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上好的毛尖秋茶沏好，为邓大白端上，祝贝运忙来帮我，我又把从矛盾市弄来的酥焦花生米摆放在沙发间的茶几上。香烟和水果事先就摆在那里。邓大白乐呵呵地说：“俞市长这里我最爱来，喝绿茶就花生米，比喝茅台吃龙虾要神仙多了。”
祝贝运附和着邓大白的话说：“现在的人，在酒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干别的都浮躁得要命，叫他们喝茶，他们一点茶文化都没有，特别是你们当官的。”
“关键不在喝酒还是喝茶，重要的是得有知己相伴，就有味道，就成了精神加物质的高级享受，哈哈。”
“精辟，精辟！”邓大白很是认同我的说法。
我单刀直入，切入主题：“我眼前有些棘手的事，请发表高见。”接着，我把1万移民出市安置与留市安置的前因后果，及政府不在承诺函上盖章的事，及上级最新的批复等等道了个明白。
大约静默了三四分钟，邓大白开了口：“从理论上讲，上级的批复，可谓你俞市长工作的一大进展。先前1万人出市，人家给你弄成3500人，压力少多了嘛！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个方案已经很照顾地方了，怎么，人家为你金远的移民在新安置点投了那么多钱，你要一点不去说不过去吧。再讲，你金远市先前一直嗷嗷叫着，没有环境容量啊，实在不好划地啊，叫上边支持支持，把移民搬迁出去一部分啊。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你俞市长是很为难的。现在，上面的方案实际是个折中方案。从理论上讲，可谓两全但并不其美。”这时邓大白连续吃了几粒花生米，呷了口茶，目光把整个房间扫描一周，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从实际上看，这个两全的方案可谓一全没有，为什么？”他又把话停顿下来，他的话叫我有点吃惊。何谓一全没有？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意识，叫‘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也是适应中国这片土地的真理。1万人出市也许比3500人出市还好做思想工作，你现在弄这3500人的事，恐怕难啦。”
“怎么，比1万人的搬迁还难？”我迫不及待地发问。
“当然。这3500人会讲，原先1万人出市的，为啥现在他们都不出了？为啥叫我们出去？
你们当官的，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厚礼啦？你俞市长能解释清吗？这方案对金远市可谓既不全也不美；眼下倒不如用折其一指莫伤十指的办法了，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自古如此，甘蔗哪有两头甜的道理。”
“邓市长说的有道理，俞市长，恕我说句心里话，我总觉得，咱们一些大官，对国情了解得不透，特别是对下边的县、乡、村的情况。他们的决策从理论上看，是正确的；从实际上看，却操作不动，或者很难操作。”祝贝运的话说到这时，停顿了下来，他站起身来，为邓市长和我的茶杯续水，接着，又拆开一包香烟。
“接着说呀，想否定个东西还不容易，咱们要的是得有个新的东西替代被否定的东西。”
我知道，祝贝运这人是很有头脑的，在大学时，他就是个很能看出问题，又很有办法的学生。
“我看这事只有一种对策——走自己的路，照自己的主张办事，1万人全部留在金远，不怕他们上边不同意，你就说农民集体拒绝搬迁，我们又有啥法子？”
“武装押送啊，过去有这种例子嘛。”我接上话茬，“过去Q省两个地方的移民都曾遭此‘待遇’。”
“我知道这事，我还去采访过那个叫什么白江水库的移民。不过，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又加上意识形态中搞极左、搞阶级斗争，弄不好就把人民弄成了阶级敌人。”邓大白边吸烟边吐着烟雾，“你也得注意一个问题，祝公的主意好是好，但必须与省里达成默契，明白人不用多讲了，只要达成默契，还怕上边不就范？”
