上要相对安定一些,经济也更发达一些,北朝则长期处在战乱和贫困的状态里,因此南朝文学的发展基础肯定要比北朝好得多,散文的成就也更高一些。这并不是说北朝散文一塌糊涂,北朝也有很好的文章,郦道元的《水经注》描写我国各大水系及其相关的风景名胜、掌故逸闻,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回忆北魏洛阳寺庙的繁盛,文笔都极为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在古代山水游记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但从总体上说,北朝的散文艺术水平确实不如南朝。比如有一次,南方的任昉出使北方,北方的魏收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任昉,希望他给带到南方去鼓噪一下,扩大一下影响,提高一下自己的知名度。没想到任昉在过江时就把这些文稿都扔到水里去了,身边的人感到很奇怪,任昉说:“我这是替魏收遮丑!”意思是魏收的文章根本不会被南方文人看得起。其实魏收的文笔在北方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是“北地三才”之一,竟然还被南方文人这样鄙视。

南朝骈文的繁荣景况不次于诗歌,只是诗歌流派较多,有个性的作家也比较多,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南朝骈文的应用范围远远超过了诗歌。特别是齐代以后,骈文的使用更加普遍,即便是家书或者给亲密朋友的书信也使用对仗工整的骈文。今天的人看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些奇怪,自家人说事儿还要文绉绉地凑“对子”吗?这就说明当时写文章用骈偶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了。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些文人即便诗歌作得很好,可是不擅长作骈文,想要给自己的夫人写封信,还要专门找到骈文高手给代笔。梁代何逊就有《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有《为王宽与妇义安公主书》,庾信有《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上黄侯世子就是著名的诗人萧悫,他曾经写出过“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这样优美的诗句,但是给夫人的骈文书信竟然要找人代笔,可见当时人对骈文的重视程度。

骈文并不是平白出现的,它的出现、成长和发展成熟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世界本来就存在奇偶相生的现象。奇就是单数,偶就是双数,有单就有双,有双就少不了平行或对立。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阴阳观念,有阳就有阴,有天就有地,有男就有女。先民从这些自然现象中逐渐形成了对偶的观念,追求对称之美,把这种观念应用到文章里面,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其次,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字,为词义的对偶提供了条件。单音节字可以自由组合,可长可短,意义相同或相反的字很多,选择的余地很大,造成对偶词或对偶句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南朝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最早总结对偶规律,提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种对偶方式;初唐作家上官仪提出八种方法;中唐时代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里总结出了二十九种对偶方法。人们对对偶规律的探索越来越自觉、越来越细密。

另外,我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发现了汉语的声韵规律,推动了散文骈偶化的进程。他们把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又从整体上归为平声和仄声两大类。南朝周颙、沈约等人专门提出,诗文中一句话里面相邻的字在平、仄上应该不同;对偶句中,上下两句话里面相对的字在平、仄上也要不一样。另外还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规律和应当避免的错误,统称为“声病”规律,沈约等人提出“八病”;后来,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提出二十八种“病”,这部书里还有一篇《文笔十病得失》,细致极了,反映的是隋唐人对骈文声律的要求,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声律规则还没有那么细致、严格。

最后,社会风气的推动也造成了骈文的流行和普及。大家都爱好骈文,后来干脆就用骈文选拔人才,既然做官都需要考骈文,大家写骈文的积极性自然就高涨起来,都去写骈文好了。“利益”这个驱动力是最不得了的。

