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思想课堂-语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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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方言(1)

(一)方言区划

凡今语言,略分九种。河之溯,暨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西,南得彰德、卫辉、怀庆为一种,纽切不具,亢而鲜入,唐虞及虏之遗音也。陕西为一种,明彻正平,甘肃肖之,不与关东同,惟开封以西却上。(陆法言曰:“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入声似去,至今犹然,此即陕西与关东诸部无入者之异也。)汝宁、南阳,今曰河南,故荆、豫错壤也,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为一种;武昌、汉阳尤咩缓,当宛平二言;福建、广东各为一种,漳、泉、惠、潮又相拊也,不足论。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宾海下湿,而内多渠会湖沼,故声濡弱。东南之地,独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浙江温、处、台附属于福建而从福宁,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赣;然山国陵阜多自隔绝;虽乡邑不能无异语,大略似也。四川上下与楚接,而云南、贵州、广西三部最为僻左;然音皆大类湖北,为一种;滇黔则沐英以兵力略定,胁从中声,故其余波播于广西;湖南之沅州亦与贵州同音。江宁在江南,杭州在浙江,其督抚治所,音与他府县稍异,用晋、宋尝徙都;然弗能大变也。

摘自章炳麟《章氏丛书·检论》卷五浙江图书馆1919年版第5—6页

吴语范围的大小要跟着吴语的定义而定,吴语的定义又是要看跟着哪个点或哪几个同变的点而定的。现在暂定吴语为江苏、浙江当中并定群等母带音,或不带音而有带音气流的语言。……定义本无所谓对不对,只有好不好。将来这一带的语言调查得再清楚之后,大概还有更好的定义,因而把吴语观念的范围也改变了也未可知。

摘自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大学1928年版第88页

厦门话是中国方言里很重要的一种语系。它的领域,往广义里说,上自闽南,下至于潮汕,海南,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岛,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乃至一千五百万人能操这种方言。

摘自罗常培《厦门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1页

汉语音韵学家向来不大注意方音。钱大昕对于古音,举例多至数百条;而对于今音则仅寥寥数语直到章炳麟,始将汉语方音略分九种。在全国方音未经科学的调查以前,我们不能断说汉语方音共有几种;然而大致看来,可以分为五大系:(一)官话音系:包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安徽;又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二)吴音系:包括江苏之苏州,常州,无锡,常熟,良山,上海,松江,溧阳,金坛,丹阳,江阴等处,及浙江宁波,嘉兴,湖州,杭州,诸暨,金华,衢州,温州等处。(三)闽音系:包括福建之大部分,及潮州、汕头、海南等处。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马来半岛,新加坡,苏门答腊,暹罗,菲律宾等处。(四)粤音系:包括广东之大部分,及广西之南部。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美洲(尤其是旧金山)。(五)客家话:包括广东之梅县,大埔,惠阳,兴宁等处,福建之汀州,江西之南部;又渗入广东高、钦、廉一带及广西南部。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南洋印度尼西亚(尤其是邦加)。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3—564页

(二)方言研究

外国语都有语尾变化,中国语没有语尾——这是一般学者的通说。但在中国方言中,却未必不能找出有语尾变化的例证。譬如我们浙江省义乌县的话,一部分便有语尾变化了。这是国语上一个可注意的问题。义乌话里有语尾变化的一部分,就是许多表示量有大小的东西的单位词或名词。这语尾就是表示那量的大小的后系。所以义乌话,表示量有大小的东西的单位词或名词之前,完全可以不加“大”“小”等形容词,因为他那语尾上,已经表示出大小。而且别处人学义乌话,还是不加稳便;如果加了个表大的形容词,语尾却用那表小的,或加了个表小的形容词,语尾却用那表大的,在义乌人看来,就像是耶稣教徒祈祷时的中国话,便要“笑断肚筋”了。简单说来,义乌话的语尾,便是表示量的后系。依我研究,他的变化大抵不出下列两条规则:(A)表大的语尾如果是口音,表小的语尾必定变作牙内鼻音(n);(B)表大的语尾如果是喉内鼻音(ng),表小的必定变作牙内鼻音。……我觉得这是义乌话里很珍奇的现象,也是中国话里的珍奇的现象。别处也许有这类例证?

摘自陈望道《国语上一个可以注意的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2月

吾国语大抵一音一义,例诸语句之中,亦不受前后音之影响,勉保其一己之名价,此特质也。然五方风土不齐,语言之发起不能一致;此社会有一音,为他社会所不能发或不欲发者,乃生方音之差。方音者,起于空间的社会心理,与夫时间的社会心理之差,盖自然之势也。保持之特质,与自然之趋势相冲击,折衷调合之,乃发近似之音声。近似者,加之鼻音(谓之对转者此),别以弁侈(谓之旁转者此)也。弁侈之别,口腔大小之差耳,讹传固甚易易;而鼻音亦其相近者也。鼻音虽列于韵,实近于音,其原料以声为之,与元音同也;其发也不受何等之障碍,亦犹元音也。其所异者为开闭之程度,即元音者纯开音也,其共鸣室惟以口腔为之;鼻音则口腔而外,悬壅垂闭,其一部假鼻腔为共鸣室矣。是为半合音,盖近于音者也。要之,开闭程度之差,应社会之心理,构成吾国之方音者也。