邓大白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可是，我知道，现在市政府连个承诺的章都不盖，这样弄下去，岂不把责任都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我索性把诸多困惑都倒出来，供他们参考。
邓大白很中肯地说：“眼下金远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变化，新来的邹市长可是一张白纸，谁的影响都没有受，只要实事求是地做事，他肯定是支持的。这样照祝公的办法治事，这叫以毒攻毒，尽管这法子从理论上说并不对，从实际上看却是可行的。”“对，对，干脆趁这机会把承诺弄完善，补上政府的章。”祝贝运大概认为，现在去盖政府的章就容易多了。
“唉，不能，不能，这样做岂不是把责任都压给了邹市长，人家刚刚上任，这样做不好，俞市长。这事只能是你去铤而走险了，现在你应该揽过这个责任，保护主要领导才是。不过，这步棋看似险棋，其实不险，弄好了，你的形象就出来了，哈哈——”这时候，通讯员领着画家季青与作家古方来了，正好我们的事刚刚说完，这会儿也有兴致与他们聊侃聊侃，就吩咐通讯员，为他们沏茶。
古方伸出双手，递给我一本题名《尘封的英杰》的书。
“俞市长，这是本人的拙作，有空闲时随便翻翻，指正指正。”
我接过书，顺手翻至扉页，只见一手苍劲飘逸的字迹：请俞阳兄指正，古方敬上。就问道：
“邓市长看过这书吗？”
“嗯，书一出版，古方就送我了。”邓大白说，“这可是一本佳作呀，写得很有功力。”
“别夸奖了，大白兄，印数连4000册都超不过，出版社一直喊叫赔钱，唉，惭愧，惭愧。
”古方说得很认真，不像是逢场作戏。
“也是的，现在这形势，人们都浮躁得要命，前年有个作家出了本长篇小说，新闻媒体与出版社做了一番前期炒作，当然是谋划得非常到位，书一出来，谁也没有阅读过这书，街头就排起长队，抢购此书，怪不怪？可是，古方的这本书，说真心话，倘若能炒起来，炒作到位的话，古方绝不是眼前的古方了，哈哈。”
“还能叫啥个方，唉，古方就是古方。”古方发出淡淡的叹息。
“邓市长讲得对，到那种地步，古方你可就不是古方了，就成了大名人，什么协会副主席呀，享受政府津贴呀，什么委员呀，说来就都来了。”季青附和着邓大白的话。
“季青说这事也有，不过，靠写小说得到厚报也真不容易，”邓大白大概对这行当深有所悟，“可以说，写小说能出线的人物，都有几分天才和刻苦，你再能，总得一个字一个字把东西写出来，总得有读者的偏爱！不过，能达到出线水平的小说家，可不一定都能出线的，这里面也有个运气和时机的问题，还有其他非常复杂的因素。”
“邓市长讲得对，是这回事。”祝贝运也表示赞同。然而，邓大白的意思并非在此，他接着说：
“现在文化市场上出现一种倒挂现象，就是乱封什么‘家’。唱一首流行歌曲，就是歌唱家；跳一曲舞，就成了舞蹈家；说段相声小品什么的，就成了表演艺术家……还有那写上几个字，就誉之为书法家。唉，误区呀，误区呀，单说说书法家这个概念，书法，都是大学问家、大艺术家的基本功之一；称得起书法家的人物，其文化素质、知识藏量、人格魅力、艺术修养都是厚重又深远的，只有如此的综合实力，书法作品方能有艺术含量。怎么仅能写上一笔字就称家呢？我真不相信，一个不懂文学，不晓绘画，不通历史，阅历浅陋的人能称为书法家。当下时髦的书法多是学气不足、匠气有余，只有技法，缺少灵魂啊。”邓大白说得动了感情，我想，这方面他大概有切肤之痛。听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大学问家。
“痛快！痛快！”季青情不自禁地赞誉邓大白的言论，不自觉地伸出大拇指，“我与邓市长有同感，咱金远桃花河边先前那个担剃头挑的幺小毛，这几年练起书法，还弄得成了啥子协会的理事，唉，又成‘家’啦。”
“那算个啥，不管咋的，人家幺小毛为练字也付出不少心血呢，就是弄个会员、理事，也不是不该。”古方就爱与季青抬杠，“重要的是谁叫成了这么多家，该是做裁判的人，怎么能指责结果而忽略原因呢？”
我暗暗佩服古方，想，做文学的人洞察事物就是高人一筹。
