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世上任何上级权力的束缚，不在他人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而只以自然法为其行动的准则即是人的自然自由。人处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他的自由就是只受经由人们同意在国内所建立的立法权，而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左右；只受立法机关根据其所受委托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而不受任何意志的统治或任何法律的约束。因此，自由不是罗伯特·菲尔麦爵士告诉我们的那种东西，即“每个人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那种自由。”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人们，其自由应以长时间起作用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则，它对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起作用，它是由社会所设立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在规则没有对之加以限制的所有事情上，我有根据自我的意志去行事的自由，而决不服从于他人变幻莫测的、不可预知的和专断的意志；这正如自然的自由是只受自然法的约束而不受其他任何约束一样。
这种没有绝对的、随意的权力束缚的自由，是那样紧密地关联于一个人的自我保护，除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随之一同丧失，否则他绝不能失去这种自由。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能力重创自我生命，那么，就不能通过契约或他自己的口头认可把自己交给任何人去奴役，也不能使自己置身于他人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使其任意地剥夺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把比自己的所有还要多的权力给予他人；一个不能剥夺自己生命的人，不能把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给别人。当然，当一个人因为某种行为而获罪致死的时候，他把生命丧失给的那个人，就可以（当他已掌握他时）推迟夺取他的生命的时间，利用他做奴隶来为自己服务；这样的做法对他并没有损害。因为，在任何时候，当他觉得奴役的痛苦已超过了生命的价值时，他有以死反抗其主人的意志的权力。
这就是最彻底的奴役状况，它可被视为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战争状态的持续。因为，倘若契约一旦进入他们之间，他们经过协议使一方掌握一定的权力，同时另一方必须服从，那么，战争和奴役状态同他们契约的有效期限将一并终止。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没有人能用协定的方式把自身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力交给其他人。
我，在犹太人中，以及在其他民族中，我们看到，的确存在着出卖自身的情况；但是，显而易见，这不是为了充当奴隶，而只是为了服劳役。因为显然，被出卖的人并没有处在一种绝对的、任意的专制权力之下。不管什么时候，主人都没有权力杀害他，而在某些时候，他必须给他自由，解除对他的奴役；这种奴仆的主人根本不具有随意处置他们的生命的权力，他不能任意伤害他，哪怕损伤他一只眼睛或一颗牙齿，也要让他获得自由（《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