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春节了，马文瑞仍然带领团县委的几个同志坚持在各区开展工作。这天，家里捎来话说，祖父病得厉害，怕是抗不过年关，想见他一面。
马文瑞急忙赶回马家阳湾。刚看过祖父，就见张家岔柳家小店的柳老二(党的地下交通员）进沟来说：“我们店里来了个人，说是你的朋友，想见你。”马文瑞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下告别了重病卧炕的祖父和愁苦不安的兄嫂，随柳老二来到柳家客店。进门一看，炕上坐着一圈人拉话，除了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外，还有一个满口葭县话的人，约有三十多岁，五短身材，戴副近视眼镜，过去从未见过。那人见了他，却好像早就相识一样，问：“你就是马文瑞吧，想不到还这么年轻。”文瑞正纳闷，白乐亭说：“文瑞，你大概还不认识，这就是省委书记杜衡。”马文瑞上前一步同杜衡握了握手。杜衡胖胖的脸上，显出很热情的样子，用葭县话说：“马文瑞同志，听说特委的那些重要文件，是你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转移出来的，这可是你的一大功劳。那些文件，比我杜衡本人当紧得多，要是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他的话说得让人听得出是在故意夸张，弄得马文瑞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上炕坐，上炕坐。”杜衡说着，转移了话题，又给大家高谈阔论起别的问题来。
第一次见面，马文瑞觉得这个杜衡说话有点过于卖弄才情，给人有些华而不实的印象。但是，当这个念头在头脑中一闪，他便警觉地告诫自己，不能私下毫无根据地对一个党的领导者产生不好的看法。于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表现出认真听他谈话的样子，尽量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杨国栋明显表现出对杜衡推崇备至，不断地为他的“精彩议论”拍手叫好。冯文江与白乐亭两人一直很少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由嘴角儿浮现出一丝笑意。杜衡东拉西扯地谈得正起劲儿，白乐亭对杨国栋说：“文瑞来了，是不是先把筹备会的事说一下？”杨国栋不以为然地说：“筹备特委扩大会，这事简单。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项）。我负责全盘，文江负责文件材料，你负责安全保卫，联络接待事宜，按咱商定的，由马文瑞负责。”马文瑞听了，才知道要自己来的目的：召开特委扩大会，要自己负责联络接待。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心想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
他正暗自思忖，却听白乐亭小声而亲切地对自己说：“文瑞，这次会议是咱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各地的代表都要来，联络接待任务很重要，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下来和柳家兄弟商量一下，先把住的地方安排好，千万要注意保密。”马文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1929年1月的一天。绥德西川大理河畔张家岔。这个小山村同以往一样的安静。冬日的阳光照耀在村子里。鸡在土坡粪堆上觅食，狗在柴垛上卧着打盹，阳讫读里照例坐着几个翻起裤腰捉虱子的光棍老汉，做碾磨的婆姨女子们围着腰裙簸着簸箕，沟湾河坝上，几个猴娃娃在冰滩上打滑擦，不停地传来欢乐的嬉笑声。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运转着，老百姓不知道村里会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白日一天无事。到了后晌，太阳背过去了，河沟里漫起了寒气。阳圪1劳里的老汉们系好裤腰带站起来准备回家时，却见沟岔那边急急忙忙走进来几个人。说是行路人？也不背铺盖卷卷。人们解不开来些什么人。眼看那些人被引进了柳家客店的石板房里，随后又进来几个。老人们正疑惑，柴垛上的狗发现了生人，警觉地站起来叫了两声。柳老二便高声斥责道：“死狗，来几个歇店的客人，你叫唤甚哩！”狗便不再叫老汉们也就知趣地回家去了。
“歇店的”人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格外精干的人，他留着念书人的偏分头，背着个挎包，走到沟岔上，马文瑞才认出是刘澜涛。老同学久别重逢，却又不好拉话，只是用眼睛相互瞅瞅，会心地点头笑笑，就算行过了见面礼。马文瑞知道，“米脂学潮”后，刘澜涛被派往三边，担任团工委书记。半年多不见，塞上的风沙吹黑了他的脸，使他显得更加沉稳成熟。两人见了面亲热地拉着手，虽没说话，文瑞由他的眼神中看出，刘澜涛仍然还是那么富有活力，浑身上下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
当天晚上，就在柳家客店的石板平房中，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了。柳二刚给油灯添过油，长长的新棉捻儿燃烧着，金色的光焰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像映着一尊尊铜铸的塑像。会场上没有会标，也没有张贴红绿标语，只是在一盘大炕上，放了一只小炕桌。桌上蹲着盏马灯。
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等人坐在桌旁，其余的人都围坐在炕上。许多人都是远道跋涉而来，虽是风尘仆仆，但精神格外饱满。会场上的气氛庄严而肃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几十年后，这个小村子因为召开过这次会议而被载入史册。
会前有一段小插曲，特别值得一提。掌灯时分，各地的代表陆续到齐了。负责联络接待的马文瑞挨个清点着参加会议的人：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赵通儒、刘澜涛、常立德，还有米脂代表窦增荣、绥德代表周发源、延安代表李馥华、安定代表孙兰馥，就缺谢子长还没到。大家只好坐下来等。负责接待联络的马文瑞很着急，他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他和柳老二在院子里照了一阵儿，没有。又走到沟岔上去迎接。等了好一阵儿，黑暗中才见河对岸隐隐约约走过来一个人。他欣喜地迎到河畔去接。那人急匆匆走过冰滩时，嗵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拍了拍衣服自言自语说：“日他娘，心急偏偏遇冰滩！”马文瑞一听，满口安定口音，心想一定是谢子长，便急忙上前。见那人敏捷精干，头上戴顶毡帽，穿着长棉袍子，肩上背个褡裢，一副商人打扮，便问：“走路的歇店不？”“是柳家客店吗？”马文瑞一听，知道来人就是谢子长，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是老谢吗？”“就是。”“路上不好走吧？”谢子长也很激动，一边随马文瑞疾走，一边小声说我路生，白日又不敢走。擦黑出了吴家岔，先寻到冯家渠冯文江家里，才又转到这里来的。”两人说着话，手牵着手在黑暗中走着。微弱的星光下，面前的小路隐约闪着亮光，像一条绳子，朝村子里延伸过去。黑暗中，马文瑞觉得谢子长很和蔼，说话像农民一样亲切朴实，叫你看不出他是个耍枪杆子的军人。
