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让我们先从顶峰开始、从美国公益事业成就的最高点开始，来审视这些人、这些事。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公益事业中的三位巨人，在进入20世纪前后的几十年间，相继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他们创建了现代的公益基金会，而且展示了它的极大潜能。他们以自己的作为在美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的名字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他们全都出身于普通家庭，又都作为商业企业家获得了巨大财富，而且全都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献身于公益事业，为之捐出了他们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够把自己在商业上取得超凡成功所依靠的创造性的企业管理和组织才能，运用到公益事业之中。
洛克菲勒，由于强烈的宗教信仰的驱动，视自己为上帝的仆人，把巨额财产中很可观的一部分献给了公益事业。卡内基，这个贫困的苏格兰激进派移民的儿子，出于对收容他的国家的感激之情和一种社会责任感，去帮助穷苦、不幸的人们改善自身状况和生活条件。罗森沃尔德，一个欧洲犹太移民之子，则感激他的新国家所给予的自由和平等，觉得自己对所有处境不幸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负有强烈的义务。
这三个人在公益事业中都有无限的眼界和无比的雄心——从全国范围的改革和机构创新，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医药、教育、国际事务等项目。在眼光、技巧和成就方面，他们都是真正的巨人。一百年之后，他们的才华也仍然光芒四射。
约翰·洛克菲勒
就公益事业的规模及其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福利的影响而言，约翰·洛克菲勒先生也许是这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在他以前和自他之后，直到如今，没有一个捐赠者的成就能够与他相比。
十分荒唐的是，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洛克菲勒由于其冷酷无情的经商之道而受到了公开的嘲弄。报纸曾把他描绘成“当代的超级恶棍”、“美国最可恶的男人”，当然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相对要缓和一些。然而，即使在早期境况维艰之际，他的慷慨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所创建的主要机构，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在的洛克菲勒大学）、普及教育委员会、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他对这些机构的馈赠总值（按捐赠当时的市场价值估算）超过5亿美元，如果按现在的美元比价计算，这个数目还要再大若干倍。而且，这个人的公益事业的与众不同之处，还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质量——在于其伟大的开拓性的目标及其辉煌的成就。差不多所有自此以后的公益事业与之对比都相形见绌。
洛克菲勒公益事业的根基，在于他的宗教修养。他是个虔诚的浸礼教徒，把自己看作上帝的仆人。他曾说过：“我相信，我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赐予才具备了这种天赋。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赚钱，不断地赚更多的钱，并根据我的良心的指令，用这些钱财来为我的同胞谋福利。”洛克菲勒的婚姻更增强了他的社会良知。他的妻子劳拉的父母斯佩尔曼夫妇，是公理会教友，狂热的废奴主义者。斯佩尔曼在内战期间是地下铁路的经营者。亚特兰大的斯佩尔曼学院（南方第一所为黑人妇女开设的“进修学校”），就是以他和劳拉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生意、家庭、教堂和善行，是洛克菲勒的全部生活圈子。
在1872年他的生意规模尚小时，洛克菲勒就开始每年拿出7000美元给公益事业；到1882年捐赠数已增加到25000美元；到1892年又猛增到150万美元。此时这些零零碎碎的捐赠大都与他的教会有关（包括学校、医院和传教活动），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宣布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捐赠之后，又有近5万封恳求援助的信件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的压力很重，健康不佳，使他开始产生“要么卸掉一些重负，要么干脆放弃捐赠”的想法。
但就在这时，机缘巧合之下使他作出了有关他的公益事业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决定：聘用一位38岁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担任他的助手。盖茨当时是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的主任，而且他刚刚完成了对全国浸礼会学院落后状况的调查研究（其中有些学校洛克菲勒曾经给过少量资助）。盖茨的结论是：高等教育领域所需要的，是一个按高标准设立的优质的新教育机构。它不应设在东部，而要设在中西部，那里正在形成新的贸易和工业中心。洛克菲勒对盖茨的报告和他本人都很感兴趣，后来给了总数4000万美元的捐款，来建立一所新型的学府——芝加哥大学。
洛克菲勒对最初一系列罕见的大笔捐赠的决策过程，就体现了他以后慈善行为的特征：对每个想法进行严格的企业式的评估，保证有良好的组织领导，在采取行动之前反复考量等。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常会被一些宏大的、令人振奋的设想所吸引。他帮助创建了大西洋岸以西第一所出类拔萃的大学和师资队伍（当时在美国，这样的大学只有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两所）。这所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新型超级大学的建成，表明如果洛克菲勒对某个项目有信心，就会作出重要的财政承诺。
