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晚年对窝阔台说：“这人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以后的军国大政都要委托给他。”因此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时代也受到了重用。他积极推行汉法，强调以儒治国，对蒙古原有的落后习俗和制度，做了很大的调整。比如蒙古人刚进入中原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大臣认为中原地区没有多大用处，要求在中原地区继续推行蒙古地区落后的游牧政策，甚至要求将中原汉人全部杀光，把原来的肥沃农田统统改成牧场。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说：“在中原这么广阔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得不到呢?怎么可以说没有用呢?”他建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认为只要处理得当，一定会有助于国家军需等日常开销，于是窝阔台同意他试行一段时间。课税政策很快就起到了作用，第二年秋天，窝阔台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向他进献已经征收到的东西，包括银十五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等。窝阔台非常高兴，当天就把中书省印绶交给他，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事。
蒙古军队有屠城的风气，在耶律楚材的劝导下，这种风气逐渐改变。1232年，金国都城汴京已经危在旦夕了，但还在拼死抵抗，蒙古大将速不台奏请城破后以屠城来泄愤。耶律楚材听后连忙劝阻说：“将士们辛苦作战，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得到当地的土地和奴隶。如果占领的地方荒无人烟，那还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下令除完颜族外，其余的都免死。这样便保全了当时汴京一百四十多万的人口。而且从此以后，屠城政策便逐渐放弃，屠城方式改变为只杀抵抗的将领。
耶律楚材还向窝阔台建议尊崇孔教，并向窝阔台说：“天下虽可马上得之，但不可马上治之。”只有以儒治国，才能长保久远。在他的建议下，窝阔台延请了一大批知名的儒家学者为皇太子和诸大臣讲解儒家经义，向他们传授儒家的优秀思想。1232年，在汴京将要攻下之时，耶律楚材派人找到了孔子的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封为衍圣公。次年，窝阔台几次下令修复孔庙，之后，耶律楚材又建议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经籍所，让儒家著名学者充任管理人，来编修经史之书，从此在蒙古统治者中也逐渐兴起了一股文治之风。为了进一步采用儒术，扩大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政治出路，1237年，耶律楚材建议恢复科举考试，当年八月，窝阔台就重新恢复了这项唐宋以来传承的制度。经过这次考试，共得到儒士四千多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当时儒家的地位。
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执政。因为耶律楚材与皇后宠信的奥都刺合蛮在是否废除西域人实行的包税政策方面有矛盾，所以不再得到信任，皇后甚至下旨说：“凡是奥都刺合蛮定的事，令史(指耶律楚材)如果不予以书写颁布，就斩断他的手!”耶律楚材则说：“事情如果合理，我自然奉行。但要是不合理，让我做不该做的事，即便是死我也不回避，何况是斩断手指呢。”因为他是先帝老臣，所以脱列哥也无可奈何。
1244年，感到郁闷孤愤的耶律楚材病逝了。死时有人诬告他贪污了国家的一半财富，于是皇后命人前去查抄，结果发现他的住所内，除了古琴十余张，金石、字画、遗文数十卷外，别无长物，可见耶律楚材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
和尚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重八，又名兴宗、国瑞，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太平乡孤庄村人，祖籍江苏沛县。祖上几代都是贫苦农民，父亲朱五四租田耕种兼卖豆腐，朱元璋因家贫曾为地主放牛。
1344年春，淮河两岸瘟疫流行，他的父亲、母亲、长兄都相继去世，17岁的朱元璋不得已到皇觉寺出家当了和尚。1352年闰三月，投奔郭子兴起义军。朱元璋由于才能出众，深得郭子兴的器重。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死，这支起义军正式由朱元璋管辖。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下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便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
朱元璋在应天府注意延揽人才，如冯国用、陶安、李善长、汪广洋、朱升、刘基、宋濂、康茂才等，无论儒士、武人，只要有见识为己所用，均予优容。元池州学正朱升给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康茂才提出的“且耕且战”，保障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等，对朱元璋的顺利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元璋的军事力量也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经过多年的征战，朱元璋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重要割据势力，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位为皇帝。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王朝。
