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式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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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戒浮躁,养静气,实实在在成大器(4)

所谓大官,就是职位高的官。小做,就是在工作品德上坚持低调、谦虚,在工作思路上坚持“细节决定成败”、“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大官小做”说的是,你的官越大越要做一做小官员的事,多下基层。没有了中间官员对原始信息的层层过滤,这就大大降低或消除了信息失真的可能,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最底层的民情,从而了解到政策的执行效率如何,了解到广大群众盼望解决的当务之急的是什么等重要资料,以便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决策。如此一来,广大群众获得了真正想要的,定会赞不绝口,感恩戴德;官员们也定是以为榜样,认真学习。人心所向,才能“前途无量”。

温家宝身为总理,在地震救援中主动给伤者让路,在中学听课坐最普通的课桌并自己打电话给新华社请求更正自己即兴发言的错误“将火山岩改为变质岩”。从这些小事中,人们看出了总理的亲民爱民,他被人民尊称为“平民总理”。大官小做,不但增进了对群众的了解,增进对群众的感情,也让群众真心接受你。

大官到底怎么小做?

一是不要好大喜功,而要联系实际。好大喜功是一些“大官”的习惯毛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喜欢抓“大事”,做“大事”,不顾所在地方或单位的财力和群众生活水平,搞大广场、上大项目,建无关紧要的“大建筑”,劳民伤财,最终留下千古骂名。

二是不要急功近利,而要脚踏实地。急于求成,贪图眼前利益,不愿意打基础利长远,在决策上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对关乎民生的问题如环境、卫生等熟视无睹,对影响群众生活的问题如水、电、路等不屑一顾。这种“大官”,深深伤了百姓的心,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要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大官而低调做人,不摆官架子,这是大官小做的表现形式;能从思想上平等地对待下属和人民群众,从民生的小事出发,从为群众办“小事”做起,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大官小做的最高境界。

说完了大官小做,再来谈谈热官冷做。

何为“热官”,就是那些有职有权的“肥缺”,诸如有拍板权、人事权、财权、审批权等等,一些世人有求而痒眼,本人有利而耀眼的爵位。这“热官冷做”指的是身处要职,手掌大权时不能心高气傲,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一览众山小”;更忌拉帮结派、狂妄自大、飞扬跋扈。“热官”为人处世须低调,不张扬不招摇,要做到公正廉洁,要净化社交圈,尤其与刻意奉承拍马却心怀不轨之徒保持距离,是为“冷做”。

强势部门的“热官”如果再热上加热,就难免头脑发热,得意忘形。最风光的部门也是风险最大的部门。近些年一些腐败高发、多发领域官员前“腐”后继、相继落马,个中原因即在于此。对“热官”们来说,难免有很多人想亲近你、靠近你,甚至巴结你,这时候你万不可飘飘然。要知道,别人看重你,不是你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你手中有权力和资源。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原则面前冷峻些,在党性原则和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顶得住招呼压力,抗得住人情关系,严格按政策法规办事,讲党性、讲原则、讲政治。

二是吹捧面前冷静些,远离趋炎附势的小人、刻意吹捧的别有用心之人。

三是名利面前冷淡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千万不要把公权当私权用,把找上门来的大款当朋友看,把投怀送抱的美人当知己信,一旦大权在握就利令智昏。热官冷做,才能热出长久,热出精彩。

山东寿光县委原书记王伯祥热官冷做,从寿光离任时,一辆130小货车就拉走了他一家的全部家当,但他离任18年,被群众赞颂了18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热官冷做,并非得过且过,而是要心静如水,把官不当官,把官当事做。古代陶弘景老先生有句话:“静者寿,燥者夭。”虽说是养生之道,但也说出了为人、为官的道理。对一个身居显位的人,要有“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的心态。切忌焦安浮躁,耀武扬威。唐太宗李世民感叹道,“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盛多,或以辩口,或以勇力,或以奸诈,或以陷谀,或以偿欲,辐凑而攻之,各求其售,以取宠禄,人主稍懈,或受其一,则为亡随之。”意思是说皇帝自己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对付他,诱惑他,争得他的宠禄,就像车轮的辐辏一样,只要稍不留神,损其一根就会灭亡。