此后，洛克菲勒对盖茨的信赖越来越深，他们两人在一起形成了美国公益事业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一对伙伴很不寻常，从他们的关系中可以深入地理解洛克菲勒作为一个慈善家的特殊品质。
洛克菲勒是一个含蓄的、沉默寡言的人，他抑制感情几乎到了禁欲的程度。他从不高声说话和情绪外露，遇事总是三思而行。盖茨则相反，他热情洋溢，善于言辞，勇于畅想——一半像传教士，一半像企业家。他有时有些傲气，但总是直言不讳。他会冲着洛克菲勒大喊大叫：“你的财富在不断增加，像雪崩一样滚滚而来。你必须紧紧跟上!你必须用比积累更快的速度，把财富散发出去!如果不这么做，它们就会毁了你，毁了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一向能接受盖茨意见的洛克菲勒，会在那里倾听着。
进入20世纪之后，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也加入了他们两人的班底，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最佳组合。盖茨看起来是其中最有能量和创意的一分子，但实际上，每个人在小组内发挥的具体作用是很难分清的。特别是对老洛克菲勒来说，因为他总是不溢于言表，他的领导和掌控作用并不那么直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897年，盖茨读到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治疗炭疽病之类疾病的成功发现之后，建议洛克菲勒在美国也开设一所类似的医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同意了。然后，洛克菲勒以他惯用的方式，与美国和欧洲医学界的领袖人物进行磋商，并采取有效步骤，使美国医学界的杰出科学家都能参与这一事业。
1901年，洛克菲勒实现了他的承诺，这个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多年来，它培养了一系列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洛克菲勒为此先后投入了6000多万美元。1954年，在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支持下，这个研究所扩建为洛克菲勒大学，它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生物医学领域领先的研究和高级培训中心。
医学研究所创建后仅仅两年，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事业单位——普及教育委员会——组织起来了。盖茨和小洛克菲勒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个新的机构为改变内战后南方的面貌所取得的成就是具有革命性作用的。委员会有效地发挥了有理想和才干的南方自由派人士（而不是外来人）的作用，使改变南方地区传统教育方式的努力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它将一支负有使命的专家队伍渗入到各州的教育部门中，去推进为白人和黑人建立公立学校的主张，并拨款来培训小学教师和督学。但不久后情况就显示，这些措施的利益大都流向白人儿童，而没有惠及黑人儿童，洛克菲勒对委员会提出了有礼貌但很强烈的抨击，要求他们迅速纠正不公平的做法。委员会为此专门拨款给南方各州的教育部门，让他们聘用一些全职的专员来改进黑人学校的工作。
不久以后，委员会认识到要发展公立学校体制，政府必须有足够的税收，于是开始广泛地向农村地区的贫困宣战。它在全区引进了农业试验和农场示范，其中一些项目后来为联邦政府所接管或支持。
1912年以后，这个普及教育委员会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全面审视并提高美国的医学教育，因为当时这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学校的水准。委员会之所以作此决定，是基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安德鲁·卡内基赞助下所提出的一份爆炸性的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当时美国医学院校极其严重的不健全状况。委员会为这项医学教育改革项目耗资数千万美元，它也许是美国公益事业历史上首屈一指、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1909年，普及教育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去根除南方的钩虫病害。事情的起因是委员会的领导人华莱士·巴特里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研究钩虫病的权威C.W.斯泰尔斯（C.W.Stiles)医生。后者有力地证明这种病是可以治愈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且花费不大。巴特里克被说服了，就去找盖茨，盖茨又去找了洛克菲勒。经过一年时间的仔细研究，洛克菲勒拿出了一大笔捐款组成了这个新的委员会。此后的5年里，委员会着手防治这一祸及千家万户、上百万人口的病害。到1915年，这个项目的最后报告说明，在整个南方，治疗及预防钩虫病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当这项重大任务尚在实行之时，盖茨已经把目光投向前方，要创建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洛克菲勒信托基金，以“促进全球人类的福利”。洛克菲勒在1909年即表明，他已准备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创办医学研究所和普及教育委员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使他确信，把大笔经费托付给一个由专家和具有治国才能的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他有机会结识了一些行政人才，除了巴特里克，还有威克利夫·罗斯（Wycliffe Rose)博士，他对这位前哲学教授赋予充分信任。
