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座奇特而壮观的古墓里，发现了几具完好的楼兰女尸。这些女尸脸庞不大，下颏尖圆，高鼻梁大眼睛双眼微闭，体态安详，几乎个个是年轻貌美的姑娘。这些姑娘都是裸体，周身裹毛织布毯，以骨针或木针连缀为扣，双脚穿短统皮靴。她们的头发上戴有素色小毡帽，帽缘缀红色毛线，帽边还插几支色彩斑斓的雉翎。墓中出土的器物种类很多，有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等。其中木器还有盆、碗、杯和锯齿形刻木。
再看看楼兰古城的面貌。这里东西长335米，总面积10万平方米。城墙采用夯筑法建造，与敦煌附近的汉长城相似，城墙的四方还有城门。城内有石砌的渠道。城区以古渠道为中轴线，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大部分。东北部以佛塔为标志，西南部以“三间房”为重点，散布着一些大小宅院。
佛塔的外形如同覆钵，与古印度佛塔相似。在佛塔附近，考古队发现了木雕坐佛像和饰有莲花的铜长柄香炉等物品。还采集到了许多精美的丝毛织品，东汉及西汉的五铢钱、各色饰珠，来自外国的贝壳、珊瑚等等。大量的物品表明，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中继站，有过辉煌繁华的昨天。
“三间房”遗迹，是楼兰古城中用土驿砌的唯一现存的建筑遗迹。考古人员在此清理出织锦、丝绢、棉布和小陶灯等物，还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汉代文书。从文书的内容上判断，这里是个官署。考古队在三间房西南的宅院遗址里，清理出了骨雕花押、门斗、木盘、木桶、木纺轮、牛骨、羊骨等等，呈现在眼前的众多器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昔日的文明和沧海桑田。
楼兰，这样一个可人的绿洲，一个楼兰人世代眷恋的家园，为什么突然人去“楼”空，成了一片荒沙掩埋的废墟？从这里发掘的文书中知道，当时士兵的口粮越来越少了，用水紧张，不能耕种……推断这些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水源日益不足。这一切都表明，4世纪时，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很大，楼兰人曾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过，但最终没有回天之力，只好放弃这美好的家园。那么，这些楼兰人迁居到哪儿去了呢？他们的后代是谁？至今仍然无人能够破解。
“桃花源”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他那篇清新、飘逸、光彩而恬淡的《桃花源诗并记》中，憧憬了一个自由、安乐的理想社会，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尤其令人神往和称羡。
1000多年来，有人指责这桃花源是不存在的“乌托邦”，有人却能数说出桃花源的许多“模特儿”……
“桃花源”究竟是纯属虚构，还是有它真实的原型？
湖南桃源县西南15公里的水溪，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景色绮丽，松竹垂阴，被人称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唐代人开始在此建有寺观。宋代更加兴盛，并建造了渔人遇仙的“延请楼”。元末毁于火。明代景泰六年（1455年），又在此建造了殿宇，明代末年又毁于大火。直到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重修了“渊明祠”，并顺着山势以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建造了观、祠、亭、洲，诸如“桃花观”、“集贤祠”、“蹑风亭”、“探月亭”、“水源亭”、“缆船洲”等。
《学术月刊》1984年第七期载刘自齐所写《〈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的文章，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据《苗族简史》：
武陵地区的苗族人民开始了“铁犁牛耕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创造了父系氏族初期的物质条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所能提供的剩余生产品极少，因此，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呈现出了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如此世外仙境一般的苗家社会，被当作“异闻”传播。除了陶渊明有所闻，并见之于他的诗篇外，还有一个东晋文人刘敬叔也在他的《异苑》中记述道：“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这简直是又一个“桃花源”，所不同的是一位是渔家，一位是猎户罢了。其他如武陵地区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见客人“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习俗等，都能说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指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
然而，“杂取种种，台成一个”，这是文学作品塑造典型的成功的手法。
除了桃源县或苗家寨，被大诗人陶渊明选作《桃花源诗并记》原型的现实境界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