“同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文瑞。”“噢，你就是马文瑞。我听冯文江说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见面。”谢子长闹革命的传说，马文瑞先前已经听说了不少。在他的印象中，谢子长是一条硬汉子，是陕北很有名的了不起的人物。今天见到他，心中格外高兴。两人说着话，匆匆赶往会场。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正要宣布开会时，马文瑞领着谢子长进了门。平时傲气十足的杨国栋一见谢子长，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跳下炕来，拉着谢子长的手，显出格外尊重亲热的样子，嘴里还说：“安定老乡，可把你老兄等来了。没你老兄，咱们这窑里就显得空巴巴的。”谢子长并不认真理会他的话，却对着众人很抱歉地点一点头说：“实在对不起，我迟到了。”白乐亭指着自己身边说：“老谢，你来得刚好，坐在我这里吧。”他们是清涧暴动中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战友，自然显得格外亲近。谢子长上炕坐下了，见马文瑞还立在地下，忙在身边挪出个空位子，招手把他让到了自己身边。在灯光下面，马文瑞发现这个精瘦干练的人，目光是那样的温暖而亲切，言谈举止间，有一种令人愿意和他亲近的魅力。杜衡对于谢子长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叫人觉得有些居高临下。
杨国栋宣布开会。首先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房门紧闭着，屋里充满了老旱烟燃烧的烟雾。不时地有人咳嗽一两声。马文瑞听得很认真。他平时读书看文件，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很快就能把一大段文字的要点抓住，把重点和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归纳出来。这种习惯，使他在讲话和写文章时，很自然地形成了简洁明了的风格。此刻，他觉得杜衡的传达报告，长篇大论不说，还有些胡拉被子乱扯毡，让人听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人为的加盐加醋太多，反而淹没了重要的内容。
但他还是克制自己，认真听下去，因为杜衡所传达的会议精神实在太重要。他从那长篇大论中，记住了这么几点重要的东西：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并围绕这些任务，制定了“十大纲领”。马文瑞觉得，六大的路线，很符合陕北目前的斗争实际。
接下来，冯文江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他讲得条理很清晰，和杜衡形成了明显对照。他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形势严峻，党的各级组织遭破坏。中共陕北特委建立以来，我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恢复了陕北各级党团组织，发动工农民众，坚持秘密斗争，巩固了学校阵地，开展了兵运工作。截至目前，陕北特委下辖绥德、米脂、府谷、榆林、清涧、葭县六个县委，安定、延安和延长三个区委，安边、定边、靖边等地也都建立了党团工委，直属特委领导。米脂事件后，特委虽受打击，但组织仍然存在。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并不低落，各地党团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全区党团员由不足一千，迅速发展到三四千人。”冯文江的报告内容很实在，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唯独杜衡和杨国栋在交头接耳地拉话，杨国栋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像是对省委书记反复辩解着什么问题。谢子长拿着一个椿树根削的小烟袋锅，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很仔细地听着。自己抽完一锅，就再装一锅，很友好地递给身边的一个同志抽。那个同志抽完了又递给别人抽。于是老谢那个小小的、看着很不起眼的烟袋锅，便不停地在人们中间旅行着，把一种同志间的亲切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把一种战友间的关怀和照顾暗示给每一个人。烟锅传到马文瑞跟前，他也不客气，装起烟，点着了抽起来，觉得那旱烟格外香。在特委扩大会上，谢子长的小烟锅，把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气氛传播到大家心里。
“绥德党团县委的工作尤为出色。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全县党团组织健全，党团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工农出身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委的报告中，肯定了绥德党团工作，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党的活动虽然由公开转入地下，但同志们丄作热情并没有降低，敌人逼迫我们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在农村中，在农民群众中，在那个敌人的封锁和统治无法实现的自由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今后，我们将依照党的六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进一步深入民众，争取民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以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冯文江用一段很有激情的话，结束了报告。他的声音不高，但格外铿锵有力。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词，鼓舞着每一个同志。
会议还要求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必要的准备。这一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参加过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的谢子长，针对这一条发表了意见。
会议讨论时，大家对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粗暴武断以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帮助，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选举时，依照省委书记杜衡的提议，大家还是勉强同意他担任特委书记。
