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散文鉴赏(中国经典名作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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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我与地坛(4)

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把我们编成个女生班。你从讲台上往下看,一溜溜的辫子,一排排的流海,名副其实的女儿国。没有男生在一旁,女娃子个个变得胆大包天,无拘无束,再秀气的人都张狂了十分。

虽说前后两个教室都是男生,可见了我们也有些畏缩。只是每当上课铃一响,大家往教室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嗷嗷”地喊着,把同伴往我们身上推,惹得我们红着脸骂“畜牲”,“不要脸”,他们并不回嘴,我们则凛凛然地进到教室,冲邻座得意地歪嘴一笑。

记得那天上英语课,班长叫“Standup!”(起立!)

大家七歪八倒地站起来,与此同时,听见前后教室里的男生吼一样地说:“老师好!”“坐下!”一片板凳响。

但是我们用英语问了老师好,他却不叫我们坐下,几个自说自话落了座的人,只好再站起来,很不满意地盯着这个代课老师。“看看看,他头梳得多光口欧!”“咦哟喂,看他严肃的!”“哎,没得胡子!他没得胡子!”嘁嘁喳喳的耳语在教室里嗡嗡地传染,时不时夹杂着一两声鬼头鬼脑的笑。代课老师的脸,耳朵,脖子,渐渐地红起来,年轻端正的脸上显出竭力克制的羞恼。他说:“站起来一个一个都不小了,考试成绩有60%不及格!有的人至今连字母都搞不清,把b写成d,把d写成b,像什么话?自己的辫子倒蛮会梳的。可惜一辈子就去梳辫子吧!站好!”他怒喝一声,把严美琴的膀子一扯,没得个站相的严美琴顿时一声尖叫,一把掸开他的手:“男娃不要碰我哎!”说着连连拍打被拉过的地方,又吹吹自己的手指。哄!全班大笑起来,又急刹车似地顿住,老师的脸涨得血红,憋了半天,憋出一串你你你你你……,这下把我们开心得要死,笑声重新迸发,个个龇牙咧嘴,前仰后合,状如女鬼。直到这年轻的代课老师奔出教室,我们才长一声短一声地歇下来。

后来大家归了座,可老师再没回来。教室里闷闷的,谁也不说话。天阴下了,空气中有了雨腥味儿。走过我们教室的老师又回头看了看,诧异初三(五)今天安分得好奇怪。

于是校园里有歌谣说:初三(五),二百五。又说:女生班,两大怪,哭哭笑笑地上赖。我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一样。女儿国里也吵,也闹,可是哪个班有我们女儿国的芬芳?

歌咏比赛,文娱演出,连年拿头奖不说,最有趣的是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每个人抽屉里有小剪子,五彩丝线,各色珠子。我们用纸折成一系列大小不等的粽子,用彩色线裹出各色斑斓花纹,再用珠子串起来,玲珑夺目。有编鸭蛋网的,细巧一点的人,还会用零碎缎子做香袋。每当此时,语文老师又要讲屈原了。

语文老师姓刘,五十几岁的年纪。他古典文学的功底极好,特别偏重诗词,做派举止都有名士之风。他常常穿一套飘飘的纺绸裤褂,翘着小指头翻书,着青帮粉底千层布鞋,走起路来,必先抬脚停,半拍,然后移步,和我们想象中的孔夫子一样。

我们都喜欢他,和他没大没小,跑到他在小操场的房间,指着满墙抖抖的毛笔字(都是自作的诗词)问他:

“这是什么体呀?”

他说:“人各一体,又何必竞仿前人之体?”

我们又指着那宣纸上的红印,问他“白下隽甫”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他的号。我们又问他,号是什么东西?他就不答了,拿扇柄点着我们说:“顽皮呀顽皮呀顽皮呀……”我们就大笑起来,同时就把他的镇纸塞到床下,毛笔挂上帐钩,拂床的大掸子插到漱口杯中,一边乱翻作文本,看那上面长长的红笔朱批又写了些什么好玩的话。

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振奋。一篇篇中外佳作,今古妙文,在他的讲授下,带着声、色、形、味,悄悄地渗进了我们的骨肉。高兴起来,刘老师要吟一段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我们乱叫着:“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他抹抹脸,慈爱地笑着,说:“这是唱吗?这叫吟哦!”