老子说:“祸莫于不知足。”面对那些奸诈者,要横眉冷对;面对那些谄谀者,要从容冷静;面对自己的欲望冲动,要多浇冷水,耐得了寂寞。陈毅早就告诫我们:“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只有立身唯清,清则无欲,才能在官场上平安无事。

多读书,“以书施政”养静气

古人云:“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辍学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由于长期忽视学习,致使一些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低、文化素养差,思想境界不高,工作穷于应付。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某省921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后备干部的调查,有34%的人答不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谁。有的同志迷恋于经验主义,吃经验的老本,一天到晚忙于事务,认为只要凭经验就能干好工作,不屑于学;有的满足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不肯努力学;有的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心浮气躁,目眩神迷,追求金钱,追求享受,没有心思学;有的忙于迎来送往,接待应酬,热衷于到处“考察”、“取经”、游山玩水“混”日子,没有工夫学;有的沉湎于酒楼饭肆、乐池舞厅,吃喝玩乐,纸醉金迷,忘记了学;有的忙于拉关系、走后门,追求“进步”,谋求“升迁”,没有精力学;有的即便进了党校,也往往是“串串门儿,认认人儿,养养神儿”,不真心学等。

一项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干部在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不少干部平时基本上不读书、不看报。究其原因,一些同志对读书抱有不正确的态度。有的认为自己现有的知识差不多了,不用读书也能应付工作;有的认为干比学重要,读不读书无所谓;有的认为工作太忙,顾不上读书;有的认为社会上潜规则太多,需要的是关系而不是知识,书读多了反而适应不了社会,照书上的道理做会吃亏。正是这些“差不多”、“无所谓”、“顾不上”、“会吃亏”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些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

读书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意识。要求领导干部读书,不是要拿本书去装饰门面,去一味地包装,而是要通过不断读书,培养领导干部一种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意识,树立起领导干部读书的能力。读书更不能有什么功利性,而应该是领导干部的一种爱好和需要。毛泽东同志经常在床头放一本《史记》,一有时间就去读,并批点;温家宝总理的床头放着一本《沉思录》,许多段落都能背诵。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官员,他们大多自幼入学,熟读经史子集,以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信念,将读书当作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并经过多年的严格训育和伏案阅读,终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感悟治乱兴衰之道。相反,时至今日,中国近半干部在一年之内不会主动读书,其宝贵的阅读时间浪费在“文山会海”和冗长无聊的应酬客套之中。相比于中国古代官员“读书乐道”的旷世情怀,所谓“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的价值追求,对如今“厌学”、“弃学”之风盛行的官场却是极大的反讽。如今的官员其读书好学之心却日渐尘封,他们所关心和牵挂的是其官位能否再上一级,手中权力能否再大一点,并为了巩固和拓展其精心编制的“关系网”,主要精力用在去研究和揣度上级领导的心思,讨好上级领导和做好表面文章成为其为官执政的根本要义,至于读书,已经不再是职业习惯的需求。

事实上,读书提升的是自我精神的品格,渐达高远的是思想的境界,正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调研中发现干部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匮乏,向重庆官员重点推荐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五本经济简明读本,期望干部的执政视野能够更加开阔,执政能力能够更加增强。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把《世界是平的》从中共中央党校带到重庆,然后再带至在主政的广东,并积极倡导领导干部应带头读书,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要让城市充满思想的活力,充满知识的动力,充满文化的魅力。

国家发改委原主任马凯则以创作《读书者言(十首)》总结自己对读书的认识和感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则亲自编辑《(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选编》送给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批示中督促官员读书和加强学习。

