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能跑马。”这是对领导人才的要求。在历史上，常常有鼠目寸光、喜怒无常之辈施用雕虫小技取得成功的例子，但他们毕竟如电光石火，转眼即逝。只有那些有度量有修养的人才能把握全局，冷静举措，走出一步步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棋，最后成就大业。
秦晋淝水大战之际，秦兵百万逼近晋国都城，朝野震惊，唯有谢安安之若素，面无惧色，他不慌不忙地布置兵力御后，然后到别墅里去和客人下棋。当击退敌兵的战报传来以后，谢安把它放在床上，面无喜色，下棋如故。等客人告辞之后，谢安高兴地返回内室，由于心情高兴，履齿碰在门槛上而被折断，后人称誉谢安有“庙堂之量”。
度量修养是理智的基础，是孕育谋略的沃土。那些豁达大度的男人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行动有理、有利、有节。战国时期的孙膑和庞涓就是鲜明对照。孙膑自幼酷爱兵书，深谙谋略。器量狭小的庞涓非常嫉妒他，将他迫害成没有膝盖骨的残废人。孙膑心胸宽阔，不因遭受厄运而气馁，他佯装疯癫，逃脱险境，后来在齐国被重用。他在与庞涓的军事角逐中，大智若怯。而好大喜功的庞涓早已利令智昏，一步步走入孙膑布下的罗网，最终在马陵道上兵败身亡。孙膑的成功，除了靠他的兵法谋略以外，他心胸开阔，度量宏大，才能从容筹划，从长计议，以柔克刚。倘若是匹夫见辱、拔剑相斗的话，其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有宏大的度量，才能高瞻远瞩，才能有稳定、积极、健康的情绪。一个人的情绪直接关系到他的能力发挥。成功会使人激动兴奋，也会使人产生麻痹和松劲情绪；失败会使人悲观沮丧，也会使人冷静反思。在成败面前，喜怒过度都是不可取的。男人修身非常讲究“制怒”、“制乐”，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比如像周瑜气死、牛皋笑死之类的悲剧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其发生的主要根源就是缺乏度量修养。
度量作为人的道德品质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积极的谋略应该是与高尚的道德品质紧密联系的。谋略绝不是奸诈卑鄙的同义词。对于政治家来说，政策和策略就是生命，首要的是制订政策的正确性，正确的政策能够得到正义者的支持。对于经营者来讲，要提倡《论语》加算盘，讲经营道德，不干不符合社会公德的事，不赚没有道德的钱。对于军事家来说，像“美人计”那样的奸之计，也是一般情况下不提倡使用的。一个人豁达大度，待人宽厚，谦虚谨慎，他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得到更多支持，这不就是最好的谋略么？无德之人必定鼠目寸光，只贪私利，不顾大局，他们热衷于学习雕虫小技，研究“窝里斗”的本事，是难成大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带领新四军进入经济文化发达、敌人控制严密的江苏，在远离中央红军、无法得到策应的情况下，广泛交结友军，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分化瓦解敌伪力量。和友军发生摩擦，他教育部队主动让些地盘，赠送一些枪支，友军称他有“大将风度”，获得了友军信任和支持。当顽固派军队向新四军进攻的时候，友军主动为新四军提供方便条件，使新四军很快歼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
8．男人有气概，能忍能让真男儿
与人方便即是与己方便，宽仁待人就是宽仁待己。男人行走社会，免不了与人结怨，但只要心胸豁达，能容人之过，就不会让自己走进死胡同。
唐代名臣郭子仪是四朝红人，权倾朝野，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在自己祖坟被人掘了的时候，却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那时，于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老儿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却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挖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于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大唐帝国的存亡，所以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更何况要除掉一名奸宦，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但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须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下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屈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85岁的高龄，安然去世。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后来做上了宰相，执掌大权。他把持政局时，把苏东坡发配岭南，又贬至海南。后来，苏东坡遇赦北归，这位朋友正垮台被放逐到岭南的雷州半岛。东坡听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封信，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叹，这么大年纪还得浪迹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一带虽偏远，但无瘴气。”还安慰他的老母亲，并对他儿子说过去的就别提了，多想想将来云云。可想而知，苏东坡如此大度，这位朋友自是羞愧不已，一家人必定都对东坡心存感激。
苏东坡的胸怀就是比一般的人宽广，对一个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他在落难时，还能尽朋友之责。
一个人不仅要自己的胸怀宽广，度量恢弘，更要注意朋友的自尊。一个人如果损失了金钱，还可以再赚回来。一旦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甚至还可能为自己树起一个敌人。
朋友的自尊伤害不得。现在的人，越来越强调个性，好胜心极强，常常把事做“绝”，以表明自己的正确或胜利才罢手。如此，就会伤及感情。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你大可让朋友“赢”上一把，高兴高兴。
要想重视友人的自尊心，必须先抑制自己的好胜心。不过，神吹海侃，旁若无人地使自己出尽风头，一味地过把瘾，不仅得不到友情，只能伤了友人的自尊心。
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让三分。古人云：“处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人生一世，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其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
9．男人要自知，自知之明最难得
男人要强大自我，必须做到自知之明，并能克己制胜。自知、自强、自胜是成大事男人不可或缺的三大内在修养。
中国人历来把自知之明看作君子的道德，认为善知人者必先知己。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在评论“五四”前夕各项社会改革的流弊时说道：“今天下纷纷，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人而言，则是诸人自身本领之不足使然。而本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而妄谈变革社会，当然是十分可笑的，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然而一个人要做到自知之明并不容易。《贞观政要》中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勇气，敢于以挑剔的眼光面对自身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有很深的体会，所以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他经常提起明代杨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其中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有人称此为“自胜”、“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修养功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欲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力，自胜者强。”毛泽东也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勉。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
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本性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的个性就像他的书法风格一样。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子。”但是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的自制力同样的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每天他要吸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烟，竟能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轼曾说：“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敌人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
嵇康曾把喜怒当作养生五难之一。曾国藩《教子言》说修身养性必须“惩忿窒欲”。毛泽东青年时代一度“独服曾文正”，《讲堂录》还记下了所谓“曾文正八本”，其中之一便是“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恼怒不仅有害身心，而且不利事业。毛泽东知道自己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的弱点，因此从当上领袖以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克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先后呆了十八年，据他说，他从未看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主席，我很佩服你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自己。”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气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修养功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便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持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这样的活：“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己，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搏击风浪，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他一人从岳麓山顶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泽东却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雪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