总起来看,骈文的出现和流行,是人们自觉关注文章形式的结果,体现了我国古人对散文形式美的自觉追求。骈文的普及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南朝到唐代中期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凡是文章,就应该是对偶的,或者说只有骈文才是“文”,不是用对偶句写出来的东西,就算不得“文”。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文学批评巨著当中,专门开辟了“丽辞”这一篇,来说明写作文章必须对偶的原则。他的这部理论性极强的巨著,说明了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微观的阐发,竟然从头到尾都使用了骈文,而且语言辞藻之美让人爱不释手,一千多年以来,竟然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去研究它。当时绝大部分历史和哲学著作,也使用骈文,虽然没有达到《文心雕龙》那样的艺术水准,却把骈文的市场扩大到了最广阔的限度。当时并没有“骈文”这个名字,因为凡是“文”,必得“骈”,没有另外命名的必要。中唐时代“古文”兴起之后,骈俪之文才专门被称作“今体”、“时文”、“四六”,这些名称都是为了同散行的古文相区别才出现的,“骈文”这个名字直到清代方才出现,使用的历史反而最短。

从先秦文章中偶然出现的骈句,到汉魏六朝骈文的逐步发展、正式成立,再到六朝中后期的繁荣昌盛、一统文坛,这个过程有上千年的时间,真正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五六百年。骈文毕竟同口语差别比较大,写作方法比较繁难,阅读起来也很费劲儿,所以从它一统文坛的时代开始,就有不少人起来批评骈文。开始批评它文风的浮华,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人主张干脆废除骈文这种文体,代之以同口语比较接近、写作比较自然的散体古文,这个呼声很得人心。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古文的市场大大扩展了,骈文的领地相应退缩,退缩到最后,两者大体“划地而治”:公文领域和部分科举考试的文章仍然由骈文来主宰,其他领域古文大可通行无阻。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白话文一普及,两者作为实用文体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二、士族生活的华美书写

东汉和曹魏时期的文章,对偶句很多,虽说可能出于作家有意的安排,但是总体上看比较自然,和散句搭配协调,用典也不多,读起来轻松、流畅,每个句子和整个文章的意思都很容易理解。骈文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西晋有个了不起的作家陆机,不仅诗歌对偶的成分多,文章也是如此。他的文章,对偶句所占的比例在西晋时代是最高的,而且刻意造成对偶的意图很明显,辞藻还很华丽,特别重视形式上的修饰。用地道的骈文来写逻辑性很强的论文,大概就从陆机开始,这需要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比如《辨亡论》,篇幅就很长,乍看就知道写作的时候很费心力;再如《文赋》,虽说是篇赋,但实质上也是一篇句式整齐的骈文,论述写作过程的各个步骤,把那么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如此华美,确实不是一般作家能够做到的。在陆机的文章里面,要数《演连珠》最像成熟的骈文。我们只引一段观其大略:

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以纪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连珠”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最早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写作出来的,所以前面总有“臣闻”、“盖闻”一类的词。西汉作家扬雄的连珠年代最早,都是散体,不用对偶;从东汉班固,到三国时期曹丕、王粲等人的模拟之作,都变成了对偶句。陆机的拟作,对偶最为工整,而且最讲究辞藻,在所有连珠作品中最负盛名。

陆机的文章非常重视对偶和辞采,可以说是骈文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是他的骈文多是论文或者应用文,虽然华丽,却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里面总是没有他自己的感情。比陆机年代稍早,有位四川人李密,虽说不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却写出了一篇让后人千古称颂的好文章,那么多的古文选本,都不会漏掉他的《陈情表》。很像唐代的张若虚,只靠一首《春江花月夜》,就让人永远忘不了他。

李密(224—287),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三国时期,他在蜀国做过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晋朝统一之后,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他名声很好,征召他到洛阳去做郎中、太子洗马,李密推辞了。一般人都喜欢做官,比较正直的人希望做官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实在事,可以为国家、朝廷效力;还有不少人认为做官可以颐指气使、前呼后拥,少不得有人巴结,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腐败,可以对看不顺眼的人尽情地打击报复。所以很多人都去跑官、要官、买官,像李密这样给官却不愿做的人比较少见。李密为人比较谨慎,也很周到,他怕朝廷误解他,错认为他对朝廷有什么意见,于是就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他不愿做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