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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文学与史学的完美交融——史传文学引论

看到“史传文学”这个题目,也许你会觉得不大理解。按照文学体裁来划分,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还真没有听说过“史传文学”呢。是啊,“史传文学”是什么?到底应该怎样来定位呢?

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把解释经的文字叫做“传”,那么,像《春秋》、《左传》这样的作品很显然就是“史传”了。他还论述了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非解经的著作,可见,刘勰所说的“史传”,囊括了从上古虞夏时期到魏晋时期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传记文学”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史传文学,它不单单记录历史,又不仅仅是传记文学,它是“史”和“传”的结合体。因此,魏晋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便不属于笔者所要谈的“史传文学”这一类了。那么,史传文学存在的下限就截止到魏晋六朝这个时期。

其实,对于“史传文学”,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史”即历史,“传”是传记,而传记又是文学的一种,因此,“史传”就是一种历史文学。作为历史文学,很显然,它既要具备作为历史著作的要素,又要具有作为文学著作的条件。一方面,它真实记录着历史,另一方面,它又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和叙述事件,这两方面有机结合,便产生了史传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事是史传文学的骨肉,叙事的方式、手段和态度直接决定着史传的文学价值及其所达到的程度。叙事又离不开写人,写人是史传的中心目标,再现生动、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是史传文学的显著标志。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无论叙事还是写人,都要用语言来表达,所以从外在形式上看,史传的文学性还凝结在语言上。朱东润先生也说过:“传记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①所以传记文学既要记述历史,又要刻画人物,而文学也是离不开人物形象塑造的。可见,史传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它只是一个子文体,是衍生出来的,具有文史交融的特性。

上古时期以史为主导,只讲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史学强调的是“实录”,以展现历史本来面目为第一要务。而文学则是“再现”历史,往往允许掺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之后的创造性成果。文学和史学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史传文学中,这又不成为问题。史传文学体现了矛盾的融合,是文学介入了历史。

从《尚书》、《春秋》史传文学发出稚嫩的萌芽,到《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时,史传文学开始走向经典,再到《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想象、虚构等手法的涉入史实,史传文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司马迁的《史记》出炉,史传文学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到达顶点之后走下坡路,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史传文学也是这样。到了《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随着文学与史学的逐渐分家,文学走向独立,史学也趋向回归,就这样,史传文学开始向纯史学发展,可以说,《后汉书》之后,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史传文学了。就这样,史传文学经历了从萌芽到长出幼苗,到枝叶繁茂,再到硕果累累,最后到叶落枝枯的演变过程。

因为上古没有“文”和“史”的观念,文史不分家,所以才产生了史传文学。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很多的历史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图5-1)等,都是靠口头方式广为流传的。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神话传说便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还经过改造成为史籍材料的来源,如《左传》中所说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及失传的百国春秋,还有以记言为主的《尚书》和以记事为主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的产生,使得史籍的编写得到空前发展。史官们在记录史实时,也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对细节的描绘和故事情节的渲染,在描写人物时,能够突出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使作品散发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又为史传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史书的文学色彩更加鲜明和引人瞩目。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著作,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件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事件,以成熟的纪传体通史形式开辟了我国史传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成功经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把两个看似相悖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做到了文和史的交融统一,既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因此,后人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史记》,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它。

继《史记》之后,另一部史传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这是一部“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它以详赡的资料展现了西汉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远远比不上《史记》,但其中的一些人物刻写和历史事件描述也是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赶不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的正统思想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发挥。后来出现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其文学性就更难与《史记》相比了。东汉以后的史籍,大多沿袭了《汉书》的体例,它们注重的是对史料的收集,对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运用和感情的酝酿,因此,文学性逐渐降低,走向纯史学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对于“文”的接受,也是有一个进展的过程的。老子曾说“美言不信”,他不主张修饰;而孔子则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实这不仅仅是道家和儒家之间的分歧,而恰恰体现了其他的东西。比如《国语》记述历史史料,行文质朴,用语单调,读起来非常乏味。而《左传》、《战国策》则不同,它们较强的文学性,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兴奋和惊喜。《文心雕龙·原道》中,援引《周易》的文辞,来丰富文学的意蕴。它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了文学美的价值;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的变化和创新。刘勰对文学性价值的肯定,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研究史传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当然,要全面评价史传文学的价值,不仅要近距离审视作品本身,而且还需要放眼考察它在当时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后世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一直都有着史传文学的影子,如影随形,史传文学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中国史传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这份宝贵的遗产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荣幸和骄傲。但是史传文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丰厚的底蕴,如果想对史传文学发展史上的种种事件和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详细了解,将需要很长时间,下很大工夫。为了让一般读者花较少的时间,对中国史传文学的诞生、发展以及著名事件、著名作家和作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提纲挈领的认识,本书就以简短的篇幅,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叙述我国史传文学史上那些著名而有趣的故事,使读者通过此书,对中国史传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