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任军机大臣，先得罪几个权臣
1880年，左宗棠奉旨从新疆入调回京。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中俄和谈在即，慈禧不想让左宗棠惹出什么乱子来，大家只求安安稳稳地把事情办了；另一个也是看到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多立战功，手握重兵，还是请回京来，免得再出一个阿古柏。
偌大的北京，左宗棠也是来来回回走过好几遭的了，这一次却不一样，朝廷把左宗棠请回来，是想赐给他个京官当当，把他收在宫中。此前左宗棠一直在外领兵打仗，做的是地方官吏，这次见过两宫太后之后，终于得了个军机大臣的位子。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朝，当时青海战事不断，为了快速传达战报、讯息，处理军报，设立了军机房。到了乾隆三年，正式有了军机处这一个称呼。对于臣子们来说，军机处就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政务机构，一旦有谁荣幸得到了“军机处上行走”的机会，那就算是很有面子的了。只是细细想来，军机处不设官署，军机大臣们也没有专职，除了奉命办事之外，他们自己是不能作决定的。也就是说，虽然军机处凌驾于内阁和六部之上，但是没有很实际的权力，左宗棠这一次入京任军机大臣，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被夺去了实权。
据说左宗棠入京觐见天子，到了崇文门外，甚至还遇到了明目张胆讨要宫门费的太监。自古历朝历代，太监群体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些人围绕在皇帝身边，连宰相家奴都为“七品官”，所以长期盘踞皇都服侍帝后的太监们，更是惹不起的。
左宗棠到了崇文门口，当下就有太监来向这些自外省入京的官员索要宫门费，左宗棠一听，勃然大怒，呵斥道：“我是出入百万军中无人敢挡的人，怎么会巴结你们这些鼠辈！况且那些俸禄我自己都不够用，哪有钱来给你们！”继而又愤愤说道：“我是奉旨入宫的，问我要银子，就让皇帝给我交吧！”这些太监听了后面面相觑，知道碰了块硬石头，也不敢再多纠缠，夹起尾巴将总督大人放了过去，事后一打听，原来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左宗棠。虽然说是没有折财，但是左宗棠这还没见到皇帝就把宫里的太监给得罪了。
进了皇宫，恰巧当时慈禧太后生病，朝政就由慈安主持，左宗棠也是东太后慈安接见的。朝廷对这位老臣子很是关照，当时慈安见到左宗棠，先是一阵嘘寒问暖，询问一路行程及身体状况。慈安本人也是素有德行，左宗棠一见东太后如此对待自己，十分感动，不禁流下眼泪来。并说自己是多年驻扎西北，经风沙吹打，常常会掉眼泪，只有戴上眼镜才行。慈安听罢，就让他取出眼镜来戴上。左宗棠认为失礼，不敢从命，但是慈安一再坚持，左宗棠就取出眼镜来戴。但是没想到他手一抖，把眼镜给摔坏了，慈安就让人把咸丰皇帝用过的墨晶眼镜拿来，赐给左宗棠，左宗棠更是感激涕零。第二天，左宗棠就被封为军机大臣，算是高升了。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先前太后赐眼镜，这回又得封军机大臣，就少不得和公公们打交道，类似这样的喜报，更是应当大家“同喜”的，但是左宗棠还是那个牛脾气，根本不打点这些读旨传诏的太监，等人家读完了诏书，左宗棠谢恩毕，就吩咐来人自己去了，所以这些欢欢喜喜来宣诏的太监又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前一次堵在宫门口要宫门费算是“恶报”，那么升任军机大臣则是喜报，结果无论这些太监是报喜还是报忧，在左宗棠那里都是不讨好的，这样，左宗棠和宫中的太监群体算是彻底闹掰了。
清朝的宦官权力到底有多大？仅仅从慈禧身边的头号太监安德海身上就可以略知一二。说起这安德海，最让人震惊的就是同治七年的“太监娶妻”一事，当时安德海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天富堂张灯结彩，迎娶徽班旦角马赛花，这慈禧非但没有怪罪，反倒发下赏赐，以示恩宠。皇帝们养太监最初的考虑就是，杜绝成年男子秽乱后宫，如今安德海明目张胆地娶妻，就无疑等于证明自己净身不彻底或者干脆就是个假太监，单单是他以一个假太监的身份服侍慈禧这个罪名，就够株连九族了。然而安德海非但没有脑袋搬家，反而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可见这些宦官备受宠爱，恣意妄为。而左宗棠得罪了这一帮人，要在宫中长久待下去，就更难了。