“说的是，要说封家，追根溯源，真是从当权人那里开始的。”能接古方话茬的，在场的只有邓大白了，“还说这书法吧，俗话讲叫毛笔字，早先官方办的机构中没有这个协会，那时的书法大概归美术家协会，记不清了。想一想，全国有那么多美术学院，还有一些大学设有美术系、美术专业什么的。可书法呢，为什么不办个书法学院，不设个书法系呢？这道理不用我讲谁都明白。季青、贝运、古方，我的意思并非对人家弄书法的有啥意见，有几个书法家还是我要好的朋友呢。我只是觉得，咱们的市场价格和价值还不能画等号哩。在人治的国家，就这样，唉——唉——开始许多人不服气，时间长了，还真服。现在一个书法家的字就卖上千元，京城的大家卖到万元一字，这分明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事啊！艺术贵在它的创造。真正的艺术，对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那一篇、一出、一部、一首、一幅艺术品都是情与智、血与泪浇铸出来的。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才是孕育艺术的真谛，怎么能像当今在商海里游弋的所谓的家呢？”
“还有个原因，邓市长，许多不懂艺术、文化低下的人，但是他们身上有权，手中有钱，这号人只重地位权势，不识作品内涵，他们甘愿重金认购那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古方说。
“这几年，送礼的人都发愁，不知道送啥好了。送现金，怕出问题；送烟酒，已不解决问题；送金银首饰，又太俗；就开始送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显得高雅，收礼人没什么忌讳，又有含金量。实际上，眼下在字画市场的大多数购买者根本不懂字画，至于收藏字画的人多为收礼的人。听说有个很不小的官员，家里字画多得要命，问起他张大千是谁，他竟然说张大千是张小千他爹，张小千是他们市文化馆的司机。”季青的侃侃而谈，倒是给了我一些启发。
“这事比起官场，算个啥？眼下做官的人群中，优劣倒挂、价值颠倒的事太多了。”古方说得激动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来回走着，挥舞着手与臂。
古方的话使我沉重起来，我好像发现他有些神经质了。就跳了出来说：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谈谈中国的足球吧，一直说这事，怪沉重的。”
“也是的，咱们当着俞市长说做官的长短，真不合适。”老同学开起玩笑。
“不过，做官的人决不像一些小市民以为的那样，把做官的人都贬为庸俗平平的人、玩世不恭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腐败变质的人、醉生梦死的人等等。实际上最优秀的人也在官员队伍中。”又是邓大白的见解，“现在是一部分优秀的官员在支撑着整个社会，这些德行高尚、才能出众的官员，他们还并没有被全部承认。可是，这部分庸官们一个个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一个个岗位上，这钉子还拔不掉，甚至拔不得……当然，俞阳贤弟决不属于这类官员的。”
“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了。
农民捐资向市长送礼
元月10日 星期四
今天陪了两个会，在主席台上总共坐了5个小时，觉得很是疲惫。下午的会开完时已到了5时，我匆匆回到办公室，值班室就来了电话，说夏愚乡石圪蛋村的村长想见我，我欲要婉言拒绝，值班的小赵说，这个村长下午一上班就来了，听说我在开会，他不走，非要等我，说有急事。我一听这情况，就说叫他来吧。按照常规，村长有事应一级一级地逐级向上反映，可是移民这事，往往有突发事件。
来的村长名字叫石娃，进了门就说：
“俞市长，俺今个一早就来找你了。从俺那山沟沟里走到公路边就得一个半小时，到了公路边又等了一个钟头才来了汽车，乘上车又坐了两个半钟头才到市汽车站，这时候都晌午了，俺想等你下午上班来找你，谁知你开会，就等到现在。”
“坐——坐——”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有点感动，就想倒杯水给他。他按往我的手，坚决不让倒，说压根就没喝水的习惯，整个石圪蛋村也没人买过暖瓶，成年就没烧过开水。我想起来了，年前我下乡上山去过他们那地方，他们那个村在夏愚乡的半山腰上，吃水要跑五六里地去挑去抬。
