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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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眼下,这位端庄清瘦的县委书记正亲切地微笑着站在自己面前。他目光炯炯,让人觉得仿佛可以洞察一切、穿透一切似的。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上级,文瑞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是就在两人见面握手的那一瞬间,文瑞突然意识到,自己遇到的这位上级是那样的可亲近而又可信赖。

十多天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文瑞所住的村子见面时,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相互熟悉的同志和忘年之交的朋友。这一回,是白乐亭专程来了解西区党团工作情况的。

“文瑞同志,”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县委书记总是这么亲切地称呼年轻的团区委书记。“十多天不见,你好像瘦了,但是更英俊了。我听说咱陕北的苦菜和小米汤是一种高级补品。你大概一天两顿吃的都是这东西,都快吃成标准绥德汉了。”白乐亭说着自己先笑了。

文瑞也风趣地反唇相讥道:“我看你大概也是见天吃那东西吧。”白乐亭听得,笑着说:“唉呀,你言语不多,话可老结实哩。”文瑞忍不住也笑了。

土窑洞里充满了欢乐温暖的气氛。

文瑞这才发现,十多天不见,白乐亭自己倒是瘦了许多。头发显得更长,两颊有些塌陷,眼圈发暗,显然是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所致。唯独那双大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地透着精明和聪慧。总之,他因为消瘦,显得更加清俊而英气勃勃。文瑞知道,乐亭最近是在绥德西川一带搞工人运动。

他在三皇峁、马蹄沟一带的两千多盐工和掏炭工人中间秘密串联,带领他们同盐场主和煤窑主及保护他们的反动警察作斗争,并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在工人中建立了党团组织。

白乐亭与马文瑞见面后,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他一边亲热地同文瑞拉话,一边伸手摸摸炕,发现是冰的。又揭开锅盖看看,发现里面还剩了一些早上吃剩的千苦菜和黑豆钱钱饭。他用勺子舀起尝一口,发现又苦又涩,便皱着眉头说:“老吃这种东西怎么能行?连糜子窝窝也吃不上吗?”文瑞低着头不说话。说真的,他己经好些日子没有吃一口干粮了。干苦菜和豆钱,也要节约着吃。天旱,庄稼已是连续两年歉收,今年的秋庄稼几乎又是颗粒无收。加之团区委没有经费,工作人员更没有工资,口粮都得由自己家里背。文瑞家中当时已经困难到了吃糠咽菜的地步,他哪里还忍心从家里带走粮食?每次回家取口粮,大哥大嫂总是让他多背一点。但父亲却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瞅着他。他理解那目光的含意,那分明是说:“家里供你念了书,也不说寻个能挣钱的营生,一天穿着个烂皮袄,走村串乡不晓做啥哩。”文瑞一瞅见父亲那种目光,心里就很难过,也十分委屈。他也明白,凭自己的文化,到绥德城随便哪个字号里当个管账先生,一月少说也挣三五斗米。全家人也不至于吃糠咽菜,祖母的病也不至于因无钱医治而耽搁了。可是,他立刻觉得自己的思想成问题。做生意求的是自己一家人的光景好,而闹革命却谋的是千千万万受苦人的好光景呀!想到此,他便在心中暗暗对父亲说:“父亲呀,请理解你的儿子吧,他不是有意不顾家,更不是胡闹哩。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儿子在做什么。”“老是吃这东西可不行呀!”白乐亭严肃认真地说。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到文瑞手里。“拿去量点米吧,饿垮了身体,想革命也革不成了。”文瑞接过那枚尚留有白乐亭体温的银元,心中很受感动。就在这一刻,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也许是人世间最宝贵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崇高情谊。他深知这种情感是远比仁爱之情、血缘之情更宝贵更深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客气的推辞,任何表示感激的语言都是多余的。他暗暗下决心,要用加倍努力地工作,报答这种宝贵而难得的情谊。

白乐亭见文瑞沉默不语,深情地握住他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我的好兄弟,你可要保重身体呀。看到了没,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原先革命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动摇,处境如此困难,斗争又是这样的复杂,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像文瑞你,像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像你们这些舍生忘死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我敬重你们这些同志。这真是严冬降临后,方显出松柏高洁呀!”白乐亭的语言,像诗歌一样动人。文瑞早听表兄冯文江讲过,白乐亭才华横溢,诗文俱佳。他常常把革命的宣传内容编写成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诗歌传播开去。清涧兵暴的《起义歌》就是他写的,每个起义战士都会唱。

文瑞听了他方才一段动情的话很感动,红着脸说:“我认准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条路,不会再回头了。”“这一点,咱们想法一致。”白乐亭说着激动地由炕上站起来,面对窑窗外面的远山,像是完全自言自语地发誓道: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死而后已。马克思主义,是我灵魂的归宿,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文瑞完全被乐亭的情绪感染了,同样兴奋地说:“乐亭同志,我敬重你的誓言,我也要努力这样去做。”白乐亭突然转过身来,很气愤地说:“可有些人动摇了!你们团县委的负责人怕的也逃跑了,致使团县委工作瘫痪了。”文瑞听得,心中一惊。难怪那次到绥德去,找不到团县委机关的同志。