明朝虽然建立，但各地的残余势力仍相当强大。其中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太原，势力最大；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拥兵云南；纳哈出盘踞辽阳；明氏割据四川；李思齐、张良弼占据陕西；陈友定独有福建。于是明初当务之急就是将这些残余势力予以剿灭，1368年正月，明军进围延平(今福建南平)，陈友定服毒自杀未死，被俘送应天，不久被杀，福建平定。十月，徐达等直捣扩廓大本营山西，又偷袭其兵营，扩廓大败北逃，山西平定。1369年四月，常遇春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陕西平定。1372年，明军大举攻蜀，明氏出降，四川平定。1381年，傅友德、沐英、蓝玉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云南，把匝刺瓦尔密逃到普宁(今云南晋宁)自杀，1382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平定。1387年，盘踞在辽宁金山一带(今辽宁开原东北)的元朝世将纳哈出投降，东北平定。至此，朱元璋前后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最终统一了全国。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着手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了丞相制度。明朝初年，政治制度大体沿袭元朝。中央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规定凡军国大政必先“关白”丞相，然后奏闻皇帝。不久，朱元璋就发现中书省丞相的权力过大，决定加以改革，改革是借着“胡惟庸案”进行的。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朱元璋攻取和州时前来投顺。由于圆滑奉承，他逐渐从一个地方小吏做到了中书省丞相。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朝廷中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淮人官僚集团，经常排斥异己，擅杀大臣，甚至于一些重要的军国大事也敢于隐瞒不报。一时朝廷内外，势利之徒经常趋走于他的门下。魏国公徐达疾恨胡惟庸的奸邪，曾向朱元璋揭露过他的罪行，胡惟庸因此怀恨在心，企图收买徐达的看门人，对徐达加以陷害，只是没有成功。刘基在胡惟庸做丞相之前，曾对朱元璋说： “胡惟庸是一头难以驯服的牛犊，终有一天会甩掉犁头拒绝耕地的。”后来，胡惟庸坐上中书省丞相后，刘基父子上书朱元璋在浙闽交界设立巡检司，但没有请示中书省，胡惟庸更觉得刘基轻视自己，因而指使手下加以诬陷，企图置其父子于死地，只因朱元璋念及旧情不忍加罪而未能得逞。但胡惟庸并不死心，不久刘基生病，胡惟庸假装关心，带了一名医生假意前往探视，并送了一些药材表示慰问。刘基不知其中有诈，吃了药后，总觉得胸中有硬块，如拳头般大小，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当时朝中像徐达、刘基这样的重臣胡惟庸都敢暗算，一般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胡惟庸的胡作非为，势必会危及中央集权，更会令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难以容忍，尤其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改地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后，地方的控制指挥权都集中到了中书省，中书省丞相的权力就更加膨胀了，和朱元璋的皇权矛盾也就更加尖锐。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于是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抄家灭族的严厉镇压，同时以此为鉴戒，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制度，不再设丞相，并提高中书省下的六部地位，令各部尚书只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一人的命令，这样朱元璋实际上是皇帝兼丞相，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并且这一制度为以后明清两代帝王所沿袭，对后世影响深远。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对监察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科举制度等方面进行革新或改变，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统治。首先是建立特务网络，最有名的就是在1382年所设的锦衣卫。锦衣卫除担负禁卫外，还从事侦察、缉捕等活动，大臣的一言一行，都在掌控之中，甚至大臣晚上在家宴请客人所坐的方位或者是与夫人的枕边谈话，第二天都能如实地汇报给皇帝。锦衣卫还设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在监狱里滥施酷刑，有剥皮、挖眼、抽筋等。锦衣卫的特务人员遍布全国，以至于外地人一见到鲜衣华服讲京师口音者，皆以为是锦衣卫，四处避让不及，从而给全国上下都造成了恐怖气氛。其次是大兴文字狱。朱元璋当过和尚，讨过饭，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因而很忌讳别人提起这些，因此很注意文字细节这方面的问题，凡是与他经历出身有关的均视为 禁忌，如与和尚有关的“光”、“秃”、“僧”、“生”等字眼和“贼”、“盗”等和农民起义有关的字眼都不能说，否则必遭杀身之祸，以至于地方官员上表都规定了一定的程式，按规范填写即可。此外，他还严惩贪官。由于他来自民间因而能深刻体会贪官对百姓的危害，所以对贪官污吏的打击就十分严厉。有一次，他外出视察，检查出一个县官有贪污行为，便下令将之斩杀，并剥下皮塞满稻草，挂在公堂之上，以示警戒。