于是，洛克菲勒以自己一贯井井有条、实事求是的方式，为这项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顶峰的公益事业做好了人事安排，来着手创办头一个全球性的大公益基金会。他于1909年就投入5000万美元建立了信托基金，但由于当时洛克菲勒在社会上声誉不佳，经过三年的政治辩论洛克菲勒基金会才得以注册。一经注册，这个新的机构便发起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项目。以原来的卫生委员会为蓝本而建立的国际卫生部，开始在全球范围先后展开消灭钩虫病、疟疾、黄热病及其他传染病的运动，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它在中国的医学委员会创建了规模巨大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在亚洲传播现代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心。
接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致力于推动在美国和海外建立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永久性的政府机制。借助于基金会的力量，国内外第一批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校和公共卫生护士学校相继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爆发性的巨大创造力开始减退。盖茨退休了；洛克菲勒此时已年过八旬，开始脱身出来享受家庭生活和高尔夫运动之乐，并照料自己的投资。最后，他死于1937年，享年98岁。
毋庸置疑，这位约翰·洛克菲勒先生作为美国最伟大的公益事业的先驱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他能取得如此成功的方法却并非广为人知。在企业经营上，洛克菲勒无与伦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以自己的专心致志、远见卓识和冷酷决断，在原来一团混乱的石油工业中，创建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公司。他还展现出一种才华，即善于挑选富有能力的伙伴，把他们聚集在自己周围并委以重任。
也许，除了冷酷无情之外，上述品质也是他在公益事业中取得出色成就的原因。他是个能做善事的人，但并不多愁善感。他对那些看起来也许完全是19世纪的观点，诸如只是“改善人们生活”、仅仅为了缓解需求的单纯慈善目的而散发钱财这样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他相信工作和生产的能力才是人类幸福的基本源泉，因而公益事业的任务主要是培育人们自立自强的素质，从根本上消除困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减少困苦的表象。事实上，他认为如果将生活对人们的赐予重新分配，只能造成对文明的灾难。
就个性而言，洛克菲勒并不善于言辞或易于迎合。他的文化程度和视野相当有限，他读书不多，对文学、科学和艺术兴趣都不大，也不很擅长与教育和社会福利界的领袖们共事。他冷漠离群，总之，是个很难讨人喜欢的人。
他之所以投身公益事业，是那种基于他的传统基本教义信仰的义务感所迫使。他在自己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使他在生意场上获胜的自身优势：专心致志，善于选择能干的伙伴，乐于接受宏伟大胆的创意，并投入大量财力使之实现。
最重要的是，洛克菲勒是一个既有战略眼光又亲自督阵的捐赠者，不过他并不样样插手，干预一切。他一生中只去过他的医学研究所一次，而且过程可谓走马观花。在建立起普及教育委员会之后，他在五年内都没有与他们见过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以来，他也从未参加过董事会的会议。这种超然姿态和远距离的控制，使一些观察家低估了他在公益事业中的作用，只把他当成一个被动的因素，而把盖茨和小洛克菲勒看作是所有成就的缔造者。这真是一个荒谬的判断。要知道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老洛克菲勒在他的企业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即使在1893年他身患重病和两年后“退休”之际，尽管他极少到办公室去，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对公司事务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延续了20年之久。
在洛克菲勒的公益事业中，是他本人选拔了盖茨作为自己的主顾问，也是他本人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在他所有的活动、生意和公益事业中，老洛克菲勒都是认真专注、有条有理、坚决果断的。是他，最后为每个重大项目拍板定案，包括确定它的经费、挑选委员会成员和一些主要负责人。他是首领，他们是他的代理人。所以，整个公益事业所取得成就的归属也要相应地有主次之分。
安德鲁·卡内基
安德鲁·卡内基是三位巨人中最慷慨大方的一位。就工作、能力、自信、雄心以及对他所参与的一切事业的鼓动力而言，他堪称无与伦比。
卡内基是一个贫困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他9岁就开始工作了，到15岁已是一名熟练的铁路电报员。25岁时，对他非凡的精力和才能颇为欣赏爱惜的上级，帮助他走上了发财之路。他很快被提升为铁路的高级职员，进而一步步成为富有的企业家和石油、铁矿、桥梁、采掘、钢铁制造等行业的投资人，最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巨大的煤炭钢铁一条龙联合企业。到1901年他66岁时，以48亿美元的价格，将整个企业卖给J.P.摩根，而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多种多样的公益事业。
在做生意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卡内基都是一个相当矛盾的人。作为一个激进的苏格兰改革派的儿子，他总是自称与普通劳动人民很亲近，并同情他们的需求。但是，在处理企业事务时，他又不断抱怨工资率太高。在他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工厂的一次臭名昭著的打击罢工事件中，他竟然支持对罢工者的血腥镇压。在生意场上他冷酷无情，咄咄逼人；但在家里，他是妈妈的乖儿子，直到母亲去世才成婚，那年他已经51岁了。在美国，卡内基不遗余力地吹捧现存的企业和政治的权势集团；但在英国，他收购了一个连锁报系，来宣传废除君主政体和贵族院，废除英国教会。他坚信适者生存的法则，认为不该纵容穷人；但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却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财产捐给了公益事业。
