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散文鉴赏(中国经典名作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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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写不出自传的人(1)

王英琦。

《作家》主编王成刚同志来信向我约稿。约得毫不含糊,直截了当:自传稿。

我感到十二分的难堪。

也常有些向我约稿的编辑部门,但大都是约的作品稿和创作谈之类的东西,至多也就是要个小传什么的吧。对于这些,我从未认真地感到过头疼。

作品嘛,只要一口气还在喘着,总是要写的;创作谈么,虽不及人家来得那么深切,那般头头是道,但肤浅感受体会也还是有的。至于那小传,要的就是简洁明快,既不用抛筋露骨,又不必上溯祖宗八代,对付着涂上几笔,也不算太难为我的活。

唯独这自传,却真真愁煞了我……

自传,拆穿了说,就是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真实记载,它无疑包括出生、籍贯、外在环境以及内在素质、性格、爱好等形成的诸方面情况。自传,谁敢说,它不是不折不扣的自己揭自己“老底”的干活?

我的犯愁,倒不仅仅在于缺乏这种“揭老底”的勇气,还因为干脆就无“底”可揭。

既然自传不能虚构,也不能伪造,更不能“瞎白话”,我该怎么写?……

我的出生,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一个永恒的谜。

我听到过这么几种说法:

其一是说我被扔在一个乱葬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被一块红布裹着,扔在那儿,冻得奄奄一息。几只狗围绕着我,只等我断气,便分享我的小身体。就在这时,我那当时还在当司机的养父(我现在的老爸爸),开车远远看见了,忙停下车,跑上去抱起了我—救下了一条小生命。而我的养母,据说把捡回的那先天不足还留着长长脐带的我,硬是放在胸口上,整整焐了三天三夜,才把我冻僵了的小身体焐暖过来,焐活过来。为了这一点,我一想到我那早逝了的养母,心里就不能平静,就为投报上她老人家的大恩大德而叹憾万分。

其二是说我被抛在一个单位的大门口。

那天是一个呵气成冰的严冬,我的养母正准备去洗衣服,不想在门旁发现了我,立即把我抱回来,不仅发现我还活着,而且发现包裹里有一封娟秀的用毛笔写的信……

还有其三,其四……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哪一种说法。我的养母至死也未向我透露过我的身世之谜。她老人家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一个苦孩子……”

关于我的身世“天机”,是在一个偶然场合,由我的一个半醉的亲戚泄露出来的。

当时我正由少年时代转向青年时代,这个时候的孩子特别敏感、善思。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一爆炸性的可怕的消息时,简直不能自持,一连哭了好几个晚上……

虽说是养父母待我百般宠爱,恩重如山,但并不能阻止我去思考自己的出生之谜。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一个人是怎样来到这人世的,总不能平白无故吧?更何况中国人一般都讲究个血缘关系,那么,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又为什么要将我遗弃?……

思绪纷纷,纷纷思绪……

在那漫长的不能成寐的夜晚,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悲哀和地老天荒的孤独感。一想到自己却原来是个孤儿—甚至极有可能是个“私生女”时(既然有人爱这么猜疑,索性我自己把它说出来,岂不干脆),我就一阵战栗,一阵骇怕,一阵绝望……

背负着这种沉重的心理包袱,我度过了多少漫长的岁月……我曾特别怕别人打听我的身世,特别怕别人议论我……但是,我终于长大了,终于不怕了。今天,我之所以敢把它写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承受这一切—包括人们的飞短流长,窃窃私议。

出身是无法选择的。

即使是私生女—那罪过也不在她本人!

我是一个没有生日的人。

我只知道我的出生是在寒冷的冬天,是在阴历五三年的腊月,阳历五四年的正月。

我最羡慕的是别人过生日。那种临渊羡鱼的心情,是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绝体味不出来的。是的,那些能过上生日的人是幸福的。他们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他们没有“寻根”的痛苦,没有揭不开自己身世之谜的焦灼……

我最恐惧的是过年过节。每逢年节,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空落落的酸楚感。我不能看见那种一大家子亲热地挤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情景,不能看见中秋的月亮圆盘似的挂在天上……这一切,都会使我倍增无限的惆怅和无尽的哀思。

我甚至嫉妒过那些乞丐。他们最起码还有亲生父母,兄弟姐妹,还知道故乡在哪里,祖坟朝哪儿冒烟……而我,虽说有肚子的温饱,但感情深处却是一个乞儿。偌大的世界,茫茫的人海,谁是我的真正亲人,真正骨血……

不错,我可以在我的作品中,精心为每一个人物设计一个符合他本人逻辑发展的出生与归宿,我可以把他们的根和源都弄得明明白白。可是我却无法为自己设计,无法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无法探究自己的根和源—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一场深刻的悲剧!