他坐在了距我办公桌最近的那个单人沙发上，用手拨拉一下有些凌乱的头发，身子又往前挪了挪，挪到使屁股仅靠了沙发的边沿，至少有一半屁股是悬空的，就满脸堆笑地说：
“俞市长，俺知道你忙，就不敢来找你，当市长的不比俺乡下的干部好找。可俺那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像疯了一样，都吵吵着叫俺来找你，俞市长，真没想到，今个真见着你了。嘿嘿——”
“什么事？”我有点纳闷了。
“现在都传说咱金远市要移出去3500人到黄野，有人说，金远就是迁走1个村，也得叫你们石圪蛋村走。你说，俞市长，凭啥叫俺石圪蛋村往外走，俺石圪蛋村办了啥对不起咱金远市的事啦？咱金远这么大地方就容不得俺那800人。”
“没有定的事，你怎么知道叫你们外迁？”我的心中已暗暗惊叹“机密”在金远的流传之神速。
“都这样说的，开始我也不信，老百姓说，没风会起浪？村干部们这才慌了，我也就来了。
俞市长，我们村也没啥土特产。”这时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从衣兜里掏出个纸包包，“俞市长，这是一点心意，2万元钱，你拿着自己想买啥自己买吧。”他把那个纸包包递往我手中。
我马上推了过去，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看着我严肃的略带生气的面孔，他有点没办法了，红着脸说：
“俞市长，这钱你要不收，我咋给大伙交差啊？”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
“石娃，你听那消息，是小道消息，不要信。另外，我告诉你，钱，一定拿回去，要不，我要上交了，到时弄得大家都不好看。”
“俞市长，俺山里人都是实在人，没人说啥的，你不收，唉！”他一脸的愁苦，难过得快要哭了。
我想，对老实人不能太直太露，得做点思想工作，就说：
“你这2万元从哪里来的？”我知道，这个村很穷，不是一般的穷，是个靠天吃饭的深山区村，村里又没有企业和养殖业，哪里来的钱？
“这钱是俺村农户自愿捐资的。”
“什么，捐资给领导送礼，还自愿？”
“都是自愿的，俞市长，我不骗你，大家都说，能叫村里搬迁个好地方，子子孙孙都有福享，大家为这事集点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回去后马上把这2万元还给农民，告诉村里的干部，不要乱听乱跑乱找人，那都没用，听见了吗？”
“不，俞市长，这东西你不收下，俺咋放心？”说着，他把那个纸包包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又用桌上文件夹往纸包包上一压，转身要走。
“站住！”我有些来火了，“我是领导，你是领导？”
他转过身，不敢正眼看我。
“你还听不听领导的话？”
“听——听——”
“把东西拿走。快点！”
他不大情愿地取回了那个纸包包。
“告诉你，要相信政府，不要乱听小道消息。好了，回去吧。”
“多谢俞市长，多谢俞市长……”
晚饭后，一连又有两起电话，都是移民村的，不是村长就是支书，说是有急事找我。我马上判断，又是来说事来送礼的，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
为啥要颠倒黑白
元月11日 星期五
有人说，工作就是开会，服务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这就是政府的人的工作模式。今天又要开会。一上班，我就到了成官镇的会议室，政法委书记洪山已先我一步到了，他的身边还坐着他的副手严方。开会的目的是听取公安局对前些时发生在这个镇里殴打移民事件的调查结果。与会的还有这个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同时，有肇事村所属的金山镇的书记和镇长，公安部门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元栋，另一个是公安局二分局副局长萧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