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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左传》、《国语》、《战国策》:情节与人物解绎的文史经典(1)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周代朝廷和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也编写了不同的史书。国君身边还有各类瞽史,经常讲诵历史故事和民间传闻,这些内容后来也被编入史书中,促进了历史散文的文学化。官学下移,士人地位的提升,促进了私人著述风气的盛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各具特色的史传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它们或叙事详赡,或以事带言,或以人带事,摆脱了言事分记的幼稚,故事情节完整而曲折,人物描摹细腻而生动,许多篇章引人入胜,堪称文史交融的典范。《左传》等已经用人物和情节来演绎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史传文学已开始走向经典。

一、《左传》:以故事耸立起来的丰碑

1.左传是怎样写成的

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了《春秋》,可在这儿又不得不再次提起它。提起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所要说的《左传》,跟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传”是“解释”的意思,相传《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它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正如前章所说,《春秋》的“简而有法”是出了名的,它不仅记事简要,对义理的阐发也是相当的隐讳,孔子从来都是意在言中,不轻易点破玄机的,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不少解释这部经典的著作。《公羊传》、《榖梁传》都是从符合本群体利益的需要出发,重在解释、阐发《春秋》经义,以议论为主,是名副其实的解经之作;而《左传》却不一样,说它跟《春秋》有关联,是因为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要,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在《春秋》记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提炼和加工,描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摹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它把历史事件写得更加完整细致,更加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让人物更加丰满逼真、活灵活现,从这点上来看,说《左传》是解经之作也未尝不可。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跟这个性质却不太一样。汉哀帝时,刘歆为《左传》争名分,想把它立于学官,认为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一样,都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并称之为《春秋左氏传》。西晋时,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把它和《春秋》合为一书。这实际上有点乱点鸳鸯谱,《左传》与《春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在内容上有联系,但却不是一回事。

《左传》并不是经学著作,而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著述,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编年史。《左传》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还附录了一些鲁悼公四年(前463)至十四年(前453)韩、魏、赵三家灭智伯的史实。可以说,《左传》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各路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它还生动反映了春秋时期风生水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

春秋是奴隶制度走向瓦解崩溃,封建制度趋于确立的时代。旧的制度即将谢幕,新的制度刚刚唱出序曲,使得周天子感到了巨大的动荡不安。子杀父,臣弑君,陪臣执国命,你看看,儿子杀父亲、臣子杀主子的事情出现了,就连原来的家臣,也能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心机,来支配诸侯国的政治事务了,还有什么不能发生的呢?在周天子无能为力、沮丧落泪的同时,各个诸侯国却忙得不亦乐乎,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左传》对这些个波澜壮阔的战争作了尽情的渲染和描摹,中间穿插着井然真切的叙事,叙事中又有着鲜明的人物刻画,这中间,有了传说,虚构成分也增加了,文学色彩越来越浓厚。

周朝天子的权力向下转移,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崛起,人们的独立意识增强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左传》诞生了。它一出世,便履行起了自己的义务,忠实地反映整个大动荡的同时,也记录了人们的新认识和新观念。它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但又不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翔实的罗列,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总而言之,它对急剧变革的社会作了一次很重要的总结。

虽然《左传》的特色显而易见,但它的作者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班固赞同他的说法,并且进一步指出,左丘明就是“鲁太史”。但自唐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异议。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大约是儒家一派学者根据各国史料及传闻编纂而成的,并非成书于一人之手。但从常理上讲,既然它以“左氏”作为名字,应该与“左氏”有某种关系才对,如果说左丘明曾传诵过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就比较可信了。

《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与《国语》成书同时或稍后。内容比《春秋》增多了二十七年。虽然《左传》是取材于旧的史料,但经过精心的加工整理,全书具有统一的风格,在艺术上比《尚书》、《春秋》、《国语》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晋代范宁说它“艳而富”(《春秋而榖梁传序》),唐代刘知几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大櫆则称赞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论文偶记》)。要之,《左传》的文章细密详赡,富于文采,给人以具体生动之感,同时又微婉蕴藉,意味深长,使人寻绎不倦,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记言,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不管怎样,《左传》的“典美博奥、委婉含蓄”是否认不了的。

2.保守与进步的矛盾交融

《左传》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虽然复杂,但很清晰,笔者把它总结为“保守与进步的矛盾交融”。至于有多么进步,又有哪些保守的地方,咱们还得从文本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来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大概是战国初期的儒家学者写成的。很显然,作者面对这样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有点左右摇摆。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人的重视,而天命、神权观念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文中的那些民本思想,显出他们的进步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旧制度的崩坏和旧贵族的衰微,又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和同情,其保守之处已不言而喻。

在讲它的进步性之前,我们先看看下面几段典型的言论和经典的例子。桓公六年(前706),季梁与随国国君讨论是否追击楚国的军队。当时,随侯听信少师的话,打算追赶。季梁制止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又称季氏梁、季仕梁,春秋初期随国人,具体生卒年代不详。随国失兵败于楚国之后,随侯对季梁说“孤今以国听子”,意思是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以此来推断,季梁应当高居相位。他的话并不难理解,他的意思是说:所谓的道,就是要忠于老百姓而取信于神灵;人民是神的主宰,所以,有道德的圣君总是先安抚好老百姓而后才敬奉神灵。从季梁的身份地位来看,他的话是有分量的,并且也代表了当时的潮流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随着社会的变革日益加剧,传统的天赋神权的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人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肯定和提倡。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史躄的话比较有说服力。他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在这里,较之唐太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言论,不知提前了多少年,而且已经作了充分的演绎和概括。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记载的大量史实中,很多都形象地表明了民心的向背关系到统治者的命运和国家的兴亡。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的城濮大战,楚国被晋国打败,楚国的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不勤民,实自败也。”他的“不勤民而败”的论析可谓是一针见血。哀公元年(前494),吴国想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吴王夫差“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安能败我?”陈国的逢滑也曾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果然,夫差不久便身死国灭。不是子西、逢华他们未卜先知,而是他们看得透彻,所以才分析得到位,预见得准确。

