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是封建官场哲学的产物，是市场经济趋利性生出的“怪胎”。一个单位如果“小圈子”盛行，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就会出现偏差，党性原则就会让位于“哥们儿”义气，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会被践踏，选人用人就谈不上公平、公正。久而久之，还会严重败坏党风政风，滋生各种腐败。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中，有不少是窝案、串案，被查处的人员大多是“圈中人”。因此，对“小圈子”的危害绝不可低估。
2010年5月，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告诫政法干警“不能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嗜好”’。重庆黑恶势力最大的黑保护伞文强的沦落正是因为沉迷于建立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嗜好。．
文强建立了以自己为“伞尖”，以黄代强、陈涛、赵利明、徐强等“四大金刚”为“伞骨”的“小圈子”。正是有了这个“小圈子”，才让文强在官场如鱼得水、在地下江湖“大展身手”。相比“文局长”的称呼，文强更喜欢别人叫他“强哥”。“有事找大哥”，自然而然，文强“小圈子”里面的“四大金刚”，以及三教九流的一干“牛鬼蛇神”都成了文强的“小兄弟”。这些“小兄弟”陪侍在文强的鞍前马后，不断地投其所好，给文强送钱送物，取悦于“大哥”，同时自己也取需于“大哥”。
一些领导干部为何钻进圈子呢？“圈”之人虽心态各异，但目的无二，到权力的“利益共享”的目的。“小圈子”的本质就是利益联盟。
结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达有的是为了仕途顺利、不断升官。圈里人会封官许愿，拿职位送人情、做交易，给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者牵线搭桥；会为自己或他人的提拔调动拉关系、打招呼、请客送礼、“跑官要官”；会拉帮结派，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采取各种非组织活动为自己或他人拉票贿选。时下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用“小圈子”里的人，已成为安排使用干部中见怪不怪的规则。
有的是为套住财神好发大财。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因傍大款而形成的圈子，多是抱着发财目的而相拥牵手的。贪官用权力为大款的生意铺路搭桥，大款从利润中给贪官回扣，彼此发财，弄个盆满钵满，受损害的却是国家和百姓。
有的是为危难时刻有人罩着。圈子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紧紧抱团、一致对外、排斥异己。圈内人相互吹着捧着、哄着拥着，有人出了问题，大家保着护着，形成铜墙铁壁、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坚固堡垒。
有的是为平时办事相互照应。圈内人不约而同地形成默契，对圈里人的事情不遗余力、有求必应，政治生活私人化，“圈内兄弟”好办事。你的事我办，我的事你办。我把你的儿子提拔为科长，你把我的女儿培养成主任。私事公办，化私为“公”，是圈里人相互谋私时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大凡进人圈子中的人在圈子内需要办什么事，往往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哪怕是违规违法的事，只要一个电话、一张条子，也照样办成。圈子的魔力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领导干部，晋升是仕途中的大事，没有人拉一把，是很难脱颖而出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曾国藩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在咸丰朝依靠肃顺，在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诉。这些人都是当时最大的权臣，但是三人最后都失权丢势，曾国藩却青云直上，官越做越高，权越来越大，居高不危，可见找靠山也要有技巧。
在封建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被称为为官之道的首招。对于那些谄媚求官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铁则。但对曾国藩来说：却并非如此。不过他也知道，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来发现，其命运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马匹，作为一个志向远大、不甘平庸的人，固然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同时也应当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帮助自己实现目标。在刚开始的时候，更要少树敌，多交友。但是有一条是最忌讳的，千万不能搞“小圈子”，结党营私。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主要靠的是结党，而这一点正是最高统治者最担心的。为什么权臣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呢，原因就在于此。