这个处处自相矛盾的人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他自学成才，不仅在商务和政治上，而且在音乐、国际事务，以及今天称之为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见识。他是一个很能打动听众的演说家，还经常撰稿阐述自己的“财富福音”。他在杂志发表的两篇论述慈善捐赠是富人们应尽的义务的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曾引起一场学术辩论。
其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富人有责任树立一个有节制而不炫耀的生活榜样，不铺张奢华；也有责任适度地满足那些隶属和依赖于自己的人的合理需求。除此之外，富人应当把所有到手的盈余收入都看成只是一种信托基金，他们所直接承担的责任是要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管理这些资源，使之为社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样，富人就变成了他们穷苦的兄弟们的受托人和代理人。
在卡内基卖掉他的公司之后两年，他退出生意场，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公益事业。他已经有过捐赠的经验，25年前，他为故乡苏格兰的邓弗姆林捐赠了一座游泳池。当有些亲戚要求他再给他们的教会多捐一些钱的时候，他又勉为其难地捐了一架管风琴——他觉得风琴音乐大概是星期日教会礼拜的唯一可取之处。这件事渐渐地竟然发酵成他的慈善活动之一。当他馈赠教会风琴的事流传开来后，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许多教会都向他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使他应接不暇。陆续得到他捐赠风琴的教会多达8000个，其中一半在美国，另一半在其他英语国家。对于一个根本不信教，而且以有理有序的“科学性的公益事业”先锋自居的人来说，这是相当离谱的。但是，卡内基显然并不在乎自己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1881年，当他的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时，他提出捐款给匹兹堡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但市政府必须负责购置图书和管理。他后来又附赠了一大笔钱，让图书馆开办了八个分馆。他还赠款建立了一个美术馆、一个博物馆和一个音乐厅，它们后来组成卡内基理工学院的一部分。这所学院得到他的更多捐款，又扩建了一些技术学校、一个女子学院、一个图书馆培训学校和一所自然史博物馆。在这一宏大的项目完成时，卡内基捐款的数目已达2800万美元左右。1967年，这个学院与梅隆工业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
从某些方面看，这些早期的慈善尝试很典型地说明了卡内基从事慈善活动的方法，他的优先选择及他设定捐赠条件的理由。他从自己自学成才的经验中认识到，图书馆实在是人们获取知识以自立自强的最佳场所；而技术学校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谋生和从事有益工作的技能。至于艺术，特别是音乐，卡内基觉得是给人们提供“精雅的消遣和教养”的有效手段。
在匹兹堡图书馆开馆的那天晚上，卡内基在讲话中指出：“由于匹兹堡市明智的决定，这个图书馆得到了社区的支持，这就避免了公益事业中的一切弊端。匹兹堡的每个市民，即使是最不起眼的，现在走进的是他自己的图书馆，因为哪怕是最穷困的劳动者也直接或间接地付出了他们的一分奉献。”卡内基没有要求市政府为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经费，他说这些设施“应被看作是文化奢侈品，不该花费公币”。
在他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出版以前，卡内基也开始向另外一些社区捐款建造公共图书馆，只要他们同意为图书馆提供长期支持。结果这成了他最大的一笔捐赠项目，也使他作为一个慈善家，在国际范围内声名鹊起。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捐出6000多万美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乃至斐济等英语国家，建立了近3000个公共图书馆。而这么多的捐赠都是由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少数几个职员一手经办的。
在刊载他关于公益事业著名文章的出版物问世后两年，卡内基以48亿美元把他规模巨大的企业卖给J.P.摩根，成了当时世界上可能最富有的人。他立即按照自己的信念，将他的巨额财产大量地捐赠出去。从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其个人公益事业急剧扩展的规模是举世罕见的。
1901年，他捐赠了1000万美元为苏格兰大学设立了卡内基信托基金，以改善该校的教学与科研条件，并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1902年，他创建了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以在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营养学、热力学及其他一些学科中开展广泛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实验，这是在纯科学领域内组织跨学科研究的重大关键措施。卡内基在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前后投入了2230万美元来兴建这一事业。
1903年，卡内基捐赠了近400万美元创建邓弗姆林信托基金，为他出生的这个苏格兰小城提供文化娱乐设施。他还捐出150万美元，在海牙建造了一座和平宫，作为刚成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庭的庭址。
1904年，他捐出200多万美元建立了卡内基英雄基金，以表彰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公民，并给牺牲者的配偶及受赡养者以抚恤。