我的走上文学之路,既不是为了混饭碗,也不是为了找“敲门砖”,更不是什么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而仅仅是因为—热爱。即使在我15岁下放的时候,就做过写长篇的白日梦,那也绝对与谋生无瓜葛。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还没有那么深的心计,那么长远的战略眼光。

我在整个小学、中学时代,语文成绩都一直执全班的牛耳。每逢作文课,我像小孩过节一样地高兴。这种情况,除了我本身的素质外,多少还与我的养父有关。

我的养父是一位集老实、温和、敦厚、慈祥于一身的人。他早年是汽车司机,后来改做工会工作。由于做得出色,一九五七年曾参加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他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老人。平时话不多,关键时刻却常急中生错,给你来几句含混不清、用词不当的话语,弄得你哭笑不得,不知所云。他能因洗一双袜子,急得磨破手;也能因候一张电影票,在影剧院门口顽强地泡上两小时。他的衣服,十之八九是反穿的,他的鞋帽手套之类常常不翼而飞,飞到别人的身上。他最喜欢听京剧、听相声,他最恨吴侬软语(尤其是越剧)、外国影片。他对民间大鼓有着不衰的兴趣,常夹着个小板凳,跑去挤在一班老头子老太婆之中,有滋有味地听着。他从无抚弄花鸟的闲情逸致,却对斗公鸡、掏蟋蟀有着一份迟暮的激情。他很嗜好字画,不仅自己爱涂涂抹抹,还常揣上烟去求人家,有时弄回一些末流书画家的字画,他也正经八百地不惜高价给裱上,气得我常大呼小叫。他一直说要去钓鱼,煞有介事地做了许多条鱼竿,硬是惹得我馋涎欲滴。可就是没见他动真格儿地去钓上一回,一条。

我的作品,他总是百看不厌,一边看一边啧嘴:“不容易呀,不容易……”不管《李清照》电影外面怎样议论评价,他老人家认定写得好,一气看了六遍还不煞渴,还说,若再放,他还要再看。

他的口袋里、包里,总是要揣上两篇我的近作。一逢上熟人,他就拿出来:“看,我女儿又发表新作了。”让人家看看标题后,他就又放回包里,然后还是那句老话“不容易呀……”也不怕有自吹之嫌。

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张小报上看到对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非议,气得目斜口歪,一到家就对我说:“给我稿纸,我也要写篇文章驳他!”他还真写了,劝也劝不住,一直写到半夜,才见他累得气哼哼地上床。第二天一早拿给我看,让我毫不客气地给毙了。老爷子开的什么国际玩笑,评论文章竟是用的词不达意的旧律诗写成的!

难得他老人家一生贫寒,只上过几年私塾,后来竟自学得对历史、古典文学颇有一点儿造诣。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唱诗”。他常爱戴着缺了一条腿的老花镜,捧着本豁了边的线装古书,在那里摇头晃脑、自鸣得意地吟哦着、背诵着。及至我长大了,才知道他看的多半是些山水诗和边塞诗。他对婉约派和花间派不感兴趣。

我也慢慢地跟着他背些唐诗宋词了。并且能把家中的一些《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看得津津有味了。

虽然我从来坚信,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一定的环境熏陶,也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我的后来操起了文学的营生,是不是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呢?

由于从小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朋好友,跟着一个老爷爷一样的老父亲长大,我沾上了点孤僻和不合群的毛病。尽管我天性外向、活泼、爱群,但命运和遭际却迫使我不得不内向起来。这使我常常感到痛苦万状。这种“假内向”,是有悖我的个性和气质的,是环境强加给我的—是一种病态和不正常,加之我又偏偏吃上了文学这碗饭,更是平添了几许烦恼,几多忧愁……

虽然说,苦难,往往是造就作家的摇篮,不幸,对于作家也许是万幸,但我还是摆脱不了那种地老天荒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我从不信,“结婚”会有那么大的威力,能祛除一切,能把我三十二年所失去的东西全部补偿给我。我不相信,一个男人(特别是那些“质量不过关”的男人),能有那么博大的胸怀和深广的爱,能将世界上的所有爱—父爱母爱,兄弟姐妹之爱,全部带给我。

因为不相信男人,也因为这孤独寂寞无处排遣,我便拼命地往外跑,像个“天涯浪女”一样,忽儿大西南,忽儿大西北,名曰体验生活,实则多半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

我也偶尔在作品中找发泄,以求内心平衡。人,只有在保持内心平衡的时候,才能谈得上从事其它。这正像只有先让一个穷小子吃饱肚子,才能让他去谈情说爱一样。

可是,有人却对我说,欢乐可以与人共享,痛苦却要留给自己。他说得那般轻巧,使我不由得怀疑,他的一生也许没有一丝儿阴翳。

可惜我没有那么崇高,那份涵养。我既然把文学当成了唯一的心灵密友,当成了终生相许的情人,我为什么不能对它倾吐衷肠,从而得到一点可怜的慰藉呢?

