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K党对社会的影响极坏，许多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也开始效仿三K党，做起了打家劫舍的生意，他们狐假虎威地穿着白色的衣服，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每次做完坏事之后，都会在现场留下三个字母“K”，表示这是三K党的所作所为。人们对这些危机感到不安，纷纷把责任归结到了三K党身上，这个时候的三K党成为美国最恐怖的代名词，其暴力行径也在一天天愈演愈烈。
不过，凡事都有盛极至衰的过程，三K党在经历一段时期的“辉煌”之后，也逐渐走向了衰落，直到最后在一些地区被彻底根除。时至今日，这一组织还在美国境内的极少数地区存在，但是它无法形成大气候，只能成为被利益集团摆布的“玩偶”。
思想派系之争
战后十年，现代主义、怀疑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衍生、升级，这也可以看做是进步的科学思想对传统的宗教观念进行挑战。而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一案是成为两种思想派系之争最集中的体现。
田纳西州在1925年还处在原教旨主义的掌控之下，州立法委员会在原有的法律条款上新增加一个款项：田纳西州任何一所高等学校、师范类学校或者其他类型的公立学校，只要该学校领取了州政府为学校提供的补助，那么教授在讲课时候就不允许向学生创传播出原教旨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
这条限制性法律颁布后不久，一个名叫戴顿的田纳西州小镇瞬间成为了整个美国关注的焦点。当地有一名采矿工程师名叫乔治·拉普利亚，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在镇上的一家杂货店里喝汽水，朋友中间有一位名叫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的生物学老师。闲谈之中，拉普利亚对大家说道：“我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的小镇一夜出名。”
几个朋友都瞪大了眼睛，感到非常好奇，拉普利亚不慌不忙地说：“这很简单，只要斯科普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故意传授进化论的思想，并且在督导老师正在巡视的时候故意说出，那么我们的小镇就可以出大名了。因为斯科普斯成为整个田纳西州第一个敢向法律权威说不的人。”
拉普利亚说的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生物老师斯科普斯真放在了心上。几天之后，他果然在一堂生物课上向同学们传授进化论的知识，这与原教旨主义宣扬的思想背道而驰，结果斯科普斯因为这一大胆的举动被捕。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是一名极力反对进化论的政客，他公然宣称，为了能让斯科普斯低头认罪，他不惜出庭做公诉人。
另一方面，最先提出这个提议的拉普利亚也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急忙联系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斯科普斯。1925年7月，案子正式进入了庭审阶段，一向默默无闻的戴顿小镇果然瞬间成为美国的焦点。
这起案件并非简单的学术自由之争，而是原教旨主义和20世纪怀疑论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对立的双方都有来头不小的支持者，像被提名三次的总统候选人布莱恩，他认为斯科普斯应该受到惩罚；另一方的领军人物是着名律师丹诺，他认为斯科普斯应该无罪释放。丹诺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且还是一名激进分子，曾经为一起轰动全国的杀人案做过辩护律师，是法律界的明星级人物。他向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为被告斯科普斯进行辩护。
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案子，在这个只有两千人口的小镇，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带着妻儿老小来到这里，观摩这场举世瞩目的公开审判。这些人都穿着黑色的上衣，看起非常刻板，但是很符合法庭的严肃气氛，或许这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赶来支持布莱恩，但也有可能只是为了一睹那个“叛逆”的生物教师，听听他所谓的“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另外还有许多持有其他思想信仰的复兴运动者云集到这个小镇，他们在空旷的场地上搭其帐篷，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这些人便会进行集会，许多人在法院门前的树上贴满海报，写上一些宣传语。
一向耳朵灵敏的记者也闻讯前来，大约来了一百多人，开庭那天，记者们一大早就来到法庭门前，生怕自己错过了重要的消息。等到开庭时刻，法官，当事人，辩护律师依次走进法庭，那天布莱恩只穿了一件丝绸的衬衫；丹诺穿得则比较随意。
庭审终于开始了，一上来，法官带着在场的全体人员进行例行祈祷仪式。摄影记者在法庭的四周架起了用来拍照的架子。斯科普斯的一个学生，十四岁的少年霍华德·摩根出庭作证：虽然斯科普斯作为教师在课堂上宣扬“进化论”，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给学生们带来伤害；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个动物学家，根据自己对进化论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大约在六亿年前地球就存在生命了。动物学家的话还没有说完，台下的当地居民就发出了阵阵的嘲笑声。他们觉得这个动物学家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这起案件令原教旨主义再也无法沉住气了。田纳西州的首席检察官对人们抱怨说：“进化论实在是太可怕了，它不仅玷污了孩子们纯洁的心灵，更将人们通往上帝身边的路给堵住了。”而布莱恩在辩论的时候指控说：“丹诺给斯科普斯担任辩护律师的目的就是为了玷污《圣经》的纯洁。”丹诺也毫不示弱，说自己的观点才是真正的科学。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现场显得一片混乱，像是正在上演一场闹剧。
虽然丹诺在和布莱恩额辩论中取得了上风，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庭审到达最后一个程序的时候，陪审团的陪审员们花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商榷，最终与法官达成一致意见，宣判斯科普斯违反田纳西州法律的罪行成立，法庭对其进行了100美元的处罚。
从表面上看，原教旨主义取得这场思想派系之争的胜利，但实际上，作为“激进”代表的丹诺才是最后的赢家。因为真正的科学经过这场激烈的辩论在全美国获得了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真正的起源过程，并且这种思想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原教旨主义渐渐失去了曾经的辉煌。
在和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思想交锋中，科学思想最后占据了上风，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传统宗教思想的没落从另一方面讲也促进了美国人本土意识的加强，这种思想意识的进步在艺术与文学当中展现了光芒。
战后艺术与文学
