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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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曾国藩的官场进退之智(5)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给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此事对曾国藩来说,不敢乘胜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的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激流勇退大智慧。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十二万人,除去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热情支持他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态度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为由,不准单折奏事,并声明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的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曾国藩此时已开始思考善后问题,这在曾国藩于2月初2日致曾国荃的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其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此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这一方面来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撒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以淮军补湘军。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嫉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阵营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曾国藩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高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湘军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曾国藩就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曾国藩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果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从古至今,与人同事,多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患难时,别人能任用贤能,以图恢复与发展功业,而安乐时,则会担心身边人谋夺其位。所以,只要你无志于夺其权位的话,在你功名成就之时就急流勇退,实为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