果然，左宗棠的军机大臣，前后只做了不满九个月时间，一方面是由于他和宫中太监交恶，另一方面，他在群臣当中也不受人待见。因为地方龙头做惯了，左宗棠早已习惯了别人都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这一次到了京城，却处处受人辖制，因此浑身不自在。
左宗棠去报到的军机处，分满汉两班，满族大臣批示满文奏报，汉族大臣批阅汉文奏报，这些大臣中间有一个首席大臣，称做“揆首”，当时的首席大臣是恭亲王奕。按照惯例，这些军机大臣都是按一定的资历、能力划分的，像左宗棠这样刚刚来的，只是个“在军机大臣任上学习行走”之人，但是这个新人很少遵守新人的规矩，常常越权办事，因此恭亲王心中很不是滋味。当时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军机大臣们上朝前，都要把自己要上奏的事先汇报给首席军机大臣，最后再由首席大臣报告给皇上。等这位首席军机大臣说完了，其他大臣也不能随便说话，而是要等皇帝点名说话，但这时候的话，也不过是补充而已了，而左宗棠刚一去，却不管什么顺序，想说话的时候就说了，并且是一口湖南老腔，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面前显得很不入时。在等级森严的官场，这种做法是很让人排斥的。只是大家对左宗棠的性格早有耳闻，所以在慈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大家也都不好说什么。
左宗棠自己却觉得什么都没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抱着这样的想法，越加我行我素，对别人偶尔表现出来的不满毫不介意。不久，他又越权给部将王德榜请差事，慈禧一开始也很不高兴，但看在左宗棠的面子上，就同意了这个事。没想到左宗棠一下朝，就要让王德榜上殿来谢恩，恭亲王当时就不满意了，对他说：“谢恩？还是等诏书下了再说吧！”确实，这个时候就谢恩很是不妥，假如慈禧临时又改主意就显得自己十分不懂规矩了，而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冲动直接。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左宗棠总是这样游离于体制之外，必然招来同僚的厌恶。
2.憨直左帅，京官没得做
虽然左宗棠为人性格憨直鲁莽，但是慈禧还是对左宗棠敬重有加的，关于言官们对左宗棠的参奏、宫中大小太监对左宗棠的坏话，她都姑且听听，淡然处之。闲暇时候，还会召左宗棠来叙叙话，聊聊天。有一次，慈禧问：“早早起来上朝，会不会觉得辛苦啊？”左宗棠手一摆，说：“经年用武，很早便起床，早弄惯了。”左宗棠自小养成的湖南土话到了古稀之年根本改不掉，于是他就把“习惯”说成了“弄惯”，还得慈禧自己翻译、消化一番。
另外，最让左宗棠感觉光彩的是慈禧的一句“三十年不许奏左”，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老佛爷对于左宗棠的信任度不是一般的深。事实也确实如此，左宗棠对别人挑剔，对自己也很苛责，到他临死的时候，这个拥有一大串顶级头衔的晚清权臣，只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了两万五千两银子的积蓄，反观同时代的李鸿章，据说死后家产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虽说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李鸿章搞轮船运输得来的，但还是可以看出，左宗棠这个人为官清廉，心无城府。慈禧作为一个女人，要操控自己手下这批王公大臣，手腕就必须得不一般，所以慈禧把左宗棠调回京城，然后说一句“三十年不许奏左”，也正是借用左宗棠的力量压制李鸿章。削山头、搞平衡是统治者的惯用手段，为了防止李鸿章得意忘形，扶持左宗棠这根长矛是很自然的。
