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未见有取材于此的长篇小说。所以，用崭新的这个词是确切的。说它是典型，岳鹏程这个人物既是“这一个”，又有相当代表性和时代特色。最近听说大邱庄的那位总经理、书记比岳鹏程还要岳鹏程，个人年薪四万元，养两条狼狗，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去参观，他都拿架子迟迟不见，对干部、工人粗暴、惩罚比岳鹏程还厉害得多等等。马烽说的那位山西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例。称岳鹏程是崭新的艺术典型，并不言过其实。岳鹏程是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他在相当程度体现了这一时代大潮、“骚动之秋”的历史特点。任何一个历史大变革中的弄潮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头鸟只是敢于站出冲杀、冲闯，打破旧的秩序、传统、框框，他们的功绩往往只在于此，而缺点、毛病，甚至于罪过也同时发生。一等高潮过去，“骚动”平静之后，就明显看得出来了。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性，搞商品经济。这在长期处于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未经充分发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民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整个经济改革，如何做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国营企业，原材料、产品的销售等全由国家计划供应调拨，尚无竞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实行破产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很难真正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锅饭、铁饭碗并未彻底解决。对一个社队企业来说，要取得原材料，打开市场，只有靠钱--行贿拉关系，投机、偷税。
为求生存发展，它要高度集中权力，以求生产销售运转迅速。恩格斯有篇《论权威》，说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要高度集中指挥、权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岳鹏程的一些奖惩、作为，统通视为封建的个人专断、独裁。要分析。我以为他对石衡保父子的惩治，倒有点封建专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见就明显。岳鹏程对党政官员，包括女记者，一些作为看来是不正派的，但是这种权与钱的交易，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从集体企业来说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对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话又推翻小官的决定；当官的为保乌纱难免要赶“潮流”，树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岳鹏程倒卖钢材，偷税漏税，违法，公检机关要拘捕、惩治，市书记几句话，没事了。这情节很生动，很深刻。所以，我说了一句，小说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小说三代人的情节设置和处理，我认为是好的，肖云嫂的五十多面奖旗、八百元遗产，岳锐父子之间的冲突，写得简洁也有特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两代人，也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骤变撞击爆发的火花，表现虽多在传统、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马、恩说过，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根源于社会生产、交换方面的原因。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寄托，究竟农村社队企业怎么进一步完善发展，生活中没有出现，你也不能凭空想出来。
这个人物不可能写得完整。岳鹏程和岳锐辩论的那段话：你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不得饱暖，我搞几年，群众富起来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岳鹏程，通过他与岳锐的辩论，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显着；他与儿子赢官比，又说明社队企业的改革急需进一步完善。你把岳鹏程这个人物和盘托出来，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对他的历史是非功过，有态度，但不作简单地概括评价，让世人去思索、评估，更发人深思。所以，我说对这个主要人物“朦胧”一点，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笔。小说，描绘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会环境、民性、习俗，发言中已说了。关于语言问题，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对话语言个性化，状物、抒情言语也妥切。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生动、准确，不花梢、不铺陈，不拖泥带水。有同志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当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语言方面。文学是语言艺术嘛。我赞成王笠耘的意见，不要连续二部、三部写下去。
岳鹏程这个典型已经完成了，让他住进医院结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辙，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他对秋玲的关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现一种新观念。“饱暖思淫欲”、“英雄爱美人”，这是中国传统说法，现代人性观，所谓性爱，或干脆就是性。我以为，岳对秋玲就是性关系。因此，他不必为此而有什么良心、道德上自责。如有的话，是他发现秋玲是儿子的恋人之后，倒可以。我说过，如结尾不让秋玲与贺子磊结婚，双双离开，或许更耐人寻味些。这意见希望不要整上了。
长期以来，我总是认为，长篇小说难免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思考，需要一个过程：而生活本身，现象与本质有差异，需要个沉淀过程，才能看得清晰。《骚动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这个框框。说明你对生活的观察之锐敏、把握之深，而且满怀激情，迅速地写出来。实不易。
这些日子埋头看长篇，大作无暇再拜读，原拟再看后，深思一番的。接信边写边想，零乱拉杂地谈了许多，权作朋友间闲聊乱说而已。任远、张部长，请代致候！
握手！
江晓天
九0、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在收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去信后立即写来这样一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读过信，我和时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的、晓天老师的老同事任远同志，都觉得信中所谈比研讨会上的发言更集中也更有意义，因此干脆把信冠以《江晓天致刘玉民》的标题交给了那家报社。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好评。
晓天老师对我和《骚动之秋》呵护有加，却从来坦荡磊落。北京研讨会上一位文艺界前辈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说过《骚动之秋》具有流传于后世的“潜质”和很有可能会流传于后世的话。晓天老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特别提醒我说：“这种话最好不要向心里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传于后世要由时间去证明，并不是看现在的人怎么说。”后来，当《骚动之秋》遭遇非议时晓天老师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而当《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又语重心长，再三告诫我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晓天老师以他卓越的才识和烛照千秋的精神，为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少佳话。对我和《骚动之秋》的关怀和呵护只是其中一例。我惟愿他与天上的星辰一样，光照永远。
2009，5。
从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次难以忘怀的经历。一次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另一次也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按照会议日程，开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我们的住地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足有十几公里，正常行驶需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因为有警车开路，满载代表的四十几辆大客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接见，合影，随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是单纯念稿，而是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尤其讲到“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一段话时，总书记语调铿锵、神情激昂，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潮水般的掌声。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据老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集体出席文代会、作代会的开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那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期望。