1905年，他始创了又一个重要项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FAT）。他说：“在所有专业中，酬劳最低的是我们高等院校中的教师。”最初，CFAT只是发放补助金。不过，他及时地发现这样做不切实际，于是又设计出了另一个须受惠者参与的计划，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现在可加入这项计划的不只是大学教师，还包括所有各种非营利组织的雇员。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养老金系统。作为开路先锋，它最早树立了私营养老金体制的模式。
CFAT的另一项目的，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需要进行研究。其成果之一就是引发洛克菲勒对美国医学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的那一份著名的弗莱克斯纳的报告。据称卡内基向CFAT捐助的工作经费达3000万美元。
1906年，卡内基建立了他的简化拼写委员会，试图推广一种简单而更合理的英语拼写方法。他为此大造声势，并允诺说，只要让他相信成功有望，他将不断地给予支持。结果并没有成功。这是卡内基把重大创意和他个人独特想法融合在一起的又一个例子。
卡内基从商务活动中退出后，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投身于公益事业。但过了近十年，他已感到疲倦。他的注意力和精力逐渐转向他所热衷的另一事业：寻求世界和平。以前，在西美战争爆发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赞成侵略；如今，他转向了反面，开始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认为它们都是野蛮的，都是“对我们文明的可耻玷污”。
当支持和平倡议的机会来临时，卡内基立即作出反应。1907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洲和平会议，成果之一是建立了中美洲法院以仲裁争端。卡内基捐款兴建了法院的建筑，一年以后，他又为在华盛顿建造泛美联盟大楼提供了资金，再一次表现出了对倡导国际合作的支持。
1910年，他更进一步，拿出1000万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它提出的任务是：研究战争的起因；协助健全国际法；对公众进行有关战争和防止战争的教育；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卡内基按自己的一贯做法，宣布他对选出的杰出的董事会成员完全信任，让他们有“最充分的权限”去决定需要采取的手段和政策，只要他们“牢记一个最终的目标，即迅速消除在所谓文明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战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建立国际和平基金会一年后，卡内基作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慈善行动，创建了一个具有广泛目的的基金会，名为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即“卡内基基金会”）。基金会可以把它的资金用于任何事业，或给予任何机构，只要董事会及未来的继任者们认为是对“增进与传播知识和人民对其的了解”至为重要的（参阅第十八章）。卡内基将125亿美元的款项转入这个基金会名下，从而实现了他的承诺——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剩余财富全部发散掉。在他将近5亿美元的家产中，最后留给家人的不过1500万美元左右。
除了为公益事业出力外，卡内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还写了无数的信函和文章寄给不同的国际知名人士，并利用一些身处高位的朋友们的广泛关系，以促进和平和不抵抗主义的目标，只是无济于事。到1917年4月，甚至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也正式宣告：“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把反对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几年之后基金会才重新启动它的预定项目。在卡内基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时事发生如此逆转，使他深为沮丧。有幸的是，他还是在生前看到了停战协议的签订，没有在完全的绝望中辞世。
这位小个子的苏格兰人像是一颗在公益事业的天穹中穿越而过的闪亮流星，没有人比他更耀眼。他有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和传教士的狂热；自相矛盾，但机智狡诈；无比乐观，又不停创造；在前半生贪得无厌，而后来却慷慨豪爽。卡内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但他确实存在过。
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
在伟大的捐赠事业史上的三巨头中，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有着特殊的光荣地位。他最为执着地献身于促进美国民主、反对种族和宗教偏见的事业。与不善表达的洛克菲勒不同，罗森沃尔德也像卡内基那样就公益事业和慈善家的责任等问题写过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文章。
罗森沃尔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穷苦犹太移民的儿子，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长大，他的父母在那里开了一家服装店。他于1879年在读了两年高中后前往纽约，到一个亲戚的公司里当学徒，学习服装生意。在这个城市里，他目睹了大批因俄国的排犹暴行而投奔美国的贫苦犹太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后来他回到伊利诺伊州，在芝加哥做起了服装生意。1895年，在家庭的帮助下，罗森沃尔德购进了一家正在为生存挣扎的新目录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股份。当他掌握了公司经营权后，这家企业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15年间，在联邦所得税实施之前，罗森沃尔德的财产已达2亿美元。