更多的时候,是叫我们全班诵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我们摇头晃脑,一片女孩子清脆的琅琅书声,仿佛54台织布机,在木兰的家院中齐奏。刘老师微微闭了双目,反绞双手,醺醺然徜徉于课桌之间,直到前后两个班的老师依次跑到窗口来打手势,我们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小下去,不一会儿,又大起来,念到慷慨处,我们干脆手拍桌子以助铿锵。刹那间,书声如令,掌声如蹄,宛如花木兰盖世无双的骑兵队,乘雷挟电掠过了课堂。

校长也摇头:“今后,再也不招女生班了。”

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张月素还记不记得?张月素还记不记得我?

她和我在小学同班,上了四中,她当了我们的班长,我做文娱委员。

张月素的家和我们大院隔一条马路。一条黑泥巴路的小巷,两边的屋顶多是茅草,伸手就能摸着。这里比肩住着裁缝,烧老虎灶的,炸油条的好些人家。张月素和她妈、妹妹住的一间屋,光线很暗。墙上糊着报纸,床腿用砖垫得很高,怕潮湿。张月素的妈妈是小脚、打绑腿,讲侉子话(徐州方言)。她梳个巴巴头,整天系一条半截子蓝布围裙(总是湿的),过马路这边,进一道密实的竹篱笆围墙,到我们大院来帮人烧饭洗衣服,她人很和气,大家叫她二嫂。

母亲不请二嫂给我们洗衣,母亲要我带张月素到家里来玩。她脾气很古怪,到我家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好一点的椅子也不肯坐。我教她下象棋,没有多久,我就再也下不赢她了。她借书,借《呐喊》、《唐诗三百首》……

我常常跳过地上的黑水洼,走进那条水巷,走到她们家。坐在磨得光亮了的小板凳上,就着门口射进来的一方阳光,十分自在。关于银河,拿破仑,居里夫人,长安街,李大钊,都江堰……都有过讨论。有时争得“反目成仇”,可是过了一天,又是我先去找她。我在那矮小的茅屋里学会了区分马兰头和母鸡头,品尝了炒米粉冲开水是何等香甜。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遗腹子”这个词,这是指张月素妹妹。她妹妹的眼睛很“猫”(近视),看起人来老远就眯成一条线。后来,张月素也越眯越厉害,配了一副黄框架廉价眼镜,座位从第七排换到第二排。再后来,老师允许她看不清时,可以走到黑板前面。

她衣服的领口总是嫌紧,扣不上。袖子嫌短,前襟后片只齐到腰。她走路快,吃饭快,讲话也快。她不跟男人讲话,回答男老师的提问也是侧着身子昂着头,一副英勇就义的英雄气,显得很滑稽。老师不笑也不生气,她能写出老师没教过的演算式。

初中毕业的时候,张月素报考志愿上填的是中专。学校觉得可惜,劝她,她不听。那天她妈到我家,浅浅地坐进藤椅,要我动员张月素升高中,今后上大学,她说她养得起。我刚给她倒了杯热茶,张月素一脚抢进房来,不由分说,侧了身子拖了她妈就走,在楼梯上忿忿地叫着:“妈!”又回头瞪了我一眼。

她终于去上无线电专科学校了。中等专科技校,学杂费免收,吃伙食也不用交钱。

分手的时候,她来还书。一本一本,都用崭新漂亮的画报纸包好。她像个男人一样劈手和我握了一下,手板又薄又硬,很有力。又像个大人一样,说:“再见!”我恨死了,恨得几乎要踹她一脚!

我回到房间,把书上的包装纸一张一张地撕下来,撕下来,忽然从书页里飘下张纸片,上面写着:“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在我心上!”我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抱着那堆书,哇哇大哭起来。

春天、秋天;秋天,春天。教室两边的白杨树沙沙地响。高墙外,龙蟠里,常常传来小贩们苍老而漫长的吆喝:

“旧皮鞋、跑鞋拿来卖—钱!”