绥德张家岔会议，在陕北革命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使大家明确了当前革命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使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有了正确的方向，增强了坚持秘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往榆林城。
共青团绥德县委机关，秘密驻设在城外十里铺小学校里。马文瑞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后，回到十里铺，立即召集会议，向团县委委员和各区团的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工作口号：一是打倒帝国主义，赶侵略者出中国；二是打倒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老军阀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三是打倒贪官污吏（指地方反动政府的官僚们）；四是打倒土豪劣绅（主要指农村中的地主、恶棍）。要求各地依照这四个口号来秘密开展工作，引导群众斗争。这些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曾经高呼过的口号，今天重新提出，意义却是大不相同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几句空泛的革命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
那些日子里，文瑞很兴奋，他感到党的六大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包括那次在铁茄坪同崔田民讨论过的问题。他坚信有党的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革命事业必定会健康发展，取得胜利。他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备感庆幸，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绥师己经复课。团县委其他两位同志，组织委员周自岐的公开身分是绥师学生。宣传委员李树春毕业于绥德高小，先留校教书，大革命时期曾赴西安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同杨明轩、习仲勋一道坐过牢。他们两个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但对团县委书记打心眼里尊重。文瑞平时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谨言慎行和周密稳健，令人信服。加之他表里如一的谦虚态度和一贯尊重他人意见的民主作风，使团县委真正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团县委机关虽设在十里铺，他们也经常进绥德城活动。在敌人警备森严的绥德城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工作，晚上时常在南关一户姓李的小商贩家里开碰头会，文瑞有时就住在这户人家。眼睛有残疾的李老汉，在绥德高小当校役。李老汉的儿子和儿媳，是老实巴交的小本买卖人。遇上大灾荒年，没什么好卖的，就每天早起蒸几笼馍馍到街市上叫卖。他两口并不在党，也不过问政治，只是好客，是一位同志的远门亲戚。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一对夫妇，像许多同情革命的群众一样，时间一长，也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都假装不明白，端茶递水，照门望风，默默地掩护着住在他们家里的“客人”。几十年后，马文瑞还时常怀念这两位对革命有过实际贡献的群众。他们为革命做过好事，却并不认为自己有功。马文瑞认为像李家夫妇这样的无名英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有时候，开完碰头会时间太晚，他们就一同挤在李老汉家客房的炕上休息。大家和衣躺下来时，总有一种兴奋得睡不着的感觉。年轻人在一起，常常有许多令人发笑的话要说。每当大家说着那些与“女人”有关的笑话时，马文瑞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默默地躺着，不说话，也不笑，好像局外人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这种情绪，往往影响到另外两个人，屋里有时会陷入沉默。打破这种沉默的人，却是马文瑞。
他突然说：“咱们有幸遇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应该珍惜它，努力开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业绩。”讲着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让人觉得，他丝毫也不是以党的县委常委和团县委书记的身分居高临下地教导别人，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很深沉、很有分量的告诫自己的箴言。
“咱们都是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经受了白色恐怖考验的，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咱们。”他的两个助手，很喜欢听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然讲出的这样的话来，就像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下面淹没着的是思想的山峰。在两个助手眼里，马文瑞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从外表看，他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因为他的身上很少有学生派”的孤傲清高和锋芒外露。相处一久，人们又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人，这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工农同志往往不具备的。读书和思考不断地开阔着他的视野，而开阔的政治视野，使他时常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事物和手边的工作，往往是整个时局的发展变化。有时候，年轻的同志们在一起发生了意见分歧，辩得面红耳赤时，马文瑞却不说话，只是认真地听。辩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自己，但他却从来不这样做，往往要等到事后，等到激烈的争论风平浪静之后，这才经过深思熟虑，令人信服地评说是非，讲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在人们印象中，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比较讲究方法和策略。也许正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才使得他从一开始担任领导工作，就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团结和睦的气氛。年轻的共青团县委书记逐渐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认为他是一个很得力的助手。