尽管取得了可观的成功，罗森沃尔德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态度。有一次他对新闻记者说：“我相信，一个人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五是靠运气，剩下的百分之五靠本事。我永远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都认为赚大钱的人就是聪明人。我认识有一些靠自己发财致富的有钱人，他们也是我平生所见的最愚蠢的人。”
随着自己财富的不断增长，罗森沃尔德开始在芝加哥市政中发挥积极作用。他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在自己后半生的几十年里，他一直作为一股巨大的动力，促使城市生活，特别是贫困的移民和黑人的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从在纽约当学徒时开始，罗森沃尔德就一直很爱行善事。那时他曾对友人说：“我生活的目标是，每年赚15000美元，其中5000美元自己开销，5000美元存起来，另外5000美元用作慈善捐款。”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捐款的规模确实是随着财富急剧上升而不断增加。
到1912年罗森沃尔德50岁时，他每年的捐款已达50万美元左右。他的这些捐款，不是根据什么庞大的慈善计划，而是以零散的方式分别捐赠给许多公益机构和贫困的个人。每一笔捐赠，都是他自己决定的。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提供一系列大笔的补助捐款，在美国至少25个城市中，为黑人建造了男、女青年会。这时正处于黑人从南方农村社区向北方中心城市大规模移民的时期，这些新建造的设施，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住宿和娱乐的地方，而且也为他们举办职业培训和其他教育课程。这些创举使罗森沃尔德闻名全国。
当罗森沃尔德的捐赠持续增多时，人们对他的要求也日益增加了。他不得不雇用一个助手，来协助审查千百件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个角落潮水般涌来的申请书。不过，所有的捐赠仍然都是由他本人决定。对他来说，这不仅不是什么负担，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给予他极大的个人满足。
通过亲自介入捐赠活动，罗森沃尔德形成了自己办公益事业的风格和方式：所有他做的，大都出于对受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同情。也许，这正如他所说：“因为自己属于一个世世代代遭受迫害的民族。”不过，他的捐赠是不分宗教派别的，他的大量捐款不只给予犹太人，同样也给予其他人。
罗森沃尔德认为自己对家乡负有深重的责任，但他捐赠的范围已逐渐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他往往是以自己的捐献来刺激和带动其他的捐赠。他很会“讨价还价”，要求他的大笔赞助能有别人配合。他最热衷的是那些能直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状况的最实际的项目。
他力图使捐赠的目标比较集中，但又不过于单一，以免错过某些预料不到的事。他要求在捐赠之前，对提出申请的机构进行认真的调查；但如果有些人的主意和决心打动了他，他也会在他们身上一搏。他边干边学，而且一直乐于接受他人想法的启发。
随着捐赠经验的日益丰富，罗森沃尔德对于在很多慈善家中流行的设立永久长存的慈善基金的做法越来越忧心忡忡，后来对此展开了持续的、颇有影响的批判。
正因为如此，罗森沃尔德自己的公益事业总是切合实际的、灵活的、富有同情心的；针对的是人而不只是一些机构；其精神是个人的，富有希望的。正如他有一次为芝加哥的团体演讲时所说：“不为私利、有助于他人的行为使生命变得崇高。这并不是由于这种行为对别人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对我们自己的作用。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捐赠时不应该勉勉强强、小里小气，而应该痛快大方、热切和充满爱心。”
罗森沃尔德在公益事业中最伟大的一项成就是由一些不寻常的巧合引发的。1910年他读了两本书，受到很大影响。一本是马萨诸塞州企业家和唯一神教派改革家威廉·鲍德温（William Baldwin)的传记，此人对于增进内战后南方黑人和穷苦白人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热情积极。另一本书，是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博士的自传，他是阿拉巴马州一座规模不大、经费不足的塔斯基吉师范和工业学院（塔斯基吉大学前身）的院长，一直不遗余力地提倡在工农业中对黑人进行职业培训，认为这可以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贫困生活和他们的社区。他写道：“任何人，不管他属于什么种族，只要能做些社会所需要的事，最终都将取得成功。”罗森沃尔德出于自己是犹太人的体验，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他一些北方的慈善家也注意到了黑人教育问题。其中就有老约翰·洛克菲勒，他的普及教育委员会即积极致力于此。罗森沃尔德更对这一任务热诚地倾注了资金和精力。他多次偕妻子去塔斯基吉，还经常邀约一些北方的领导人同去，以引起他们对这一事业的兴趣。他给予塔斯基吉相当数量的捐款，并从1912年开始，向华盛顿博士提供资金，为该地区建设新的农村学校。但其资金只作为补配经费，使用时有前提条件：每所学校所需的土地必须由地方当局立约拨给；建成的校舍都要纳入公立学校系统；所在社区的白人和黑人都应为这一项目捐款或捐物。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推广黑人教育的整个任务也靠公共的资金和社区的投入来实现。
有不少当地民众舍己奉献的故事十分感人。一位过去的老农奴捐出了他平生的积蓄，都是大大小小的硬币，一共35美元。他说只有这样，他的儿女和孙辈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
到1915年，华盛顿博士去世三年之后，在罗森沃尔德的资助下，在阿拉巴马、田纳西和佐治亚州，80多所新学校建成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罗森沃尔德应允再捐资建设300所学校，后来又建设了更多。