“破布烂棉花儿—拿来卖—啵—”

有时夹着一阵呜哩呜哩的竹笛声,很忧伤。有时,风把音乐教室的歌唱一阵一阵地吹过来:“雷锋,我们的战友,我们亲爱的弟兄。雷锋,我们的榜样,我们青年的先锋……”那略带哀悼的歌声在深深的校园悠悠回荡。某个教室的老师正大声讲文天祥;另一个教室的女老师的尖声却在说:“爱克斯加娃艾,括弧,平方……”

这时,菠萝山上的槐花开了,清香四溢,蜜蜂在采蜜;这时,乌龙潭里的秋水凉了,微波轻拍,小鱼儿在水草间戏水。这时,我就走神了,“汉姆莱脱”、“李尔王”、“名优之死”、“孔雀胆”、“娜拉”……在我眼前大会串起来。这都是从校文工团话剧队辅导老师那里听来的。

话剧队有个比我高一班的积极分子,叫王悦雅。

有时,下课铃刚一响,她就把笑脸伸进来冲我喊:“喂,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

有时,课还没下,邻座的同学碰碰我:“哎,王悦雅又来找你罗!”我抬头一看,果然她在教室外,冲我又是勾手,又是捂着嘴笑。

于是下午自习课我就不上了,到礼堂和小饭厅去找话剧队的人。

话剧队的师生正在排练《年轻的一代》,林育生痛哭流涕地读母亲在狱中写给他的遗书。扮演林育生妹妹的王悦雅老是笑场,她说林育生光哭没泪,不像。老师只好把王悦雅撤下来,准备诗朗诵。

她太爱笑。我常常在排练场门外就听到她快活的声音:“该死,该死,老师,对不起,我再来一遍……”可是又笑。老师说:“王悦雅,你是不是喝过笑婆婆尿啦?重来!”“好,重来!”王悦雅将脸一抹,终于进入角色,向前跨一步,把右手从胸前划向前方:“我的理想啊,像骏马奔驰……”

我坐在方桌后面,我喜欢看那朝气蓬勃的脸,好像老是有阳光在那上面跳跃。她的头发剪成卓娅式。因为爱体育,脚上总穿一双白球鞋。夏天,也不怕人说她露大腿,爱穿一条天蓝色西装短裤,小腿圆滚滚的,皮肤像棕色缎子般发亮。她一笑一甩头发,走起路来,挺着健康的胸脯。最看不得我窝胸,每次排练,她就拣一根小棍在我后面蹲着,我一哈肩塌胸,她就在后头用小棍儿一戳。她一戳我就忘词,气得老师大叫王悦雅滚蛋!她就咯咯地笑着跳起来逃掉了。老师摇着头对我们说:“这个王悦雅呵,还想当演员呢?一点控制力都没有。要是给她演个林黛玉,她连眉毛都皱不起来!”“谁说的?谁说的?”王悦雅“唿”地一声从老师背后的窗口钻出来,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我马上哭给你看!”老师只好点着她来教训我:“你呀,把王悦雅假小子性格分一点走吧,你要放得开一点才行呀!”

于是每逢星期四,每逢校墙外又飘来小贩悠长的叫卖,每逢舞台精灵们又在我脑中浮动的时候,我就又等着王悦雅把脸伸进窗口来嚷嚷:“喂,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啊!”

我最后和她见面的时间,情景,我已不记得了。我1965年离开四中,在别校就学,1966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东倒西歪,或亢奋,或遭殃,自顾不暇,我又怎么可能及时知道我那母校发生的种种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那天,下着雨,在路上,我碰见原先话剧队的辅导老师。我向他问起“喝过笑婆婆尿”的王悦雅,他奇怪地瞪住我:“你不知道王悦雅的事?”

我说:“不知道,怎么啦?我不知道?”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情景:在马路转弯处,雨水不停地倾泻着,行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又走过,地上满是新落的黄叶,脚下的阴沟里流淌着淙淙的水声。我们站着,老师撑着一把黑伞,我撑着一把红伞,雨水冷冷地打在我脸上,流进我眼里,嘴里,老师告诉我:王悦雅已经死了!

王悦雅已经死了?