摘自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3页

就中国语音的历史看来,清浊音与声调的关系是很深很深的。吴语非但保存着浊音(其实是很不纯粹的浊音),而且浊音字的声调与清音字的声调绝对不能混淆。凡浊音字就念入阳调类;凡清音字就念入阴调类。粤音系虽没有保存破裂,摩擦,破裂摩擦的浊音,然则他还保存着清浊音的系统,古代的清音字现在就念入阴调类,古代的浊音字现在就念入阳调类。最把清浊的系统弄乱了的要算北京音了,然而它到的还有阴平与阳平的区别。

摘自王力《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2月

固然,当我们研究某一方音的声调的时候,也不该忽略了发音部位的关系,例如我们必须把舌根音的去声与唇齿音的去声相比较,看它们有什么异同之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该注意到辅音的发音方法,因为它对于声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王力《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2月

方音的研究,可以专研究一个时代的语音(例如现代),不必顾及历史上的演变,这是所谓“描写的语音学”(descriptivephonetics);又可以着重历史上的演变,这是所谓“历史的语音学”(historicalphonetits)。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8页

研究方音,大致说起来有两种方法:第一,是只凭耳朵去辨别;第二,是用机器把它实验。第一种办法的好处是省时间;但是,如果不是耳朵特别灵敏而语音学又很精明的人,耳朵辨别的结果就很不可靠。第二种办法是最科学的办法,无论是谁,经过相当的训练之后,都能研究得准确。语音与心理、生理、物理三方面都有关系。一音之发出,可以有五种现象:(一)未说话以前,说话者的意识里先有一种主动“语像”,这是心理的现象;(二)各发音器官施行一套互相关连的动作,这是生理的现象;(三)一种颤动作用到了空气里,这是物理的现象;(四)这种颤动作用使听话者的司听器官里发生一种声音的感觉,这又是生理的现象;(五)这声音在听话者的意识里唤起一种受动的“语像”,这又是心理的现象。由此看来,研究方音的人应该具备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三方面的常识(当然以与语言有关者为限),至少须知道发音器官的机构,与“音色”,“音高”,“音强”,“音长”构成的原理。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7—568页

四声因受清浊的影响,大约曾有一度变为八声,后来浊音消失,但尚保存其系统。在北方音系里,入声已归入别的声调,上去已无清浊之分,只有平声还存着清浊的系统,命之为阴平阳平。吴语系中尚有完全八声者,有些方言则已失去阳上,别的地方又有增至九声或十声者。在广州语里我们知道有九声,因入声有三个;在广西甚至多到十一声:就是二平二上,二去,四入,再加上一个语助的音调。四川湖南虽属官话音系,而声调也各有不同。关于汉语的声调,有两种最普通的误会是应该避免的。第一,我们不可说某处的人把某字错读为某声,因为某处的方言里的调值自成系统,而与别处不必相同的。第二,我们不可因某处的方言里有阳调类的字音就断定它有浊音;因为依汉语现代语看来,有浊音的方言里有阳调类,而有阳调类的方言里不一定有浊音。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94页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子”字在北方和南方官话区、吴语区、粤语区大致都用;“儿”字只通行于北方官话区,南方官话区也有不同的,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各区中就完全不用。而且这两个字和语词结合时分配的情形,各地也不尽相同。有此处加“儿”而彼处加“子”的:长江中部官话(如安庆)称心地狭仄曰“小心眼儿”,而湘语(如长沙)则称“细心眼子”。前者称小儿女曰“小伢子”,后者亦缀“子”而分男女为两词,男曰“细伢子”,女曰“细妹子”。又有此处加而彼处不加的:如安庆:“老鼠”,长沙:“老鼠子”;安庆称“今天”为“正(阴平)朝”,湖北钟祥、北平、南京同,则称为“今儿”。有从前加“子”,现在却换成了“儿”的,如“红楼梦”:“一会子”,今日北平话作“一会儿”。所以,假如我们想理清这个头绪,找出“子、儿”在语法上的功能,似乎暂且只能就一种方言系统地加以嵬讨。

摘自邢公畹《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

我们似乎可以据此立一条规则:倘使想将词尾“儿”去置换“子”,就必须把形况性的附加词附加到那个单纯名词之前。倘不如此,至少也得把它重叠一下,如:叫子;叫叫儿。故凡不带形况性附加词的语词,我们只能用“子”,不能用“儿”,除掉少数例外(如“女儿、错儿”等)。所以在安庆话里,我们只能说“扇子”,不能说“扇儿”。但也有少数带形况性附加词的语词只用“儿”,不用“子”的。如“小鸡儿”,不能说做“小鸡子”,也不能说做“鸡子”或“鸡儿”;“契纸儿”,不能说做“契纸子”,也不能说做“纸子”,却能说做“纸儿”。

摘自邢公畹《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

现在我们就拿安庆(怀宁城内)的方言来看:安庆有“子、儿”两个词尾,音值与北平同——“儿”是卷舌尖元音,“子”的韵母是它的声母的延长放松。总看安庆方言中加“子、儿”两词尾的语词,大别可以有两类:一类是加上词尾“子、儿”之后就成为新词的;一类是加上词尾“子”“儿”之后,意义却并不改变的。

摘自邢公畹《汉语“子”“儿”和台语助词Luk试释》《国文月刊》第68期1948年6月

(三)方言与古音

中国文字在古代的时候,言文的划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严,尽有将方言窜入文中去的,例如“夥颐”“宁馨”“阿堵”等,都是人人所知的。还有许多实在是古代的方言,现在却没有什么大变;而现在却硬派他是文言,作语体文必得另造几个字去代替代替。

摘自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1922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