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利和我都觉得马泰·阿诺德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他绝对是个“活宝”，--这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使他不苟言笑的时候也令人忍俊不禁。
好像是在1880年，他与我们一起在南英格兰坐马车旅行，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德文·A·艾比。当我们路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能让马车停上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处，他想他应该去拜谒一下他的墓。他继续说道：
“啊！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让他非常伤痛，这也让我觉得悲痛。但尽管我让他非常的伤心，但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地赶到牛津，选我为英文诗歌教授。”
我们一起走向那静悄悄的墓地。马泰·阿诺德在基布勒的墓前沉思，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们谈到了他在神学上的见解。他说这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们。
“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向我表示过他的极度失望，或者说是不高兴，他说我本来应该称为主教的。我的作品无疑妨碍了我的晋升，也伤害了我的朋友们。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表达我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最后一句话时悲伤的语气和缓慢的语速。它们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触。他有他独特的见解。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人们慢慢地已经能接受他的观点。在今天，他的教义观几乎已经不会再被谴责。如果有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的话，那就是马修·阿诺德了。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在这一点上，他和格雷斯通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他曾经有一个短句是反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对奇迹存在的人虽然非常少，但它们确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1883年，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蒂山居区拜访我们，所以我老是能看到他，但老觉得见不够。我的妈妈和我曾经驾车带他出席了他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演讲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的很好的表达能力。当我们回到家后，他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好了，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个演讲家吗？”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成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除非他已经找到感觉了，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演讲了。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教他一些演讲的要点。由于我的强烈要求，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了，但我还希望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发表意见。”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提起这句话，说当时这句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当他结束西部之旅回到纽约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嗓音完全能够抵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还遵照我们的意见，在波斯顿跟从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从这以后，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了。
他很想去听著名的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比彻先生我们的到访，以便让他在举行完布道仪式后能与我们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久闻的在精神领域很有名的阿诺德先生。他握住阿诺德的手，说：
“阿诺德先生，你所写的作品我都仔细拜读过，有些作品甚至还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阅读都能有所得，每次都有所得！”
“啊，比彻先生，恐怕我觉得关于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删掉就好了。”阿诺德回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称赞我的。”比彻微笑着说，然后他们就一起大笑。
比彻先生从来不错失任何机会。在我将马泰·阿诺德介绍给比彻先生认识之后，我荣幸地给他引见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是英格索尔小姐第一次到基督教堂来。”
他赶忙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慢慢地说：
“哇！哇！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人。”那些记得英格索尔小姐年轻时的人绝对不会同意比彻先生的说法的。他又继续说道：
“你的父亲怎么样了，英格索尔小姐？我祝愿他身体健康。许多次，他和我同站在一个讲台上，可惜的是我没能和他站在同一边！”
比彻确实是一个崇高伟大的，宽宏大量的，慷慨大方的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发现事物好的一面。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的合理的洞见力，英格索尔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彻先生对这些人都给与了充分的赏识和尊敬。
1887年，阿诺德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有一天我们谈到运动时，他说他不打鸟，它不能猎杀任何有翅膀的、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的动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能放弃钓鱼。他告诉我们一个公爵一年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说到这的时候显得很高兴。我忘了这位公爵到底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好像不太好。我们问他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总是个人物，一个名流，和他的学问和品行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间让我们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了这番话，而我对他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一个人天生就“微笑地面对远久的血统的声明”，那么按常理来说，“血统”就勿庸置疑了。
然而，他对人的身份和财富特别感兴趣，我还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而我胆敢给他说他不会发现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但这毕竟是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说，“而且这个的确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会使那些靠继承别人的人黯然失色。”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去写有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去评论和批判了。他认为在这方面他还不能做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适合用任何文艺评论的原则去批判；或者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天才般的写作技巧而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评论莎士比亚作品这方面的主题。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无比的称赞后，我告诉他对此我早有准备，我给他念了他曾写的十四行诗，唤起了他的回忆：
莎士比亚
别人容忍我们的问题。你的作品是自由的。
我们不停地追问--你依然微笑不答，渊博的知识。
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王位的君王，
在海里踏着坚定的步伐，
让他所停留的地方成为天堂，
他所在的地方被乌云笼罩，
寻找死亡；
而你，你是我们的星星，我们的阳光，
不朽的灵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
不再软弱，不再悲痛，
去寻找胜利的唯一呼声。
我认识邵先生（乔什·比廉斯），希望阿诺德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能见一见那块未经加工的钻石--虽然粗糙，但仍旧是一颗钻石。幸运的是，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我那时就住在那儿），于是见到了阿诺德，并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说：
“你今晚要和他一块吃晚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我和阿诺德两人一起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