连续两年的大旱，终于酿成了陕西历史上的大灾荒、大饥馑。1929年(民国18年）春季，素以粮仓着称的陕西关中地区，开始饿死人了，陕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穷人吃光了树叶草根，啃光了树皮，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光秃秃的山野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首先开始水肿，随即便倒地死去。开始，人们还在就近的山坡上挖坑掩埋饿死者的尸体。到后来，死的人太多，死尸便到处曝横着，成了饿狼和野狗的食物。卖儿卖女成风。不断地便有人吃人的传闻，人们听了已经不觉得那么可怕。尚还存有一口气儿的，便开始逃荒。绥德一带的老百姓，有的朝东边逃，挣扎着想过黄河到山西去。有的往西走西口，想逃到宁夏去。于是在黄土飞扬的官道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许多人走着走着，一头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后面走过来的，嫌他（或她）横在道中误事，便合力把死人拖到路边去。沿途随处都能见到死人，惨不忍睹。
这天，马文瑞到义合镇去巡视工作。路遇一家人，男的骨瘦如柴，光脑袋，眼球深陷进眼眶子里，远远看着像一副骷髅。他咬牙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是口锅，另一头是两个面黄肌瘦的猴娃娃。婆姨拄根棍子跟在后面，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见他们走来，马文瑞闪到路边，眼看着这一家人慢慢踩着黄尘随着逃难的人群朝前挨去，心想，这一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身为共产党人，眼看着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心想，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琢、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汉屏、李正斋，米脂杨家沟的马家，还有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这些家伙，每一户存粮都在几十石或百石以上，哪一户的存粮也够一个村子的穷人吃一年。这些黑心狼，在灾荒年月，他们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赈济饥民，反而利用灾荒，想出许多办法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起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饥民心中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同地主和官僚斗争。
此前不久，中共绥德县委改组，这给马文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接任县委书记。冯启明、胡永华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马文瑞继续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马文瑞找周发源汇报情况，建议县委尽快组织饥民斗争。周发源听后，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火烧眉毛的事情，便这样搁下来了。
周发源这个人，与白乐亭相比，文化程度、领导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大大不及。他出身商人家庭，虽念了些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但他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灵魂仍然还被金钱利欲迷惑着。他担任县委书记后，首先向组织提议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开办一家商店，说是便于掩护身分，开展秘密工作。为办这个商店，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周发源摇身一变，穿起金团花的长袍马褂，戴着银丝眼镜，成了阔气体面的字号大掌柜。他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
马文瑞和县委的几名委员，起初都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在“演戏”。过了一些日子，才看出他对工作不闻不问，只是一个心眼儿做生意赚钱。
马文瑞自从向县委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立等周发源请示特委后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他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党的六大精神，也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特委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但等来等去，总没有下文。他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又去催问，才知周发源到山西太原做生意去了。一贯很尊重上级领导的马文瑞，对这个毫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周发源很不满意。胡永华、冯启明两位，对县委书记的做法也很不满。他俩一见马文瑞，就发泄开不满情绪来。“出来进去找他的，尽是些生意买卖人。他除了和这些人打交道，就是隔三见五跑太原进洋货，哪有时间搞工作。”胡永华话刚落地，冯启明也说：“他这人，哪里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完全是商人嘛。”马文瑞望着他俩，没有说什么，心想对县委书记有意见，最好找他当面谈，或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便说：“我去找他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