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如果无论怎么努力，明天依旧都是灰暗的，自己乃至子孙后代都无所期盼，生活焉能不充满灰色？
曹操“隆中对”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课题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既然是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就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可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际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汉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
在开封军阀卫兹的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五千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最后的结果是：处处无主孤坟，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十年征战，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垣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
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又当如何自处？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的“隆中对”。据说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所写，《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作“屯田”。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增加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定都许都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从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屯民如果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的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按照“国家和土匪”的逻辑，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小土匪。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大土匪，也就是国家来制止小土匪的过火行为。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得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但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两匹绢、两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下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两匹绢、两斤丝绵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曹操土改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封建官僚，而且这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折腾下去了，否则，很快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十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的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
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的结局，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让刘表、刘备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不可，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就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就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年，在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相当阴损，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地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移地执行了逃跑计划，他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官渡决战之前，曹军的最高战绩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
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
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的锐气早就被消耗得一干二净。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袁绍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举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是天皇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急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
面对曹操的《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当街把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在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
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邺城当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邺城的奴才们关门歇业。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确实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骂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剧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脸，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奸臣。无论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影视剧，总有一些满脸正气的忠臣痛斥一个奸臣为“操莽”，之后，这个忠臣往往被杀。可见，“操莽”是一个相当有力度的骂人词语。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
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
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
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就得到官方允许。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就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的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从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不是对抗蜀国，而是在少为人知的史实中，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
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