“目前情况下,全县各区仍然坚持开展团的工作的,据了解就你们西区这一片,其他地方都停顿下来了。”文瑞感到问题严重,便问:“他们几个躲到哪里去了?”“不清楚。他们擅离职守,但全县团的工作不能失去领导呀,马文瑞同志。”县委书记突然严肃认真地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你能够坚持独立工作,使西区团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之中,表现了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我有个想法,想请你把团县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文瑞听得,有些为难。自己才参加实际工作不久,缺乏经验,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乐亭的期望事小,影响了全县工作问题可就大了。于是他也同样严肃认真地说:“我目前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区上工作更合适些。团县委的领导工作,可否让更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接替?”白乐亭说这件事,随后由组织研究作决定吧。”不久,在中共绥德县委指导下,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绥德县代表大会。年仅十七岁的马文瑞当选为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同时由团转党(介绍人为白乐亭、周发源),兼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成为绥德地区党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此,他在中共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井岳秀的反共干将姜梅生,得知米脂抓到了杜衡、焦维炽两名共党头目,同时搜出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名单”(有姓无名),如获至宝,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押送榆林城,请井岳秀亲审过目。他原以为井大人一高兴,必定下令重赏。一路上,心中难免有些踌躇满志。不料,井岳秀听了汇报,竟然无动于衷,只是随便问了问二人的情况,又拿起那份有姓无名的所谓党团“名单”,草草溜了几眼,便置之一旁,还一反常态地说:“几个学生娃们,赤手空拳,真要造起反来,也扬不起多大黄尘,更抵不住一枪一炮。”听他这么说,周围人一个个大眼直瞪小眼,连一贯自以为了解井大人的姜团长,也大惑不解。旁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井岳秀说了那句令左右费解的话,就心事重重地在砖地上踱来踱去。老半晌儿,突然停下来,问姜梅生:“姜团长,你知道当前我们的心腹之患是什么?”姜梅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陕北各县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错错错。好我的姜老弟,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认为剿共容易,敬神难呀!”“敬神?”“对呀,老弟,冯玉祥、宋哲元这两尊神不好敬呀!”真正是好鼓不要重槌敲,只须点到即可。姜梅生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就听到西安方面有可靠消息说,共产党策划的渭华暴动被平息后,陕西政局暂趋稳定,冯玉祥、宋哲元便想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将长期掌握在井岳秀手中的陕北的财、政、军等大权收归省上统管起来。这意味着井岳秀的“土皇上”气数快要尽了。想到此,姜梅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闪烁其词道:“依愚弟之见,冯、宋二位将军,对师座您还是格外器重……”“唉,人心莫测呀。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已经拿定主意通电下野。军队的事情嘛,我打算交由高双成代理。你们今后要好自为之呀!”姜梅生原本怀着领赏的动机乘兴而来,听得井岳秀垂头丧气一席话,不仅大扫其兴,而且顿生兔死狐悲、前程未卜之虑,哪里还有心思追究什么“共党案”。井岳秀本人更是无心过问此事,只叫他的政治处秘书王圣域代其办理。他万万没料想到,随他多年的乡党王圣域,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王圣域立即找打入井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马云泽一道商议。结果,两人做样子到各地走了一遭,乘机将“名单”烧毁,以防更多的同志被捕。在此期间,中共陕北特委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营救。等到井岳秀放了杜、焦二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在于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天真幼稚所致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骄傲自满、流寇思想等等,举不胜举。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综合征”,往往加大了革命前进道路的曲折,使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大。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同凶顽的敌人和自身的不成熟的困苦相搏中,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例外。

“中秋节事变”之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折家坪、老君殿一带隐蔽开展工作。

杜衡、焦维炽获释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被捕入狱。杜衡奉调回西安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临行之前,他指定特委军事委员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

杨国栋是陕北安定人,长得人卨马大,黄埔军校毕业,和刘志丹是先后同学。他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没吃过苦,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阔少作风,好穿长袍,时常下馆子吃喝,有时上路还雇坐驾窝子。加之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动手打人。他在同志中间威信不高,但同杜衡倒是很能谈得来,故得器重。

杨国栋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尾巴翘得更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特委机关同志在一起争论问题,一句话不顺耳,杨国栋便野蛮地操起炕炉子上的火盖打人。他还时常说刘志丹军事上如何无能,言外之意,无非暗示他自己能行。同志们对杨国栋的作风很有意见。大家认为,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工作呢?这么一来,特委工作中又潜伏着新的危机。

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兼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布置完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背着挎包下各区、村开展工作。