类似的事情早就发生过。在1864年，曾国藩率先攻破天京，兴高采烈地向朝廷报功之时，就传出了一些不利的话。曾国藩在给朝廷写的奏折中，说“幼天王”是积薪自焚，死在了天京城中，随后不久，传来消息说是“幼天王”没有死，曾国藩谎报军情。朝廷很快就追究起这件事的责任来，曾国藩被迫无奈，赶紧解散了湘军，向朝廷示弱。后来朝廷把这几份参奏的折子拿去给曾国藩看，曾国藩这才明白，是左宗棠在背后给了他一刀子。从此以后，曾、左反目成仇，八年时间不曾说话，曾国藩的势力也迅速从顶峰跌落，失去了对抗朝廷的资本。
对于曾国藩的下野，等于无形中削弱了朝中不利于慈禧统治的势力，于是慈禧更加看重左宗棠这根“长矛”，但是左宗棠的京官还是只干了不到九个月，这期间必然与他得罪宫中的太监群体和恭亲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东太后慈安的暴毙一事，这让慈禧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左宗棠，还是不能留在京城的。
光绪七年三月十日，宫中突然传出消息，东太后慈安亡故，这件事在当朝大臣、市井百姓中间引起了不小的猜疑。因为在此之前，慈安与慈禧算是共掌朝政，又因为慈安比慈禧早进宫，还是咸丰皇帝的正妻，所以慈禧对于这个姐姐还是很畏惧的，有野史说当年咸丰帝临终前，曾给了慈安一道密旨，说要是慈禧不规矩，就用这道旨降她。慈禧对权力极度渴望，虽说慈安也不大热心政治，但前面终究有这么一号人挡着，分流了权力，制造了约束，做什么都不方便。如此种种，都可以说是慈禧除掉慈安的理由。所以慈安暴毙的消息流传开之后，很多人都把怀疑目光投向了慈禧。按照左宗棠等人的想法，慈安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头天早上，慈安还接见了左宗棠、王文韶、李鸿藻等人，到了晚上就突然暴毙，实在是很让人费解。
慈安的死确实很有些蹊跷，清史上的记载是脑溢血，属于正常死亡。但是自此之后的种种猜测、怀疑，都让人浮想联翩。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慈安病故，而像左宗棠、翁同这些军机大臣都是事后才知道的，按照惯例，皇太后、皇帝病危的时候，近支王公、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都是要被召进宫，托付后事的，而且即使是给慈安抓药这类小事也不能马上就照抓，应当先给军机大臣、御前大臣们过目之后才能取药，以示慎重。但是直到慈安最后归天，这些大臣也没有见到过药方，等于违了例。并且，慈安是在晚间戌时（19～21点）亡故的，翁同听到消息是在子时（23点～次日1点），还是经由两个杂役口中听来的。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蹊跷，但大家只是心里都在猜测，却不敢把这个话拿出来说。可是站到慈禧的角度上，谁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说就是慈禧害死了慈安，因为两人共同执政二十年，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慈禧想要干什么慈安也不大阻拦，都是听之任之，一退一进两人配合得算相当默契，如果说慈禧前面二十年都这样过了，又有什么理由让她痛下杀手呢？但是无论如何，慈安一死，一时间所有的猜疑都指向了她，谋杀东太后的罪名可不是好担当的，更不要提天下人的指责唾骂了。且不论慈禧是不是真的幕后人，但这一切都使得慈禧的神经迅速紧绷了起来，她努力使自己的脸上表现得风平浪静，心中却如同是填满了火硝硫磺，稍稍有人流露出一点“意思”，就会迅速成为她爆发的引子。三月十一日上朝，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谁都不敢开口说话。还是左宗棠憋不住了，他张嘴就冒了一句：“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一到晚上就晏驾了呢？”这样的话，实在是几乎在场所有人都想说而不敢说的。很快，憎恶左宗棠的太监们把这句话传给了慈禧，慈禧觉得，不能再让这个人乱说了，于是便产生了把左宗棠送出京城的想法。