在南方15个州的883个县，罗森沃尔德总共资助建设了5357所公立学校、工作间和教师之家，耗资总额超过2800万美元。其中，他捐赠了15%；64%是促使地方当局动用税款提供的；其余部分则是广大白人、黑人的捐献。这些项目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里，人们说，60%小学毕业的美国黑人，都是从罗森沃尔德的学校里出来的。
在坚持进行这一项目的过程中，罗森沃尔德不得不顽强地顶住南方和北方都有的严重社会偏见。经常有人狠狠地批评他破坏了社会秩序，但这些压力丝毫没有使他退缩。而在广大黑人中，他赢得了近乎传奇的地位。在南方各地的学校、寓所和棚屋中，他的肖像和亚伯拉罕·林肯、布克·T.华盛顿的肖像挂在一起。学校教员有时甚至把他编入算术题中：“如果罗森沃尔德先生已有六打鸡蛋，他又买了四个，那么罗森沃德先生共有多少个鸡蛋？”
1917年，由于建设学校的要求越来越多，罗森沃尔德开始着手设立一个分配捐款的机构。他成立了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董事会全部由家庭成员承担，有一个小工作班子，并在纳什维尔设了一个分支办公室，以监督学校项目的实施。当然，与十年后完全健全起来的专业化的基金会相比，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步骤。
如果说，罗森沃尔德在公益事业中优先考虑的重点之一是促进美国的民主，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去帮助需要援手的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年代，欧洲犹太人不断地经历严重的危机。在东欧战区，犹太人的苦难尤为深重；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他们是白俄一向掠夺和屠杀的对象，成千上万人被处死；1921年发生的毁灭性瘟疫，又夺去了大批犹太人的生命。针对这些情况，罗森沃尔德拿出了一系列大笔捐赠来援救犹太人，他的公益事业开始走向国际。
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得不痛苦地面对困难的政策选择，甚至成了犹太族群内部一些人激烈批评的对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为犹太人重建新家园之后，随着每一波排犹灾难发生，都会引起一场帮助受害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的募捐热潮。但是罗森沃尔德一直坚信，犹太人的出路必须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去寻求，而不是被输送到另一个新的“家园”去。他尤其确信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自立，总是需要从海外注入大量资金来推持其生存。因此，在他看来，援助犹太人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技能，以能让他们在本国立足和保持自尊。
基于这些观点，罗森沃尔德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索求，而将千百万美元投入了其他一些项目。如新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大片肥沃的土地上重新安居，罗森沃尔德的捐款就用来培养他们成为好的庄稼人，帮助他们在新社区的发展。这一举措的成功，又促使他投入更多的捐款，去继续开展一项为城市犹太人培训生产技能的计划。
罗森沃尔德这种独立的方针，使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产生了不断的冲突，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苏联的反犹主义重新复活之后。就在同一时期，他也在为改善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而继续努力，他无情地反击对黑人的种种偏见，不论它们出现在教育、就业、居住，还是服兵役等方面。他也以同样坚忍不拔的态度与反犹主义对抗。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经过长期的斗争，他终于迫使亨利·福特停止散发臭名昭彰的《犹太复国主义老会备忘录》（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clers of Zion)。
在早期，罗森沃尔德基金紧紧跟随洛克菲勒公益事业的脚步，只是在种族隔离的环境中为黑人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洛氏大胆地创立了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后，罗森沃尔德开始提出一系列有关种族平等和废除种族隔离的倡议，并向走在前面的种族合作委员会捐款。20世纪20年代末，当洛克菲勒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开始减退时，罗森沃尔德对许多致力于改变南方种族关系的团体的支持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此外，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在卫生领域也开始活跃：他捐款在南方兴建医院，在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创办有黑人医生和护士服务的实验性保健中心等。
到1927年，也许是基于多年来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担任董事的体会，罗森沃尔德逐渐认识到，基金会是一个服务社会的行事机构，而不只是个人图方便的设施，因此它需要有一个由兴趣广泛、经验丰富的人士组成的制定政策的班子，以及能干的专业职员。于是，第二年他就把基金会董事会里的家庭成员全部换了下来。他按照自己反对基金会永世长存的主张，规定基金会在他死后25年内，必须把它的全部资源用光。他把埃德温·恩布里（Edwin Embree)请来担任执行长，此人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主席，这两年跟罗森沃尔德本人一样，被那个组织中日益增长的保守倾向弄得心灰意冷。