正值陕北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离开森严可怖的绥德城,来到乡间,行走在阳光照耀着的羊肠小道上,大胆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他感觉到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滋味。农村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革命就应该到这样的天地中闹腾。自从十年前结束拦羊生涯走进学堂,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了。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志趣和爱好。文瑞喜欢安静,常常独自一个人带着一本书找个僻静地方去读,但他更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山间旷野小路上行走。顶着蓝天白云,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思想便会沸腾起来。平时积存在脑子里面的种种想不分明的问题都会闪现出来。走在黄土山路上思索某一个问题,这对于年轻的团县委书记,是一种别人很难体会得来的精神享受。当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时,脑子里有时会出现两个互不相让的辩论者。此刻,他考虑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有效地带领党员、团员同敌人展开斗争,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有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又是他一时还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或许应该由陕北特委负责人来考虑,但他觉得这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考虑更现实。于是他头脑中的“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争辩的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他还是认为,作为党团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不能只限于埋头做眼前的具体工作而忽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应当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有自己清醒的认识。经历了“解散绥师”和米脂“中秋节事变”以后,马文瑞深深感到,在敌人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情况下,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入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瑞意识到,这个起初只是被敌人逼迫出来的“方针”,其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许多优秀学生党团员离开学校深入到农村,同民众打成一片,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团员,建立完善党团组织,这便使得革命工作由过去的浮在表面,深入到了民众中间。他记起了大表兄冯文江关于“白草”的议论。他认为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正是收秋的季节。由于天旱,庄稼长得很矮小,耐旱的糜谷、黑豆,也刚能把地皮盖住。他走到一道山梁上,远远看得见无定河弯弯曲曲无声地躺在那里。他寻思着,翻过这座梁,就是要去的铁茄坪树。前面坡上,有几个农民割谷子。其中有人用嘶哑的嗓子吼喊着唱一首现编的山曲儿。

那歌声起起伏伏地回荡在山间,苍凉而凄婉:

九月里九重阳,唉呀收呀收秋忙;谷穗穗那个糜穗儿,摊呀摊上场;掌柜的开口笑,长工好愐惶;“打的粮食都辟你,我们饿断肠!”掌柜开言道:

“穷富命注定,谁叫你们是苦命,心强命不强。”“放你巫狗臭屁,没有老子们受死苦,饿断你驴板肠!”曲子唱到后边,渐渐变得高亢有力,充满了幽默风趣和掩饰不住的愤怒。

什么人编的这么好的歌谣?文瑞被这首歌完全吸引住了。他感到这首《收秋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比仅仅诉说苦难的《揽工人儿难》深刻得多。于是情不自禁地离开山路,朝谷子地里走去。

这时,先前那个光着膀子唱曲儿的人,正手搭凉棚朝这边张望,显然是看见来了一个人,随即用他那撕哑的嗓子吼道:“噢--来的是谁个?”“过路的。”“有什嘛事哩?”“没事,就想听你唱歌。”一搭干活的人全都笑了。

说话中,马文瑞已经来到劳作的人们中间。大伙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他。见他穿着农民一样的蓝土布衣裤,剃着光头,只是衣服洗得干净,肩头背着个学生娃们用的挎包。那个唱曲儿的人便细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他问小兄弟,你哪去呀?”“铁茄坪去呀。”“找谁哩?”“找……走亲戚去呀。”文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嗯,解开啦。”那人自信地说。“该不是找我们户家兄弟?”“你兄弟是谁?”“崔田民嘛。”“那,你就是崔田夫?”“嗨呀,直叫你这个人说对咧!你是?”“我是马文瑞。”“唉,我头一眼看见你,就猜想怕是田民常念叨起的那个马文瑞!”两人意外巧遇,如同老熟人相逢,当下亲热地拉着手,相互打量着。

马文瑞发现自己面前这个憨厚淳朴的受苦汉,性情乐观幽默,很有个性。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脸上黑胡麻碴,显得要比实际年龄老面得多。像陕北许许多多老实巴交的受苦农民一样,他的脸上布满深刻僵硬的皱纹,浓缩着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磨难的印痕。给你的印象,他似乎总是在笑。只是当他不咧开嘴憨厚地笑着的那一小会儿,他的面部表情便将固执和坚毅的神情暗示给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那么强烈,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地用笑声冲淡忧郁和苦痛的人,是那种在人生的艰难困苦中绝少唉声叹气的乐观主义者。然而他的形体与精神又仿佛是毫无必然联系,截然分开的。他戴着那顶破了边的草帽,立在那里就像一尊粗糙的泥塑。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一个长工畸形的体格:腰腿坚硬变曲,手脚关节硕大,脖颈、胸脯、臂膀和鼓凸着青筋的小腿,每一处平时暴露在阳光下的棕色的异常发达的肌肤,都令人感到聚合着劳作的激情和力量。这是长时间在山野里躬耕,在山道上负重前行的典型的陕北农民的体格,是一个长年累月为生存而挣扎的受苦人的标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