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是部金融史
2051900000020

第20章 两晋衣冠(两晋)(1)

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炫富的下场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

对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币的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五十三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也就立刻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权。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难道不想消灭士族?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卖爵位,甚至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抵消。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你有钱,又肯出钱,皇帝就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哪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汉桓帝、汉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

可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

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道:“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椽提升”

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哪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为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议的“省部级”

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有损封建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官员、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曼妙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祖辈积累,而是来自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对于炫富这个问题,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19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贵族的血液,属于那种富得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与农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着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省长、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人,

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是一场闹剧;而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不是“富”,而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获取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富人,又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

在晋代士族高门的把持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司马炎的绝招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都来自门阀,他们从来不买皇帝的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七十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五十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民户只有二百四十五万户,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达到三百七十七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时期,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也有人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兵源。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就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的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的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就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也依托于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士族要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长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收起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窄,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十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七十年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十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不是司马衷的儿子)身上,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站在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能够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