开幕式结束后，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激情的旋涡里。京西宾馆到了，车队转向了，朝向宾馆院内驶去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宾馆门口的两名哨兵面色肃穆，右手举起，在向我们行着庄严的军礼。我心里猛地一跳，一种近似神圣的情流立时奔涌而出。如果说江泽民同志的致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和出席开幕式，还只是官方的态度，面前这些普通战士，我们共和国的保卫者，表达的又该是怎样一种礼遇和感情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光荣，感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崇高。
第二次经历是在四天后。其时大会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代表们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那天我们的座位比较靠后，因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一去，我便坐到了离总书记不过十几米的前排。开始，总书记边看节目边与同桌的张瑞芳、才旦卓玛、骆玉笙等亲切交谈。轮到自己上台时，他先是讲起了上小学时唱那首《祖国歌》的情形，把歌词朗诵了一遍，而后与王昆、吴雁泽、鼓丽媛一起放开了歌喉。在杂技《心灵感应》表演时，总书记愉快地与演员配合着，亮出了一只银碗。在最后的大合唱中，本来歌声已经结束，总书记却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声推向了高潮。总书记与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可说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鼓励。也就在这次晚会结束，大家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住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宾馆的哨兵们面色肃穆、右手举起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悦，也顿时变得凝重和深沉了。
时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败，作代会期间两次近乎相同的经历，却定会鲜花般地在我心中长久开放。
1996，12。
台北的两次聚会
从高雄一路向北，阿里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时分，数不清的霓虹灯和车灯已经点起了一城华彩。与颇有几分南国风味和新兴大都会气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时代推着走进灯红酒绿中的老者：楼没有那么高那么新，路没有那么宽那么长，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商业街，一色的五六层和触目皆是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种难得古香古色的气象。据说那为台北所独有，即使走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难得再找出第二处来的。
到台北的活动集中在两次文学聚会上。一次是在到达台北的当晚，主人是陈映真和他的夫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将军族》、《夜行货车》等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1968年他被台湾当局以“意在颠覆、叛乱”的罪名逮捕，一关就是七年。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反对文学全盘西化的倾向，主张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关心民众的痛苦，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出发时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同志介绍说，陈映真在台湾的出版社很不景气，家境也困难不少，但他听说这次去访的都是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非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可。由此，对于这次聚会，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陈映真六十多岁的样子，其身也伟、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头花白的浓发，令人越发觉出风采难挡。他与大家见过面儿，便召呼大家进到一个餐厅。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几排桌子拉开，双方人员入座后餐叙会便算是开场了。好象是陈映真和陈建功先致了几句词，说的全是欢迎和感谢的话，接下便自由了，愿讲的讲，愿吃的吃，愿喝的喝。因为是第一次与陈映真见面，席间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与他攀谈起来。先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与他坐牢和写作有关的。他回答得很实在。接下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作家到底有没有创作自由，写什么和怎么写到底有没有限制？二是大陆的稿费高不高，你们这个一个长篇小说那个一个长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哪儿来的时间？我告诉他过去大陆的创作自由确实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现在则确乎是真的，只要你不违背根本大法，没有谁管你写什么和怎么写；大陆的稿费不高，但作家们都有工资，衣食饱暖不成问题，写长篇小说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从容的事情。陈映真听后拍着我的手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台湾这儿，你像我吧，一天到晚为生计奔忙，写长篇小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陈映真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回来后说给几位同行听，同样引发了一番议论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会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是一座六层大楼，墙上喷着国民党党徽，门前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其时国民党已处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纠葛和情感因素，走进大楼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震撼：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让我们这些自小视国民党为人民公敌的大陆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儿的客人！
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都是着作等身、声望颇隆的老作家，如司马中原、陈若曦、朱秀娟等等。其时，由于陈水扁当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文学界也涌动着一股“文学台独”的浊流，大家围绕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繁荣两岸创作，反对文学台独等话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陈映真也来了，是专为我们这些大陆作家捧场来的：为着当年被关的原因，他与国民党和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一向没有来往。那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和反对文学台独的精神。只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便离开了，没有参加接下来的餐会。
台北的两次聚会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至今想起来犹自感慨良多。聚会是短暂的，两岸文学的纽带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
2004，8。
匈亚利作协的那次座谈会
到匈亚利访问，是受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国驻匈亚利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开始就听说了的。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交予的任务是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中国年的活动，但中国驻匈亚利大使馆为什么发出邀请，大家心里就揣着一个谜了。
从北京出发，途经法兰克福时本应立即转机去布达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公务护照没有签证--中国与匈亚利是免签国，谁知欧盟国家并不买帐--在机场困了一夜不说，第二天又被迫转道苏黎士。这样到达布达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欢迎酒会取消，那个谜团也就一直在大家脑子里盘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