哈利·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总统之一。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经历过多次生意的失败,在他最终担任政府职务时,已年过五旬,但常年的阅读使杜鲁门的知识变得非常渊博,并拥有坚如磐石般的价值观。在他14岁之前,他就从头到尾通读了好几遍《圣经》,他还一卷一卷地细读了《大英百科全书》,而且还阅读了所有查理斯·狄更斯和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此外,他还认真读过威廉·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和十四行诗等。

由于杜鲁门的广泛阅读,使他获得了丰富知识,最终使他能带领美国顺利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并使美国很快进入战后的繁荣。他懂得读书是成为一流领导人的基础。阅读还使杜鲁门在面对各种有争议的、棘手的问题时,能迅速作出合理的决定。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顶住巨大压力把人们敬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职。

他相信:“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是一名领袖,然而每一位领袖必须是读书人。”

阅读可以通过洞察力产生力量,并立即转变你的人生,它还可以积聚使人生发生改变的知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阅读都能扩大你的视野,并且以各种你所不能预测的方式使你成长。阅读是如此有力量,哪怕是单独一本书,甚至一个简单的句子,都可能重新书写你的一生;阅读是如此有力量,它能让你停止走向死路,完全改变你一生的前进方向。

时代召唤高知识素养的领导者

进入21世纪以来,时代对领导者的道德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在一个优秀领导者身上,德和才应该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有德无才,无才有德,都不具备优秀领导者的基本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素养不足的报道常常见诸各类媒体。例如,有记者在两会上问人大代表、某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如何看待毒奶粉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代表却回答:这么敏感的问题你问我干啥?同样面对记者的追问,有的领导竟然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显然都是缺乏领导应有的媒介素养的表现。

面对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人们难免产生一种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经说过:“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知识经济时代,广大领导干部更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身处在社会变革的风头浪尖上的领导干部,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这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的。在摄取知识的时候,领导干部不能不考虑其实用性、功效,应时时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挑战记在心中,并与自己的知识储存结合起来,发挥其作用。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知识素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知识素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做领导的最怕什么?最怕缺乏威信,被下属瞧不起。而一个知识贫乏的领导是难以树立威信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对领导者的知识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领导者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在工作中充满底气,时刻准备应对新的挑战。

广博、完整、严谨的知识结构是领导能力的重中之重。许多领导者在工作中时而能出语惊人,发人之未能发,言人之未能言;或一针见血,语锋犀利,体现出很高的理论素质,其背后就是以广博的知识作为铺垫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1939年1月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讲:“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急煞人。”

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知识政治”更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大趋势。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的繁杂、社会生活的变迁、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长足推进,对于领导者群体的学养、知识结构在持续提出新的挑战。

越南现任总理阮晋勇在政坛脱颖而出,他被誉为“越南革新开放的先锋”,他总是勇于接受各种挑战,出色的表现使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南一家媒体评价阮晋勇说:“他是一个有着现实观念的学习狂。”正是由于不断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加之多年的积淀,阮晋勇成为潘文凯后总理的不二人选。

在当今,一个领导人合理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即社会生活知识、政治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管理专业知识和成才创建知识等等。

一个人的知识素养往往可以通过他受教育的程度来加以衡量。当今社会活动家,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社会等各界的领导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约占71一9%。往往职务越高,受教育的程度也越高。

总之,时代召唤着具有高知识素养的领导者。曾以《未来世界》、《第三次浪潮》两书而闻名全球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权力变移》一书中充分论述了知识对于权力的作用。他认为,高质量的权力来自于知识的应用,知识是用途最广的社会控制的根本来源。知识实际上是一切事务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变移的核心。他指出:“知识的控制,是明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类机构争夺的关键所在。”

阅读给人力量,树立读书人形象

今天,“学习型社会”的建立,首先得有“学习型”的官员队伍和领导者群体。一名领导者,“书生气”不好,但“书卷气”则是需要的。毛泽东当年曾批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不读书、不看报”,“不知有汉,无论晋魏”的状况,今天并未完全改变。领导群体中读书越来越少,是一个值得十分警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