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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南朝金粉(南朝)(1)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生而不平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唯命是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依靠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桓温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但桓温死后“庚戌土断”还是无疾而终。

东晋谢安继续起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之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刘裕既不是皇族,又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被人看不起的流氓。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掘地三尺,甚至直接从国库里拿钱。刘宋立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了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面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你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公元422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旅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旅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这期间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旅馆)都归他所有。要知道,那时候经营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哪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皇帝钱呢?

鉴于这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刘义符就被自己的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意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来源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形制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

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态势立刻扭转。

里要说的是,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但实际重量不足一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四铢钱一样换两枚五铢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的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武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时,虚幻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钱财断手足

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上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

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衔,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在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两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三亿个铜钱,可以买到十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

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十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格核算,十万头耕牛大概需要三亿元,如果认为一头耕牛就是今天成都的一套房产,那么刘道济的身家已经是千亿量级。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刘宋王朝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如此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是“当官”,最能搂钱的“官”是皇帝。

而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数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手段则是赌博。与今天的金融赌局相比,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钱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发明的别出心裁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是皇帝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差役)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另一个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公元460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而言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两千至三千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一千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一千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公元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的数倍,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那么所有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因为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士族高门的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并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临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却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即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一百五十八人,这一百五十八人中有一百一十四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一人、臣杀君者四人、兄弟相残者一百零三人、为外人所杀者六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地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烝民?

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全民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将财富洗劫一空,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得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曾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凖,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但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二十几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地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可以换三十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三百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