另一方面，京城里面皇亲国戚很多，到处都是八旗膏粱子弟，左宗棠还常常和这些人发生冲突。在他眼里这些人游手好闲，他就用湖南土话骂他们是“得寸用”，即一无是处的意思。然而这些人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毕竟是皇族，一旦开罪了没有什么好下场。左宗棠在外地做官，忙惯了，到了军机处之后，常常觉得无聊，就随口吟了几句，其中有一句道：“八方无事诏书稀”。大学士李鸿藻就写歪诗讥讽他说：“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看起来颇有点挑拨离间的味道，暗示左宗棠就爱打仗，就喜欢各地暴动。因此在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慈禧终于下定决心，送左宗棠出北京！到了九月六日，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离开北京，奔赴南京去了。
回顾左宗棠这次做京官的经历，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是失败的，但是左宗棠这次入京任军机大臣也并非什么都没干成，他来到京城之后，发现京西永定河河水泛滥，便上奏请王德榜、王诗正去涿州修筑永济桥堤，获得批准后，他便遣这些得力干将率部日夜监修，在听说工程完毕之后，他还立马收拾好行装，准备到工地上去查收。当然，军机大臣出京是需要奏过皇帝，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出去的，所以左宗棠这一次又是坏了规矩。
除了永定河的工程外，左宗棠还对鸦片没有什么好感，鉴于自己一直崇拜的林则徐也是严打鸦片输入，因此他也觉得，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对于鸦片进口都应该施加压力。当时鸦片进口早已经合法了，于是左宗棠就决定从关税上做文章。他上书请求调高鸦片进口的关税，以此来限制鸦片的输入，这一次获得了应允。左宗棠的出发点没有错，但是仅仅凭借提高关税是无法控制鸦片流入的，外商为了牟取暴利，即使中方提高了关税，他们也相应地会提高鸦片市场价，而当这一批鸦片抵达中国各地的烟馆时，交税所损失的钱，已经补回来了，到最后，还是那些烟民多掏了银子。
总体而言，这个军机大臣是当得蛮尴尬的，匆匆上任，又匆匆离任，左宗棠自己也没有在这一时期做下多少事情来，宛如蜻蜓点水，呼地在水面抚弄一下，就提起尾巴飞离了。
3.白头总督，心系农田水利
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十三，左宗棠正式离开了北京城，这一次他先请了两个月的假，回老家省亲。粗略算来，自他咸丰四年投奔骆秉章之后，已经离家快三十年了，这个时候的左宗棠戎马半生，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左宗棠这一次回老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三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山农，但是这一次回来，却已经是封侯拜相的风云人物了。当左宗棠的车队行过长沙街头时，除了纷纷赶来拜会迎接的地方官员之外，当地的百姓也都一齐夹道围观，当时的场面丝毫不亚于林则徐莅临长沙时的情形。
回到湖南老家，左宗棠扫坟祭祖，接待了很多亲友，还重新去了柳庄、白水洞。尤其是柳庄这块园子，是他白手起家，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与他一生中无数的荣誉相比，这个百来亩大的小农庄真的不算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淳朴自在的农耕生活给了左宗棠很多快乐。最初建下柳庄的时候，左宗棠带着两位夫人搬进来，两位夫人一个善解人意，陪他诵读诗书、查阅典籍，另一个帮他主持家务农事，孩子们也很乖巧听话，一家人其乐融融，尤其是妻子周诒端，不离不弃，给了他很大帮助。但是生活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左宗棠这一次回家，拜祭的还有他的夫人周诒端。
1870年正是左宗棠西征之时，一天，左宗棠正在帐中议事，突然家中哀书传到，言说夫人西归，左宗棠顿时感觉眼前一阵晕眩，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周夫人贤良淑德，她在左宗棠穷困的时候给的帮助自不必说，即使后来左宗棠做了大官，权倾一方，周夫人也从来没向丈夫推荐过一人，居家度日也一直过得简单朴素，深得左宗棠敬重。这一次夫人去世，左宗棠抱着赶考时候她送给自己的“渔阳夕照枕”，不觉潸然泪下，说道：“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从此只有这个枕头伴我了。”