“小圈子”背后是大圈套，文强在《悔过书》中声称：“我是被下了几个套：老板下了套，我糊涂钻；部下下了套，我勇敢钻；女人下了套，我乐意钻；朋友下了套，我仗义钻。”我们党内一贯倡导五湖四海，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毛泽东曾多次对党内出现的山头主义倾向提出批评。邓小平1989年曾讲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搞自己的“小圈子”，拉帮结伙，就会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大搞腐败，祸国殃民，严重的甚至会破坏党的形象和团结，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古语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领导干部不进入“小圈子”或从“小圈子”走出来，这个单位、这个部门、这个地方的和谐风气就会盛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搞“五湖四海”，绝不能搞“小圈子”，害人害己害事业，是没有一点好处的。有称雄能力，也有守雌的气量军事上讲究能进能退，最好的地形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关键时刻可进可退，才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对领导干部来说，能进能退才能在工作中立于不败。有的人一味前进而不懂得后退，仅有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一个只知道勇敢往前冲却不知道后退的人，结局往往是悲壮的。“力拔山兮”的项羽是个大英雄，不知道退一步看世界，在乌江自刎了，以致后人写下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
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只有能屈能伸，能退能进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有时，后退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一种自我调整的方式，就像放风筝，如果一味地放线，风筝未必能长久地高飞，真正懂得放风筝的人是不停地收线放线的，只有这样，手里的风筝才不会掉下来，工作顺心的人的秘密大概就是如此吧！想事业发达就要学会扬长避短，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既得有称雄的能力，也得有守雌的气量！
首先，守雌就要明白“高处不胜寒”。
几乎每一个组织机构都像一座金字塔。网络上说：单位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高处的往下看全是笑脸，低处的往上看都是屁股，左右一看，都处是耳目。
当你向塔顶越爬越高时，最重要的空位子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身为领导者所面临的各种危险也在逐步增大。常言道：身居领导之位的人既不比被领导者更轻松，也不如被领导者更安全。只有那些具有较多领导经验的人，才会明白“领导位子是非多”这句话的真切含义。
被清廷誉为“中兴重臣”的曾国藩，有感于历史上无数经验教训，在为人处世上显得极为小心谨慎。他总是反复叮嘱儿子曾纪泽要谨慎立身治事，甚至在大门外不要悬挂“相府”、“侯府”之类的匾额。他说：“余尝谓享名太盛，必多缺憾，我实近之；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顺境太久，必生波折，尔毋近之。”“惟圣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
从曾国藩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心里的确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深恐位高权重而给自己和家人招来祸患。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曾国藩的话对于今天的领导者仍然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其次，守雌就要学会“妥协”。
“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
一是，妥协可以避免时间、精力等“资源”的继续投入。在“胜利”不可得，而“资源”消耗殆尽日渐成为可能时，“妥协”可以立即停止消耗，使自己有喘息、整补的机会。也许你会认为，“强者”不需要妥协，因为他“资源”丰富，不怕消耗；理论上是这样子，问题是，当弱者以飞蛾扑火之势咬住你时，强者纵然得胜，也是损失不少的“惨胜”，所以强者在某些状况下也需要妥协。
二是，妥协可以借妥协的和平时期，来扭转对你不利的劣势。对方提出妥协，表示他有力不从心之处，他也需要喘息，说不定他根本要放弃这场“战争”；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愿意接受，并且同意你所提的条件，表示他也无心或无力继续这场“战争”，否则他是不大可能放弃胜利的果实的。因此“妥协”可创造“和平”的时间和空间，而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我们来看看孔子是如何妥协的。
孔子落魄于野，弟子去向当地富人求食。富人一听是孔子的徒弟在讨饭，就写一“真”字，问他是什么字，弟子说是个“真”字，可是富人非说不对，不给食物。孔子听弟子一说就去了，说：“直八。”富人连呼：“厉害厉害，果然不愧是大师。”弟子疑惑，明明不是“真”吗？孔子说：“认真，认真我们就不该讨饭了，现在就是认不得‘真’的时候啊。”
适度妥协，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妥协，关键是要把握“度”。不能因为妥协，而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没有思路的执行者；不能因为妥协，而影响了计划的进展速度；不能因为妥协，而破坏了工作的质量。一句话，适度妥协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妥协本身是一个积极的举措，而不是消极的行为。比如，邓小平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国两制”，就是适度妥协的典范。处理如此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能找到各方均能接受的共同点，在单位里，只要围绕一个目标，相互理解和信任，求同存异，总会发现共同之处，总会找到共同点。再难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协商解决的。
最后，守雌就不要把事情做绝。