朱元璋为明朝的巩固可谓是“日勤不怠”，辛苦一生，耗尽了心力，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终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剑立心学的王宁仁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生前曾在贵州阳明洞隐居，自号“阳明子”，又曾创办阳明书院，从事讲学，所以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并把他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称为“王学”或“心学”。
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王华，曾任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立志做圣贤之人。十八岁那年他曾向理学家娄琼求学，听娄琼讲宋儒的“格物致知”之学。二十一岁时，随父亲住在北京，那时他还相信朱熹的学说，到处寻求朱熹的遗著来阅读，甚至照着朱熹的说教去作“格物致知”的工夫。其中，有一回，他和友人对着庭院中的竹子，苦思冥想，想要从“格”竹子，来认识天理，但前后经历了整整七天，也毫无所得，反而因之疲惫不堪，病倒了很长时间。格竹子的失败，使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失望之余，转而听道士们讲谈“养生之道”，也和佛教僧侣来往，向他们请教禅机，因此，在这时他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容。二十六岁时，还曾因为“边报甚急”而学习了兵法。在二十八岁那年，王阳明中进士，开始踏入仕途。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为援救谏官戴铣等而触犯当时的“站皇帝”大太监刘瑾，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当驿丞。龙场地处贵州西北偏僻深山，生活相当艰苦。王阳明官场失意，意志消沉，日夜静坐，用以体验道德修养，寻求内心的解脱。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声呼喊，说是已经顿悟，明白了“格物致知”的道理，并认为这些道理全都具备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根本不必往求外界，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三年后，王阳明三十八岁，被聘为贵阳书院讲席，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王阳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随之结束，返回南京任职。正德十四年(1519年)，时任副都御史的王守仁迅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因有功而被封为新建伯。晚年曾任江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要职。1527年，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镇压了田州少数民族起义。次年，王守仁病死，年仅五十六岁。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南宋陆九渊初步建立起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王守仁使其发展得更为细致，并一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支配思想。
王守仁的弟子曾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后人称之为王门四句教。王守仁认为心外无物，因此，认识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心内，对象不是外界而是自己的“良知”。心不仅是认识的主体，而且是认识的对象。他反对人通过实践去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以“良知”作为事物的法则，他的格物致知学说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为了阐明这一观点，王阳明竭力夸大人的思维的能动作用。有一次，当他在郊外游览时，有个朋友指着开在山中的花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中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显然在他把山间花树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看成是依赖于人的感觉、意识才存在的，离开人的感觉，在他看来便不存在什么“山问花树”。在这里，王阳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把意识看作是第一性，认为客观事物只能依赖于人的感觉、意识而存在。但是，事实正相反，由于山间存在着花树，并通过人们的感官反映，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惯于花树的感觉印象；没有花树，便谈不上有任何关于花树的感觉。
在王守仁看来，伦理纲常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先验的“良知”，所以要认识伦理纲常之“理”即所谓的“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外在的实践去获得，而是到内心中去体认。王守仁也谈“致知格物”，但他的解释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即把心中固有的“良知”施诸行事，即用名教伦理规范自身的行为，自觉地为善去恶。“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就是在这种要求行为和良知相一致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即是说，若是人们心中产生了某种“不善”念头，他必须立即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