不光是周夫人，左宗棠这些年还遭到了晚年丧子的打击：先是生下来就患上小儿麻痹、终身未许人的次女孝琪病故；然后是四女儿孝瑸因为丈夫的去世也郁郁而终；再往后，便是他最为疼爱的长子孝威，当时左宗棠在西北主持军务，孝威心疼父亲，赶到军中探望，不料却染了病，死的时候只有24岁。一系列的打击，让垂垂老矣的左宗棠心身俱疲，回到老家，物是人非，别有一番伤感。
在家乡住了半个月后，两个月的假期将满，左宗棠便赴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前面说过，两江地区，繁华富饶，历来为从政者所看重，当上两江这块国家赋税源泉地区的总督，身份自然和别处大不一样，就连这个总督府也是经由前朝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住过的汉王府扩建改造出来的。上海《申报》记录了左宗棠当时巡视江南的情景：左宗棠坐着绿呢大轿子，前面竖着两块清道牌子，一面写着“清道飞虎”，另一面上写着“肃静回避”，后面紧紧跟着各种官牌：“钦差大臣”、“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等等；轿子前面有一员大将骑马领队，后面八名头品顶戴、二名二品顶戴的武将骑马前导，再往后依次数名蓝顶、晶顶、花翎官员扶轿，轿子前面有恪靖亲兵二十四名，手执刀叉、洋枪开路，轿子后面紧跟着马、步、炮军护持，左宗棠端坐轿中，身着黄马褂，手持芭蕉扇，目光威严，精神矍铄。当下沿途百姓，无论黄童白叟都“焚香列案，争献酒果”。到了上海租界，当局甚至马上换上了龙旗，洋兵们更是“执鞭开道、鸣炮十三响”。
《申报》是英国人安纳斯托创办的，在当时算是很权威的报纸，这个记录相对而言也符合实际，但至于那些夹道焚香、争献酒果的百姓，实际上大抵都是乡绅士族上前讨好高官，普通老百姓很少有闲钱去买什么酒果。而且左宗棠当时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了，早在京城的时候，他的两只脚就浮肿了，胸下积成硬团，耳朵的听力也大不如前。到了江南，病情渐渐加重，甚至很多事都是过目即忘，思维也渐渐混乱了。但即便是这样，左宗棠也依然不愿做一个尸位素餐的领导者，到了江南，他仍不忘兴修水利，躬耕农田。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底到二月初，左宗棠亲自到瓜州、扬州、靖江、高邮等地察看运河、淮河的水情，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之后，鉴于前一年江淮大水，涝灾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左宗棠便提出了“引淮归海”的方针，想要把淮河水导入大海，于是调集了湘淮军三十个营，前往两江治水。
江淮地区，东接大海，水患频发，两千年来，淮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其中大的改道26次，沿河两岸居民深受其苦。历史上就有多次大规模治理淮河的记录，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圣祖康熙的六下江南，监督河工。
康熙治水，史上确有其事，当朝天子发话，下面的官员也就不敢怠慢。在康熙治下，就出了个著名的河臣靳辅，君臣一心，江淮两地水患大大减少。但好景不长，皇位传到了乾隆手里，这位初时颇具才干的皇帝，到了中后期志得意满，日渐堕化，六下江南，引得龙舟千里，旌旗蔽日，不单单消耗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也对河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从乾隆后期开始，江淮一带屡屡发生水患，直至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淮河入海口泥沙淤积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只要上游稍稍涨点水，就会给下游的淮、扬二府酿成水灾。而朝廷官员依然还是夜夜笙歌，充耳不闻。所以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左宗棠抱着病体，一到任就立马治水，爱民之心，显得分外可贵。
左宗棠在任的两年时间里，主要做了修筑朱家山河、赤山湖、通济门及金川门、带子沟与宁江镇的四大工程。