留余地，就是不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在现代工作，给别人留有余地，也就等于给自己留了余地。我国古代就有“处世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的说法。领导干部千万不要让事情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做事过程中充分认识其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的余地，采取主动的应付措施。
留余地，其实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给别人留余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要把别人推向绝路，万不可逼人于死地，迫使对方作出极端的反抗，这样一来，事情的结果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给别人留余地的同时，自己也就有了余地，让自己有进有退，以便日后更能灵活地处理工作事务，解决复杂多变的问题。
滋味好的食物，减三分留给别人吃，路径窄的路，留一步与人行。留人宽绰，于己宽绰，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招致损害，而且还能使自己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进退有据，上下自如。
总之，要让自己在职场上进退自如的走向成功，就要避免以下“四绝”：
事情不可做绝；
言语不可说绝；
金钱不可用绝；
权力不可使绝。
守拙养晦，低调做人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居盈满者，如水之将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处危急者，如木之将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溺。”意思是说，生活在幸福美满之中，就好像已经装满了水的水缸，绝不要再增加一滴水，一旦增加之后就会流出来；生活在危险急迫之中，就好像快要折断的树木，绝不要再施加一点压力，否则就会有立刻折断的危险。洪应明在这里进一步强调，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贪心永无满足的时候。为官者欲求晋升以获得高官厚禄，与商人经营欲获得更多的财富一样。唯当得之有道，且应适可而止。若贪得无厌，必为欲望所累，导致不测。
从政的人一般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或政绩欲。但是，官场是一个特殊的场所，表现欲太强、锋芒太露，一定会招致麻烦。三国时代的魏延之死，足以给那些有本事、有想法、有条件但暂时没有机遇又不善守拙的人前车之鉴。魏延称得上是蜀国有战略眼光的大将，他关于潜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战略思想，堪与“隆中对”战略思想相媲美。这一谋略如能实施，三国的历史将被改写。司马懿曾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矣。”但魏延毕竟不是政治家，缺乏沉静的气度和守拙养晦，多有意气用事之处，常有怀才不遇不平之气，形之于色，郁郁寡欢。这使他战略思想的实现更为不可能。虽然诸葛亮对他的屡屡打压责不可推，但魏延的不善守拙，亦为其因。
’有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海滩上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强悍凶猛的蓝甲蟹成了濒危动物，而较柔弱的蓝甲蟹反而繁衍昌盛，遍布世界许多海滩。蓝甲蟹有两种，一种较凶猛，不知躲避危险，跟谁都敢开战，一种则较温和，遇有危险便翻过身子，四脚朝天，任你怎么叼它踩它都不理会。强悍的蓝甲蟹因好斗、相互残杀而先灭绝了一半，又因强悍不知躲避被天敌吃掉一半。而柔弱的蓝甲蟹则因善于保护自己，反而扩大了自身。
苏轼论述过：“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苏轼的意思是，古代圣人要做一件大事时，一定要先置身暗处观察明亮处其他人的行动，自己保持静默从而细心观察别人的动作。这样所有人的内外情形都真实地展现在自己眼前了。
《菜根谭》云：“多藏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虑；高步者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意思是，当财富聚集太多时，就会整天担心财产被人夺去，可见富有还不如贫穷那样无忧无虑；当身份地位很高时，就会经常忧虑会丢官，可见高官厚禄还不如常人那样安闲。
这就是告诉人们，高官厚禄往往会导致灾祸。财富积聚太多的，就会整天担心财产的安全问题，因为“财帛动人心”，见钱眼开的人处处皆有。身份地位很高的人，就会整天担心权位的安全问题，因为“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虽然为此表面上得意洋洋，但是内心里非常恐惧。因此，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被动摇，这种人与常人的无忧无虑比起来，自然是非常可怜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官一身轻”的道理。
古代有个叫陈元达的官员认为：人生际遇都有一定缘分。我以前不来是机遇不到。我若早来，恐怕你会封我做九卿，但这不是我应得的职位；如果得了，就承受不起。所以，我有意抑制自己的欲望，等待合适的机会才来。这样，才不会因职位过高而遭受诽谤，也不会因为担任超过我本分的官职而招致祸难，两全其美，多好啊！
陈元达这种做法，同样蕴涵着不凡的处世智慧。
身在官场，人必须学会低调和“夹紧尾巴做人”。明人杨慎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拔乎众，祸必及之，此古今不变之理也。“夫藏木于林，人皆视而不见，何则？以其与众同也。藏人于群，而令其与众同，人亦将视而不见，其理一也。”把一棵树藏到树林里，人们都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和别的树没有什么区别。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这是“养晦”的最佳状态。要调整好自己的锋芒，收好自己的棱角，这是养晦、守拙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