美国的艺术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表现得独树一帜，焕发了勃勃生机。此时，原有的价值观念已经崩溃，那些刻板又古老的评判准则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冰消瓦解。这样一来，那些具有很浓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便初出茅庐，从一系列平庸之作中脱颖而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的观念开始被普通大众所接受，人们渐渐意识到，只有那些个性鲜明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代表当时美国的本土特色。
这些艺术品的存在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同时促进了美国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摆脱了对欧洲的附庸地位，使其成为了最强大的主流文化。但是，当时的专家学者还不能完全接受美国领跑世界文化的事实，他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从欧洲到北美的过渡。
除此之外，那些财大气粗的收藏家也对美国艺术品嗤之以鼻，在展会上，他们只会对来自北美的作品轻轻瞟一眼，然后兴高采烈地走向欧洲作品展区。这难怪会让美国艺术家们大声疾呼：从艺术的角度看，美国再一次成为了欧洲的殖民地。
相同的情况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尽管当时美国已经拥有水平不错的管弦乐队，但是乐队指挥全部都是外国人，演奏的作品也是清一色的欧洲音乐。就算是美国音乐家创作出不错的作品，也不会有哪个乐队进行演奏。艺术家们的生活步履维艰，但是在黑暗之中还是能够看到一点希望的光亮，美国本土艺术的趋势也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这段时期，美国艺术家开始考虑将代表现代文明的摩天大楼与机器流水线合而为一，不在拘泥于传统的绘画题材。在这一点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乔治·贝洛斯，他专门创作以美国职业拳击运动为题材的油画、版画作品，并且在艺术品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黑人音乐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乔治·格温什也让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认识到，传统的爵士乐也能演奏出新的风格。
随着战争的阴霾一天天远离，人们对休闲娱乐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美国本土歌手成为广大民众的新偶像，像马里恩·泰利、劳伦斯·迪贝特。
这一时期，美国的建筑风格趋于本土化，虽然漫步在田间小路的时候还是看到许多欧式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的内部构造已经完全的现代化，无论是基本设备还是盥洗室，或者是宽敞的停车位应有尽有。并且新的建筑在外形上也都采用了美式风格，摒弃了传统的欧式构造。随着新式建筑材料的出现和应用，建筑师已经把设计的着眼点放在了新的建筑方式上面，比如说摩天大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芝加哥论坛报》举办了一次建筑设计大赛，建筑师萨里宁的作品虽然没有获得冠军，但是他的设计理念震惊了全场。他的作品尽管只有一张设计图，人们欣喜地看到了建造摩天大楼的可能性。随后，路易斯·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卡斯·吉尔伯特联手设计了伍尔沃斯大厦，终于将摩天大楼的构想在现实中呈现出来。再后来，摩天大厦成为了美国风格的建筑代表。
在摩天大楼出现后，美国诞生了许多经典的建筑：位于纽约希尔顿酒店和巴克利维西电话大楼、州议大厦、洛杉矶的公共图书馆等等，当然，还有其他风格精美的建筑物，这些建筑代表作无疑为美国日后奠定属于自己的建筑风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领域，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美国已经摆脱了国外文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还在各个书店购买大量的外国书刊，但是从他们内心深处来讲，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到美国本土作者的作品。
有利的一面是，对于美国作家来说，这段时期有非常好的创作环境，社会各界也都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文学创作。人们认为，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能够挖掘出更多更好的文学素材，所以才会出现了保罗·班扬的传说和牛仔歌谣，以及来自于美国西部的亡命徒的传奇故事。
战后十年诞生了很多传世作品，像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班奈特的《约翰·布朗的尸体》以及薇拉·凯瑟以及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等等。这些文学作品的诞生，标志也着美国文学不在跟在欧洲文学的后面，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知识分子的新奇思想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消退，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不再热衷于对“巴比特”的攻击。1929年，克鲁奇出版了新书《现代趋势》，这本书对思想的觉醒进行了全面的盘点，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十分让人沮丧。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道德绪论》也得到了广泛的欢迎，李普曼在书中想要为那些梦想破灭的人们建立起一个新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体系，这本畅销书也在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精神状态已经到了非常混乱的程度。
1929年，知识分子们继续大声疾呼，他们希望社会提供更多的道德主义。只不过，这些呐喊的知识分子自己还没有弄清楚他们所需要的人道主义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清楚，以往的价值观是不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探索新的、具有替代性的价值观念。
然而这种替代性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它真的存在么？即便存在，它也必然只会在很晚的时候出现。早在战争期间，许多内心强大，充满乐观精神的人就曾大声宣布新的时期即将来临，可是战争已经结束将近十年，人们依旧没有找到新的价值观念。这段时期的人仿佛置身于一团迷雾之中，他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人们可以顽强地和平庸愚蠢斗争，也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失落的一代人，然后在自嘲中稍微放松一下，但是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想要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