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屏一脸坦诚，她确实不知道李震夫人去了何处。
从谢府出来，池拨通了北京卫戍司令吴忠的电话。吴忠原是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上甘岭战斗，三十一师是主要参战部队之一。
“找吴忠同志。我是肖永银。”卫戍司令立即接电话，回答说：
“贾玉华就在我搂下。”贾玉华见了肖永银，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肖永银握着她的手：
“李震的事槽由组织去管，你不要去管它。如果有困难，你找我，实在不行，你回军去。”李震夫人低泣着：
“谢谢，我代李震……谢谢你了！……”
4、上将王平身陷不幸，参谋长出色辩护
“文革”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军队内部也开始动荡起来，在抓“军内一小撮”的浊流中，南京军事学院政委、上将王平也被“揪出来”，学院造反派给王平整出厚厚一叠材料，诬其为“假党员、伪装分子、日本特务、彭德怀的黑干将”等等。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后，王平的档案转南京军区，王平本人则“靠边站”。一天，许世友问肖永银道：
“老肖啊，王平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没管……”
“你管管吧。王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你查查。”许世友让管，参谋长当然得管。肖永银把审查王平专案的造反派召集到一起开会。
“你们说，王平什么问题？”
“反对毛主席！”对方态度挺横，一开口一顶大帽子。
“你们说他反对毛主席，根据什么？”
“有！当然有！”对方当即甩出一本日记本。那是王平抗日战争时期打游击时的一本旧工作日记本，纸页已经泛黄。日记本的扉页上有一帧毛泽东戴八角帽的木刻像，不知出自哪位艺术家之手，木刻像只有模模糊糊的毛泽东的轮廓，说像又不像。王平的蝇头小字是从“毛泽东”的领口开始往下写的。对方觉得“罪证”确凿--在领袖身上写字还不算反毛主席吗？“嘿嘿”冷笑着。
肖永银合上本子，微微一笑：
“你们懂历史吗，那是1942年！当时毛主席是一个普通的领袖，并不是至高无上，万岁万万岁！那时叫‘老毛’，‘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是‘七大’以后！”既然当时毛泽东尚未走上“神坛”，既然当时党内同志都亲切地称呼“老毛”，那么，在一个普通人的领口上写字，就不算什么大逆不道，肖永银的“辩护”十分出色，对方哑口无言。
“你们还有什么？”
“王平是假党员。…
肖永银觉得此论更不值一驳，反问道：
“他在三军团当指导员，该是党员吧？”对方傻眼了：
“他是日本特务！”证据是王平当年寓居上海，和日本人同住一幢楼房内，足不出户，就给日本人把“特务”当了。肖副司令为澄清这一历史疑问，当即派人赴沪，找到王平旧居，拍照后带回军区。照片上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该幢房子为东西各半，中间隔一堵厚砖墙。当年邻居作证，日本商人住一半，王家住另一半，两家因当时积聚的民族仇恨，根本“老死不相往来”。
在许世友和肖永银的主持下，所有对上将工平的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翻。
不久，王平案件被撤销，王平仍作为党的好干部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5、老部下贸然造反，老将军恨爱交集
“文革”火势蔓延，差点儿烧到肖永银头上。一天，原五十二团政委、时任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政委的蒋科打电话给他的者首长，向他报警说：
“武效贤造反了，可厉害了！你要注意，小心造你的反。”
“我不怕，让他造吧！”蒋科仍不放心：“他可不是当年的了，你还是当心点好！”放下话筒，肖永银沉思起来，对他麾下的这两个“旧部”，他不能说不了解。战争年代，风风雨雨，他们跟着他摸爬滚打了过来，蒋科能打仗，一员虎将；武效贤精明强悍，善于带兵。战争年代一切都清清楚楚，人像透明一样一眼看到底，和平年代却不一样了，环境复杂人也复杂，人的磨难反倒比战争年代更多了。蒋科五十年代未，被送到北京军事学院深造，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搞得红火，小组讨论会上出了个题目“人民公社有哪些缺点？”肚于里多喝了些墨水的蒋科不幸发了个言，结果戴了顶“三反分子”的帽子灰灰地回来了。“三反分子”显然不宜再掌握军权，于是蒋科从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任上被撤下来。关于蒋科的任职问题南京军区很尊重他的老上级的意见，问当时的装甲司令道：“蒋科怎么办？”肖永银绝不相信蒋科会反党，如果那样，战争年代流那么多血干什么？装甲司令为他落难的部下呜冤，开口便直言反问：
“你说，蒋科总的是个好干部不是？--那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南京军区副政委先点头，后摇头，同意了装甲司令对他老部下反问中的肯定，为保蒋科，肖永银给军区副政委三次上言力谏，蒋科“三反分子”的帽子很快一风吹，保留原正师级级别，做了军区军训部长。
比起蒋科，武效贤似乎更多灾多难，他的磨难一半是因为他娶了个社会背景特别复杂的太太，一半则由于他自己。上甘岭战斗中立了赫赫战功的武效贤（时武效贤为十二军一零六团团长，该团坚守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阵地二十八天，最后撤离阵地，赢得了上甘岭的最后胜利）。回国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期间坠入了情网，对方是国民党着名将领陈诚的外甥女，其父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她的两个哥哥，一个留美，一个留英。南京解放后，杜女士“弃暗投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留任南京军事学院文化教员，文化教员和武团长发生了“师生恋”，不久即缔结姻缘，两人婚后生活美满。不料，1956年审干，轻轻一审便审出了杜女士吓人的家庭出身，劝其退党，取消公职，前浙江大学的女大学生委委屈屈做了随军家属，空有一肚子学问而无以报国。