她是哪一年死的,我问了,又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老师说她和千百万知青一样,去农村插队,在乡下爱上个南京知青。那人会唱歌,唱“知青之歌”,还说了、写了一些不满现实的话。后来,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押回南京,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批判大会,会后就枪毙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押到了汉中门外(记得凤凰街同学说那里是枪毙人的地方,子弹打出来……),我只记得老师说,王悦雅作为他的女友和知情人,也被押在台上。他们要她检举揭发!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开口,只听得老师说她不久就疯了,时好时坏,又过了一些日子,她死了。自杀。是时,22岁。

22岁的王悦雅脸色是苍白的吗?眼神是枯干的吗?呼吸是停止的吗?身躯是僵硬的吗?

不。她老是笑。她老是张开红红的嘴,从窗口探进头来,兴高采烈地大喊:“今天下午话剧队活动啊!”

要是王悦雅还活着,今天,她该会跳迪斯科吧?她会唱“阿里巴巴”?她肯定有牛仔裤!肯定在五彩灯光与鼓点中快活地大笑,露出雪白结实的牙齿,把头发疯甩得像一道波浪!然而王悦雅不在了,永远留在那个可怖的年代,身上压着许多像链条一样沉重的红色、黑色、白色的标语……每想到此,我的眼睛便泪湿,写字的手抖动不止,对四中的忆念便被一幅黑色的帷幕隔断了。

我离开四中十年,又是十年……

我明明知道,过去的已不可追,未来的则正不可阻挡地滚滚前来,生活需要我们有坚强的神经和意志,可是我,却总是被去的和来的时时触痛。

去年夏天,我应老师之邀,回四中去谈谈文学。但见乌龙潭作为古迹,已围着一圈短墙。龙蟠里巷口仍是寂寥。火葬场早已搬家。扫叶楼整饬一新。俯身在清凉寺的石山前,见城西大道霍然贯通,卡车、汽车,带着尘土呼啸而过。新植的梧桐张开了幼小的枝叶……

我走进教室,宛若当年,仿佛我那久别了的伙伴,疯疯傻傻,甩着长辫子,呼啦啦一齐扑上来抱住我;我那端庄的,严肃的,风趣的、正直的老师,一齐微笑着走上前来围住我!但是,但是我水光朦胧的眼睛,只见到拔地而起的高楼,只见到新一代学生身上的旅游鞋,电子表,幸子服,日本签字笔……只见到他们那又自负又稚气的神色……

我什么也说不出了。他们有他们的道路。我那烂漫的少女时代已经关闭。我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从过去一直捶响到未来。

[鉴赏]

苏叶(1949—),女,湖南洪江人。幼时随父母迁往南京,现在某电影制片厂工作。当代知名散文家、编剧。著有散文集《总是难忘》、《九月》、《苏叶散文自选集》等。

《总是难忘》是一篇“忆旧”之作。

“忆旧”,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在这篇散文里,作者就对逝去不久的“中学时代”的难忘生活做了有面有点、有枝有叶、有声有色、有喜有泪的生动回忆,表现了“人”对难忘往事的时时反顾。

“总是难忘”—是“我”对“它”(那段生活)在思想、情感上难以忘怀:“我”自始至终都是“主角”。当然,其中也写了一些“人物”(如代课老师、刘老师及严美琴、张月素、王悦雅等),但全文仍以“我”为中心—回忆中的“人”和“事”,无不打上“我”的深深烙印。坚持“我”的主体地位,是散文作为一种主观抒情文体的独特要求。

《总是难忘》在散文写人,写人的个性、性情上,在散文由“情感”层面提升到“性灵”层面上,是有新进展的。“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有性格的人,生龙活虎、跃然纸上!在此文中,“我”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复杂的、立体的;“文”也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人”。

这种散文,实际上从“小说”写作中汲取了有益的滋养。汲取归汲取,它还是散文而不是小说;而“小说化”就不行了,因为它不再是“散文”而成了“小说”了。这是很值得热衷于散文“小说化”的人们深长思之的。

羞女山。

叶梦。

我固执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羞女山的传说,那沉睡的卧美人—凝固了几十万年的山石,怎么只会是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呢?

羞女山是资水边一座陡峭如削,状如裸女的峰峦。

我去羞女山,并不指望真能看到那据说是神形兼备的羞女的芳姿。我唯恐像在巫峡看神山峰,满怀着勃勃兴致去看,末了却大大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