古代海州即今连云港市地区有两个武陵的地名：一个是载入《魏书》的“武陵郡”，故城遗迹犹存，在今赣榆县沙河城子村；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山西麓，至今保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清咸丰元年以前，这里一直地处五羊湖的东岸，由水路顺山麓向南，直至海边山尽处，有一小径通入宿城山凹。
江苏连云港市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除了翻越虎口岭，与外界无路可通。这样一个僻在“东海隅”天然巧成的“坞壁”堡垒，中间却是一片坦荡美丽的川原，山畔竺篁摇曳，地名大竹园。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半身浮浸于海中的峻峭的山峦，状如大船，故称船山。山脚转弯处，也有一条经过拓宽的石峡，逶迤通向高公岛。这样的世外乐土，陶渊明在来到郁洲以前，早就闻名。陶渊明在写入桃花源的情景时说道：“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足以使我们产生有趣的联想了。而更重要的是：诗人陶渊明曾实实在在地亲身到过这个地方。他在著名的《饮酒诗》里唱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根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郁洲山于晋世应称东海，当时的海州称临朐，隶属于东海郡。所以，陶渊明所说的“直至东海隅”的“远游”，正是处于东海一角的宿城高公岛之行。
隆安三年（399年），农民孙恩起义于海上。隆安五年，第三次登陆，攻克广陵（扬州），后浮海至郁洲，打败了镇守在高公岛的东晋将领高雅之。最后，起义军又为东晋镇军刘牢之所败。由陶渊明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丹阳）作》得知，陶渊明从隆安四年开始任镇军刘牢之的参军，他“往来海上”，高公岛战争期间，必亲赴战场，“登降千里余”。然而，他“目倦川途异，必念山泽居”，身在宦途，也只是“暂与园田疏”，依然时刻怀念他的田园生涯。
在这种心境里做刘牢之的镇军参军，当然有觅求桃花源的心愿，看到高公岛云山武陵郡中这秀丽的渔村，夹岸的桃林，鲜美的芳草，一径通幽的石峡“小口”，他也必然会像作品中的渔人一样“舍船从口入”，去游历那“良田美地”、“桑竹垂阴”的宿城山凹。
南唐诗人李中早就意识到陶渊明到过宿城山。他在郁洲山之游以后，写了《春日书怀寄胞山孙明府》诗，发出过“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的感叹。苏东坡也是知道陶渊明吟咏过郁洲山的。他在回忆海州朐山之行的诗中模仿陶渊明“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的诗意写出过这样的诗章：“我昔登朐山（今连云港市海州锦屏山），出日观苍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
清末两江总督陶澍自称陶渊明的后裔，也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他曾著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一书。并于道光十六年亲自向道光帝旻宁讲述了高公岛、宿城一带“鸡犬桑麻”的“太平景象”。旻宁也认为：“此境与桃花源何异？”这位封建皇上的“金口玉言”引起“海州人士逖听腾欢，咸以郁洲”为“乐郊”。
陶澍在满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绕以长28尺、宽20尺的西回廊，长32尺、宽25尺的东回廊，合《五柳先生传》的文章，仿陶渊明故居的特点，在门前植五株柳树，并栽植桃花，使陶祠“倚天照海，朱霞霭霄，云台倍觉鲜明”。陶澍还为陶祠书额：“羲皇丘人”，对联是：
“此间亦有南山，看云归欲夕，鸟倦知还，风景何殊栗里；在昔曾游乐海，忆芳草缘溪，林花夹岸，烟村别出桃源。”“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隶书刻石的匾额至今尚存。饮誉中外的宿城山水，丰富了诗人桃花源的叹咏，沧桑十五世，昔年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今已出入通达。
“桃花源”原型的取材，还可能不只是笔者陈述在上面的几处。严格地说，它还是一个仅仅被猜出了一部分的谜。
“悬棺”究竟怎样放上峭壁
最近，浙江省有人悬赏10万元求解龙虎山“悬棺”之谜。我们知道，悬棺葬是中国南方古时盛行的一种奇特的葬俗。它利用木桩或天然岩缝，将棺木置放在“人踪灭”、“鸟飞绝”的万仞绝壁上。或深藏洞内，或微露穴外，如船头、似快艇。一条武夷山风景区的九曲溪，沿溪两岸悬崖峭壁的洞穴里，散布着几十具悬棺，构成了独特的景致。
古人为何要不辞劳苦将棺木高悬于绝壁之上？这些奇异的悬棺究竟有多少年月了？在那遥远的时代，古人又是怎样把悬棺安放到无路可走的峭岩上的呢？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更使考古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现在一般推测，南方的少数民族长期依山傍水居住，自然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以及观念意识。悬棺放在靠山临水的位置，棺形多为船形，表明了他们对山水的依恋与寄托。把棺木高悬于绝壁之上，可能出于一种孝道观念。唐代张鷟在《朝野佥载》一书里记述，王溪蛮父母死后，置棺木“于临江高山半胁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不过，这也仅是推测而已。
至于最早始于商周时代的这些棺木是如何悬挂在崖壁上的，则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一说是修栈道而运悬棺，用人力、畜力顺着事先铺设的栈道，把棺木运入岩洞。现在九曲溪两岸的岩壁缝隙处还可看到一些残存的木料，很可能便是安置棺木后为了确保安全而将栈道拆除的遗物。但其他安置棺木之处全是悬崖绝壁，无缓坡可架设栈道，故此说难以令人信服。