而且我愿意相信,欢乐向人们展露,那是不太困难的,是愉悦的。但是痛苦,能够见诸于文字,昭然于天下,却是不太容易的,是需要相当的真率和勇气的。因为痛苦,往往是最个人的,最难以启齿的,最凝重的。

不过,那种无穷尽地写自己的小灾小难、小恩小怨的人,那种恨不能将自己扒开,将自己所有的隐私都抖出来,作为廉价赚取一部分读者胃口的所谓“作家”,也是我所不齿的,那不仅无聊,而且无耻!文学,毕竟应该是圣洁的,那种没出息的图穷匕首见的作法,除了只能证明作者本身的空虚和气数将尽而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当然要力求自己更多地写一点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既然我吃着国家的“皇粮”,摇着公家发给的圆珠笔。

我想我会渐渐地将个人的忧患意识,转化为对人民对祖国的忧患意识的,我想我会不断地克服自我障碍,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的—也许那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境界。

我已经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身上,学会了热爱生活。

30岁之前,我一直把文学看成是生命的第一需要,看成是救生圈和唯一的支点。我把我的情爱和时间全部献给了她—献给了我心灵祭坛上的文学女神。

在为她献身的信念鼓舞下,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通常是纷乱撩人的“少年维特”的危险期,锁住了青春少女情窦初开时的一颗不平静的春心……

我把自己关在那春风不度的不到三平方的小斗室里,年年复年年,月月复月月,用女性的虔诚和坚韧,为得到文学女神的青睐,忘我地耕耘着,拼搏着。

在经历了多少次屡投屡退的打击后,在差不多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文学女神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向我垂青了。

作品,一篇篇地发表了……

韶光,却在一年年地溜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是人届三十了。

哦,文学女神—我心中的女神,此时仍是那样的风度如昔,魅力逼人,而我,却已是红颜不再,青春之树开始凋零了……

是一个难眠的风雨之夜。我突然想到,我这是何苦来呢?这样地把青春搭上了,把命豁出去了,为的是那般呢?是图一个虚名,还是希望不朽?纵使到了我离世归天的那一天,能够著作等身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虚名,或许是捞到了,但实在而内涵丰富的人生却一点没有,这一辈子活得多么发飘,多么窝囊呵!

既然我本来就失去得够多的了,得到的又太少,我为什么还不首先去追求那失去的?我为什么还不尽量去丰富自己,丰富生活?却让文学这该死的,占了我生命的全部?

思想起来,人往往都有逆反心理。得到的,便感到稀松平常,得不到的,却倍觉珍贵。

我就常听到一些女朋友对我说:我要是像你那样,能写散文、小说,能在事业上与男人争一个短长就好了,我宁愿不要家,不要丈夫、孩子!

我正好与她们相反。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借女主人公的话,表达了我的心声:假如生命重新开始,假如人生能有第二次,我将再不愿走“女强人”和事业妇女的路了。这条路实在是太长了,太累了,太艰难了。我将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工,普通的女职员,我将把我的人生搞得实实在在,我要体验和享受一个女人应该体验和享受的一切!

这绝不是矫情—可惜我彻悟得太晚了。

我发现,即便是有些人生经历丰富的,誓要在文学上头干出一番大名堂的作家们,也往往都把生活看成是第一性的,把写作当成生活的一个部分。他们处理起生活与写作的关系来,真是兼容相济,游刃有余,什么也不耽误。

他们是聪明的。他们知道,一个作家,假如整天像个苦行僧,除了文学,无复其他生趣的话,那么这个作家,也注定成不了气候的。

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学是第二性的—我总算明白过来了。这正像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精神永远是第二性的一样。

我算服了那样一些作家:像工厂定日产额一样,每天给自己规定二千字的写稿任务,随后,一杯浓茶一包烟,在吞云吐雾之中,消消停停地爬格子。一个长篇或是一个中篇干下来,啥事也没有,既不见掉膘,也没见熬成红眼虎。

他们怎么有那样大的内控力?怎么能那样理智地写着—不是说,作家最感情用事吗?写作时往往都要发神经病的吗?

跟他们相比,我很惭愧。

别说长篇至今不敢染指,就是写个几万字的中篇,抑或是写个小散文,也往往累得半死不活,像被扒了一层皮,要了寿命一样。

这是怎么搞的呢?莫非我真是天生顽愚,缺乏才气?我感到,我在写作时,不仅仅是大脑,而是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写着,每一个分子都在运动着。最烦人的是,我总是不能保持心绪的平静,总是一写起来就容易冲动,不是肝火上升,就是鼻子蹿血,再不就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使我十分恼火,我哪架住这般熬损呀,长此下去,我的小命就要报销在这文学上头了。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作家也分两种。一种是偏感性心理结构的,一种是偏理性心理结构的。

偏感性型的作家,一般主体意识较强。在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将自我带进去,掺杂很强的个人色彩,总是以真情打动自己,包括打动读者。正是易动真情,这类作家在写作时,就沉不住气,就往往像要害病一样。他们是经过内心炉灶的燃烧,经过和主人公同生共死,才将作品写出来的,不用说,他们的作品,必然有他们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