武效贤钟爱其妻，并未因此而发动“婚变”。“文革”中，这个家庭又遭不幸。1964年“大比武”时，十二军出了一个有名的“郭兴福教学法”，教学法的中心内容是，各级指挥员要和战士摸爬滚打在一起，平时训练与实战相结合。创造者郭兴福为三十五师的一个副营长，武效贤时任三十五师副师长，在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命令下，武效贤将“郭兴福教学法”总结了出来，经叶剑英元帅批准，在全军推广。此时，“郭法”成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之法，郭兴福在高压政治打击下不堪忍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血案，他用刀子先捅死三个孩子，自己和妻子自杀未遂，被判死缓。帮助郭法“出笼”的炮制者武效贤自然因此获罪。或许在这一系列打击下，脾气暴躁的武效贤不堪其苦起而反抗了。步校学生起来造反，副校长武效贤成了造反学生的支持者，矛头指向南京军区，也指向司令员许世友，刷大字报，贴标语，示威游行，搞得军区乌烟瘴气。蒋科也遭到他昔日战友的攻击，他于震惊和伤心中，给老首长挂了个“情况紧急”的电话。
不久，一天晚上，武效贤突然来访。两人坐在客厅里，武效贤像是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骂张三李四，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肖永银始终忍耐着，一声不吭。
“你说完了？该我说两句。”肖永银猛然侧过身子，两眼迸射出怒光，逼视着他从前的一营长：
“我肖永银真是瞎了眼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把你武效贤看透？把你从那么一个小干部，一步步提拔得这么大，我怎么没有看清呢？你成了个野心家了！”说着说着，火了，猛地一拍桌子，骂道：
“你混蛋！”武效贤被骂得吓瘫了，大气也不敢出，害怕老旅长盛怒之下动手打他，战争年代养成的畏惧心理像惯性一样支配着此时的副校长。肖永银火了一通，见老部下那一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老实样儿，火气渐消，用稍稍温和的语气告诫道：
“武效贤呐，你还是听我的，我总还比你多两个铜板。你那点本钱，是打仗打出来的，可不要输净了！…
武效贤听了老首长的话--不过，只管用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仍按捺不住“造反有理”的激情，投身到更为炽热的造反风暴中，带人冲机关，抄家，揪斗“一小撮”，这样，到了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就连本意保他的肖永银也忿然无意再去拉他一把……
证据是江苏省一位副省长用录音供出来的：“南京五？一六集团，还有步校的武效贤……”如此，南京军区以“违反军纪罪”定案，判一年徒刑，押往部队农场服刑。审理此案的政工人员把“结论”拿给肖副司令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武效贤是个野心家，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踩他两脚！”抄家时，抄出了武效贤的一封家书，信中透露了从朝鲜回国的消息，按照军队的纪律，这是种泄密行为，联系武妻复杂的家庭背景，遂怀疑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杜女士被逮捕，监禁半年后，实在找不到罪行根据，又无罪释放。
武家惨遭这一系列打击，家破了。武妻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幼小的孩子流落街头，衣食无着。有人看这一家人可怜，给孩子出主意：
“你们给肖副司令写信，他是你爸爸的老上级。”十岁的小女孩写了封幼稚而催人泪下的信，投进了信箱。肖永银接信，读后眼眶有点湿润，随即打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陆军学校领导：
“武效贤的问题与小孩子有什么关系？流浪影响不好！你找个房子把他们收起来！”话说得很明白，肖副司令不赞赏他们没收武效贤住房的“革命行动”。于是，原房退回。
第二个电话，打给江苏省委：
“武效贤的问题不涉及老婆。老婆是个大学生，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吧，总得给碗饭吃！”江苏省委在接到肖副司令的指示后，立即给杜女士安排了工作。两年后，武效贤获释。关于“郭兴福教学法”一案，驻军安徽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提供了证词，言称：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定的，与武效贤无关。“五？一六”问题，当中央派宋任穷审理此案时，“咬出”武效贤的那位江苏省副省长推翻了原来的说法，证明武效贤的供词“两人根本不认识”是真话。“钦差大臣“宋任穷生气了：“你这么大干部，怎么胡说这么多人参加五？一六？”副省长流泪了，张开嘴让未任穷看：“你看我的牙都打掉了！他们叫我说有谁就有谁！”……
武效贤回来了，见到肖永银悲喜交集地哭了，哭了一会儿，睁开泪眼看着老首长：“听说你整我？……”他不相信。因为落难中，是老首长保护了他的妻儿。他来，一半为感激，一半为心存疑问。
肖永银不能原谅他“造反”，也不能原谅他不听忠言劝告，气哼哼地答道：
“就是！谁让你不听话！我说过，你是个混蛋，要踩你两脚，你不争气！”武效贤仍旧大气不敢出。
然而，过后不久，武效贤仍旧宫复原职，做了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他这才明白，“踩两脚”，只不过是老首长“恨铁不成钢”的一句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