一说当时九曲溪水位很高，就在如今的悬棺处，当时的棺木是水运放入山洞的。
一说为从下往上吊装放置棺木。从武夷山已取出的一号船棺观察，棺盖头部有一道明显的绳勒痕迹，宽约3厘米，似乎是吊装的佐证。然而，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恐怕没有能将棺木吊到高达几百米的崖壁岩洞中的机械设备。
一说为从上往下的悬索下棺，即从上缒下几个葬礼先行官，在洞口预先架设只要数米的栈道，部落人在峰顶就地伐楠木制棺，装殓死者后齐力把它吊坠下去，先搁洞口栈道处，再由先行官推进洞去。此说似乎较为可能，但也无更多的证据证明。
中国的悬棺之谜尚未完全解开，考古学家们又发现外国也有悬棺存在。从中国南方、西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部群岛，甚至大洋洲岛屿，都有悬棺葬及其变种。或为船棺葬，或为独木舟葬，或为岩棺葬，或为洞穴葬，而且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棺木都高悬在临水的悬崖峭壁上。这就使悬棺之谜更加迷雾重重了。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原泛指僻远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往往把被贬谪的官吏流放到“天涯海角”之地。古代诗人也喜用“天涯海角”抒发情感，唐代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白居易《春生》诗中有“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的著名诗句。究竟“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怀有特别兴趣，而今天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就是在海南崖县（今三亚市）。《人民画报》1980年第3期在介绍海南岛风光时说：“相传海边石上‘天涯’两字为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所题，现已被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主同此说的还认为“由于崖县在古代交通十分闭塞……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即苏轼）曾被流放到这里，现在这里还保留有苏公祠，祠内有苏东坡的石刻像和数块墨迹碑等。”（宁山《地理知识》1980年第一期）。张子桢主编《中国地理知识》在《“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命题中说：“我国确有‘天涯海角’这个地方，就在海南岛南端，马岭附近的一个美丽的海湾处，现已辟为‘天涯海角’游览区。这里东距崖县所在地三亚26公里，西距崖城（原崖县旧址）22公里。在一片怪石中，有两块嶙峋的巨石，一个凿上‘天涯’，另一个上刻‘海角’，两相对峙，蔚为壮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另一种看法认为“天涯海角”不只一处，并非专指崖县。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记载：钦州（今广西灵山）有天涯亭，廉州（今广西合浦）有海角亭。“钦远于廉，则天涯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可见早在宋代钦、廉二州已有“天涯亭”、“海角亭”，一直保存至明清时期。据史载，“天涯亭”在北宋中期即已得名，而海南崖县的“天涯”、“海角”刻石时代要比钦、廉二州的“天涯亭”、“海角亭”晚得多。据清光绪崖州知州钟元棣《崖州志》卷二二金石志记载：“天涯”石刻“下马岭海边石上，与海判南天（刻石）相去咫尺。字大三尺许。旁镌雍正十一年程哲，字四寸。”“海角”刻石距“天涯”刻石不远，大小相近，但字体不同，“天涯”二字为楷书，“海角”二字为行书，《崖州志》没有记载，时代显然要比“天涯”刻石迟。据《崖州志》“天涯”二字是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程哲任崖州知州时所书刻，“天涯”“海角”即因这两处摩崖石刻而得名，较之钦、廉二州“天涯”“海角”因亭而得名远近700年之久。
关于崖县苏公祠问题，据《宋史·苏轼传》和《苏东坡全集》，苏东坡于绍圣四年旧历七月三十日从惠州抵达儋州，经居三年，于元符三年（1100年），旧历六月离开海南北上，次年卒于常州。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曾被流放到崖县，并曾在崖县刻石书写过“天涯”二字。因此，宁山所说苏公祠系张冠李戴。崖县绝无苏公祠，只有唐李德裕祠，“在多港峒”。据《琼州志》记载，苏东坡在海南岛的遗迹和祠堂有儋县桄榔庵、载酒亭、东坡坐石、海口府城苏公祠等。故苏公祠不在崖县而在海口（徐恒彬《“天涯海角”辨析（一）》，《地名知识》1980年第3期）。张云石在《崖县“天涯”石刻非东坡手迹》一文，认为苏东坡于绍圣四年（1097年）到儋州，居三年，所到之处均有诗作可查，现存四千多首诗中没有一首是写崖州的，因而“天涯”非为苏东坡手迹（《羊城晚报》1961年7月24日）。田青也据《宋史》和《东坡先生年谱》，认为苏在儋耳（即儋州，今海南儋县）三年内，甚至连一般的出游都有详细记载，却找不到他到600里外“天涯海角”所在地的崖州去的任何记录。“天涯”当然不可能是他的手笔（《旅游天地》1980年第1期）。郭沫若曾去“天涯”刻石实地查考，指出“相传为苏东坡所书，但字体殊不类”，其后得见《崖州志》，“既得此资料，因三往天涯海角目验”，“天涯”二字之旁“确有小字依稀可辨”，证明的确为清雍正十一年程哲书刻，与苏东坡无关（《天涯海角》载《羊城晚报》1962年2月20日）。
“天涯海角”在今海南崖县，几成定论。因有刻石“天涯”“海角”为证，而“天涯”二字又传为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所书写，故广为人们所传颂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