重组后的罗森沃德基金一方面继续努力增进黑人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不顾医药组织的强烈反对，竭力从各方面寻找途径来降低穷人——不论黑人或白人——的医疗费用。罗森沃尔德和恩布里还相应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和调查研究，探讨黑人贫困的一般状况，以及农场租佃制和工会实践对南北方黑人困境的影响等问题。
随着经济大萧条的来临，罗森沃尔德不得不把自己逐渐衰退的精力大部分用于解决自己公司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庇护成百上千的雇员躲过由股市狂泻引发的经济崩溃。
罗森沃尔德的最后岁月笼罩着一片阴霾。有两个新的不利情况出现：一是由于反犹主义在欧洲兴起和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使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人家园的主张变得正当和紧迫；二是在美国，一些奋力争取种族平等的领袖人物开始不断对他进行批评，说他的学校建造计划实际上默认和迁就了南方的种族隔离教育制度。在这段时间里，罗森沃尔德从自己的公益事业中所获得的成就感，肯定是与相当程度的失落感交织在一起的。
罗森沃尔德于1932年新经济政策刚出台之时去世。但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基金仍在继续运作，在恩布里的领导下，基金会积极同许多联邦政府部门合作，把专家安插在其中，促进它们对城市和农村黑人特殊需要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不佳，有些较早提出的、需要大量依靠政府支持的教育和卫生计划不得不夭折了。
恩布里一直任职到1946年，此时，距罗森沃尔德规定的限期还有11年，但基金会关闭了。毫无疑问，不论这些年来国内外发生过多么深刻的变化，罗森沃尔德基金会是在黑暗的时代里光芒四射的灯塔。他作为慈善家的记录自始至终都是非同凡响的。罗森沃尔德的慷慨是基于自己坚定的原则和信念。在国内外，他都力求成为社会的救治者、安抚者和凝聚者。他用自己的财富和献身精神，尽力帮助减少他那个时代处于逆境的人们的困苦，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三位巨人之比较
在公益事业中，这三位巨人犹如他们在生意场上一样，都受到美国历史上那段英雄主义精神的影响。那时到处充满乐观精神，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在为全国发展和工业化的艰巨斗争中，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都是顽强求胜的竞争对手。
但是三人又全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教育、科学的力量与人类和睦共处的可能性。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他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当然，他们还不曾考虑到可观的税务优惠，因为是在他们作出了大量捐赠之后，联邦政府的第一个所得税法才颁布。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三人终其一生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都非常严肃认真。他们将其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为之竭尽全力，而不仅仅是当作一项副业，或偶尔为之的兴趣。
这三人在立业后很早就开始捐赠活动。随着财富的增长，他们对公益事业的介入程度也稳步上升。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捐赠由小到大，项目由简单到复杂。这种学习的经验，以及对公益事业的兴趣和想法的演进，贯穿在他们的一生之中。
但在风格上，这三人有很大的不同。罗森沃尔德是一位事必躬亲的捐赠者，对自己的项目总是亲身参与和控制，只是到了晚年才将重任委派给一位专业的经理。卡内基本人构思和设计项目，不仅为之确立目标，而且制定运作的结构和方法，但一旦架子搭好，他就将其移交给一个由他挑选的董事会，董事会有充分的自由来指导具体运作，必要时甚至有权改弦易辙。洛克菲勒在制订计划和项目时，则相当依赖于他能干的助手盖茨和自己的儿子，不过他保留项目的启动和经费的最后决定权。他是幕后的力量，但却是很强的力量。
出于他们的商业经验，所有这三人在安排他们的捐赠时都是熟练的谈判者。而且他们都善用机会，常以自己的捐赠来找到和促成更多其他方面的支持。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在把经费分别注入他们创建的一些独立的项目和机构时十分谨慎，最后才把大量余下的资金赋予一个目标广泛的永久性基金会。罗森沃尔德向各种各样的项目和组织捐款不菲，然而他并不大量建立新机构。他自己设立的罗森沃尔德基金，与他反对永恒性的意愿相吻合，在他去世14年后就寿终正寝了。
在半个多世纪后，我们考察发现他们的公益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可能是这三人的雄心壮志和事业的宏大规模，这与今天绝大多数大基金会和大捐赠者普遍的缩手缩脚、零敲碎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位巨人的视野和胆识与他们巨量的财富是相当的。他们也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敢于作出重要的，甚至巨大的经济承诺，也能顶住种种非议和公开的批评。
最后，十分清楚的是，罗森沃尔德和卡内基两人尽管在晚年有一定程度的失望，但他们仍从公益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激励和满足。这不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公众的承认和称赞，而且也由于这些捐赠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真正的意义，这是他们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就所无法给予的。
至于洛克菲勒这位令人难以捉摸和接近的人，公益事业对于他而言似乎只是履行一项强加于己的上帝的任务。不过，他的儿子在继续他的事业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才干，相信也曾温暖过那颗冷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