朱家山河工程主要是在滁河挖一道支脉，以达到分流防洪的作用。滁河古称涂水，源起安徽，沿途收聚清流河、来安河、襄河、大马河，蜿蜒辗转，最后流入大海。由于河道曲折狭窄，每逢雨季，河面暴涨，其他支流一经汇入，势必给下游造成水患。于是左宗棠决定给滁河挖开一条分洪河道，如果遇到洪灾，就可以把大水引到新开的分洪河道去。类似的工程前几任官员也提到过，只是到了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左宗棠到任后，批下十七万两白银，下令开工。而工程的总指挥，正是左宗棠在新疆修渠时发现的能人王德榜。王德榜奉命调集了十一个营的军队，又下榜文招募民工帮助修理河道。由于工程经过很多峡谷、山崖，都需要火药爆破，挑战不小，好在王德榜是能把三十五丈高的九岭峡掘低二十五丈的人，眼前这点事情在他看来只是小菜一碟。很快，经左宗棠验收之后，朱家山河工程竣工。
赤山湖原本就是一个人工湖，早在三国孙权时期就挖好了，当时东吴定都建业（即南京），每逢雨季，秦淮河总是白浪滔天，滚滚而来。为了防水患，地方官员就修筑了赤水湖，在秦淮河泛滥暴虐的时候，蓄水拦截。后来这个人工湖年久失修，到了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湖底淤泥堆积严重，根本蓄不下多少水了，上游稍稍有点大雨，下游就会决堤。左宗棠斥资两万八千余两白银，动用五千人力，费时一年，打捞淤泥，挖掘湖底，还在湖边栽种了很多花草树木。
通济门和金川门工程，主要是水道河闸的问题，左宗棠拨了两个营的兵力，耗资八万两白银，整改河道，修建水闸。带子沟和宁江镇的工程也大抵在同一时期竣工。左宗棠在任期间，很多对于下级官员的考核都是依据这些水利工程来完成的，而这些工作也都是当地地方官员监督办理的，左宗棠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带头监督的作用。当然由于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面所待时间不长，只有两年，而治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左宗棠的“引淮归海”计划没有能最终完成就再次被调回京城了。继任总督禄裕并不热心水利，再加上随后中法战争的爆发，左宗棠一走，这个计划也就随之搁浅了。
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左宗棠巡视长江防务，一阵暴风袭来，吹得人行走不定，左宗棠也因此疾病复发，回家调理也不见好转，甚至左眼也出现了问题，渐渐失明。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上折请假回家，朝廷一开始不同意，但看左宗棠确实病得不行了，只准了四个月的假，让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职位。也就是说，自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往后，两江事务都和左宗棠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
又有野史记载说，有回左宗棠去吃宴席，下属们为了讨好他，给他上了点“异味”，结果左宗棠埋头只是吃，也不深品细嚼，到了最后别人问他：“大人感觉还可口吧？”左宗棠却呆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述者的评价是“盖每食向不辨味也”，不知道当时的左宗棠是上了年纪，口淡品不出菜肴味道好坏了，还是心有所虑，食不知味。
可以看到，左宗棠在任两江总督时，主要抓的还是水利民生。搞水利工程也是最直观的政绩，但是左宗棠在当时的声望以及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四朝轶闻》中就记载说，左宗棠从新疆回来之后，声名大振。京城中当时有很多西洋教堂，到处传教，喧哗一片，百姓多有意见，但是一般官员不敢管这些事。而左宗棠一回来，就把很多教堂给迁走了，这些人只好换个地方重新建教堂。等到左宗棠赴任两江总督，经过上海租界时，洋人们还专门做了龙旗悬挂张示，鸣炮为左宗棠开道，极力讨好左宗棠。也正是凭借着这股威慑力，朝廷才再次任用他为军机大臣，主持抗法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