另外,他们还宣扬“民为邦本,民重于君”的思想。作者对历史上不勤政不爱民的暴君昏君给予批判,并对驱逐这样的国君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襄公十四年(前558),晋悼公对师旷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却答道:“或者其君实甚。……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之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史墨针对鲁君被季氏所逐而死于国外一事发表评论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进步观点,在与维系宗法等级的旧礼制的斗争中,无疑是大胆的鲜明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上天所庇护;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做兴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他们因此告诫统治者要尊重民意,重视舆论,过则改之。

在这样的观念主宰之下,书中还深刻揭露了“残民”、“困民”的统治者,赞扬了“恤民”、“用民”的政治家。子产就是人们拥戴表彰的典型。有郑人的歌谣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为政能够尊重舆论,曾主张“不毁乡校”,让百姓自由地讨论国家政事,使百姓得到实惠,对此,作者是拍手称快。书中对那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忠良正直之士极力赞颂,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事件和卖国害民的小人猛烈抨击。宣公二年(前607),宋国羊斟为泄私愤,故意让宋国打了败仗,《左传》在记载此事时,通过“君子”之口,大骂他的非人之举。

事物的存在本来就有其两面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不能因为它的好而忽视了它所有的不好,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其实,《左传》的民本思想很不彻底。在提倡人重于天和神的同时,还宣扬散布了天命、占卜和鬼神等十分迷信的思想。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史官还掌管着巫术和占卜,而这样的记载正是出于史官们的传诵,他们不否定妖神的存在,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摆脱有神论的影响和桎梏,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局限。就连刚才笔者一再强调的“民本思想”,也是有一点需要交代的。统治者把“民”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是完全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也不是专门为了人民着想,归根结底,在春秋战国那个大兼并的时代,“民”是徭赋和士兵的主要来源,人口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强弱。当时的北方各路诸侯,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宝贝,他们的国家地广人稀,人民可以自由地流动和迁徙,所以采取有利措施争取民众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说到底,它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另外,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作者的态度相当矛盾。他们一面对新的时代有期望和希冀,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对即将没落的奴隶制的依依不舍。昭公三年(前539)叔向和晏婴的一段对话最能够说明问题。当时,齐景公派晏婴请求晋国国君继续娶齐国的女子,事情完毕之后,两人就非常有感慨地交谈起来。叔向说:“齐国怎么样了?”晏婴回答说:“现在是末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齐国恐怕是陈氏的了。国君抛弃他的百姓,使他们归附陈氏。齐国原来有豆、区、釜、钟四种量器。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就更大了。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价格不比山里高;鱼盐蛤蜊等海产品,价格也不比海边高。百姓把劳动收入分成三份,两份归公家,一份用来维持自己的衣食。国君聚敛的财物已腐烂生虫,人们却挨冻受饿。国都的各个市场上,鞋价便宜而假腿昂贵。百姓有了痛苦疾病,有人乘机去安抚。百姓拥戴陈氏如同父母一样,归附陈氏像流水一样。想要陈氏不得到百姓拥戴,哪里能避得开?陈氏远祖箕伯、直柄、虞遂、伯戏,他们随着胡公和大姬,恐怕已经在国接受祭祀了。”叔向说:“是的。就是我们的公室,现在也到了末世了。兵车没有战马和人驾驭,国卿不率军队;国君左右没有好人才,步兵队伍没有好长官。百姓疲病,但宫室更加奢侈。道路上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而宠姬家的财物多得装不下。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像逃避仇敌一样。栾、卻、胥、原、狐、续、庆、伯这八个大家族的后人已经沦为低贱的吏役。政事由私家决定,百姓无所依从。国君一天比一天不肯悔改,用行乐来掩盖忧愁。公室的衰微,还能有几天?”晏子说:“您打算怎么办?”叔向说:“晋国的公族全完了。我听说,公室快要衰微时,它的宗族就像树的枝叶一样首先落下来,公室跟着就衰亡了。我的一宗有十一族,只有羊舌氏一支还在。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没有法度,能够得到善终就是万幸,难道还会指望得到后代的祭祀吗?”齐晋两国的状况正是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季世”的真实写照。身为旧贵族的晏婴和叔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而又无能为力。作者清醒地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民心的向背以及旧贵族不可避免的没落趋势,但其同情又显然在晏婴、叔向这一类人物一边。

正是由于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处处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书中常以“礼也”、“非礼也”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并且借助书中人物的话语来谴责一些违背礼义的行为,提倡“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伦理规范。还有,书中虽然不惜笔墨对诸侯争霸的战争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但对齐桓、晋文等霸主漠视周天子的权威,擅自征伐很有看法。作者在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的同时,又反对“犯上”与“弑君”,想维护周天子的威严。再者,书中对岌岌可危的旧事物极力维护,对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措施却直截了当地予以批判和否定,都暴露出了作者的局限性,如鲁国施行初税亩,郑国作丘赋、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等,实际上都是变革图强的好办法,但作者或直接斥责为“非礼也”,或借孔子等圣人之口加以非议。

其实,把我们放在当时的社会里,作者的这种自相矛盾也可以理解。他们存在保守思想是必然的,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对它痛批到底。想想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谈论他们的先人的时候,如果拿他们那时候的理论来要求我们,我们能愿意吗?不是不能对古人评头论足,而是要把这些评论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适当地加以批判继承。《左传》诞生在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它的作者们具有进步而又保守的思想也是无可厚非的。

3.井然真切的精彩叙事与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