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马文瑞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涛领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同志来找他。一进门，郭洪涛说：“这位是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马文瑞一听，赶忙站起来迎接。早就听说了参加红军长征的四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人称“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见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由寺庙里搞来的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举止显得有些臃肿。董老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马文瑞给他倒的白开水，然后说：“党校普通班多数是你们陕甘地方的干部，我们想请省委负责人去讲党的建设问题，郭洪涛同志让你来讲。”马文瑞一听，先红了脸，说：“我怕讲不好。”郭洪涛说：“你去讲比较合适。”马文瑞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他考虑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党校讲课。董老对他讲课很重视，亲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听。普通班三个班的学员都来听课。当他登上讲台时，起先的确还有些紧张。后来发现那一百多人个个很诚恳而殷切地看着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点顾虑，大胆地讲起来。他讲的内容很注意联系陕北党建工作的实践，有理论，也有实际情况，讲经验，也讲教训0大家听得很认真，许多人还不停地做笔记。那一次讲课，长征来的同志破旧的衣着和瘦羸的身体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尽快改变党中央和红军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境况。讲完了课，董老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马文瑞同志，你讲得很好，你们这些同志虽然年轻，但是从革命最基层最具体的事情做起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呀！”马文瑞说：“董老过奖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为其难呀。”董老遂留马文瑞一道吃午饭。他们一边就着咸萝卜喝小米稀饭，一边拉谈得很热烈。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学问，但却又是很虚心、很注重学习的人。他问了许多西北革命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马文瑞平素并不关注的，经董老一提，对他很有启发。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认识了在中央党校任教的成仿吾、冯雪峰。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同志都是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中共陕北省委实际上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的一些同志。这段经历，对于一直在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马文瑞来讲，显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党校深造一样，那些领导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师。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和实际斗争中难以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
那些日子里最令人牵肠挂肚的，还是东征前线的战况。马文瑞知道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动“围剿”彻底破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了脚，但局势仍比较严峻。张学良的东北军，驻守在延安、甘泉、富县、洛川、中部等地。在河南省洛阳及其以西，有蒋介石嫡系陈诚的三个军，并于1936年2月前后，将李仙洲部21师，李得联部49师调入陕西。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宜川、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地区。井岳秀第86师驻守榆林、靖边、安边、定边一线。高桂滋第84师驻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孙楚指挥晋军四个旅布防于吴堡地区。敌情相当严重，而西北根据地的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红军的给养无法解决。根据地与红军急需扩大发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决定红军东征。1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20日东征开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从延川、清涧一带突击渡河。刘志丹率红28军作为左翼突击队由上游的葭吴、神府一带过河。红军过河后，迅速向纵深推进。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28军进入山西中阳县境内。随即从黑峪口、兴县城、康宁镇横扫过去，连战获胜。当部队进至临县白文镇时，接军委急电：
“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28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一个重要的黄河渡口，河西就是陕北的绥德、清涧。该镇驻有守敌一个团，工事坚固。刘志丹接到命令，即率部出发，一路激战，进到三交镇附近，攻占了河东山头，准备一鼓作气，拿下中阳重镇三交镇。当时刘志丹刚由狱中放出，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老习惯，作战时务必亲自到前沿侦察地形，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部队攻下山头，隐蔽在山后。山顶上有一座小庙，为了便于指挥，刘志丹把军部就设在庙里。山下三交镇弥漫在一片硝烟雾气中。据侦察员报告，这里敌人有重兵防守，是由中阳进入晋西北的重要门户。为了看得更清，刘志丹只率领几名警卫，下到半山用望远镜观察山下地形。望远镜的视野中，连街上的敌军眉脸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仔细地观察着，由城墙、街巷，一直看到每一座高房和院落。他考虑着部队攻入后巷战从哪里入手最有利。他寻找着敌指挥所的位置，设想着派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直捣敌心脏，使之变成一群没王的蜂。他想到把攻击的时间安排在黎明时分，把夜战攻坚和白昼巷战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因地形不熟给进攻带来的困难。他发现敌人几乎把所有的兵力都布置在临山这一面，而东边的河滩开阔地上几乎看不到一兵一卒。他想避实就虚，派一支部队迂回过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在这时，由不远处一个山渠对面的暗堡中射出一串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的左胸。神木籍警卫战士贾老虎紧挨刘志丹身边站着，只见军衣外面套着那件山羊皮袄的刘军长猛然身子一歪，慢慢地倒在了山坡上，“军长，你怎么啦？”贾老虎惊呼着伏下身去。见刘军长脸色苍白，双目紧闭，痛苦地咬着牙关，右手紧紧地捂在胸口上，殷红的血很快便顺着手指缝漫了出来。“军长受伤了！”警卫员惊呼着跪下身去，把军长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时，刘志丹拼力睁开眼睛，用那只紧紧地握着望远镜的左手，朝对面那个小山渠指一指，十分吃力地说快……报告宋政委，派……派人打掉对面的暗堡……我……我不行了！”说完头一歪，手中的望远镜掉在了地上。这时，对面的暗堡又射过来一串冷枪。好在没有伤人。警卫员立即背起军长，一口气儿冲到山顶的破庙里。
刘志丹牺牲了。噩耗很快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后方，传到瓦窑堡。马文瑞得知，如同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像当初听说谢子长逝世的消息一样。他很希望这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希望过些日子，能够看到刘志丹率领红28军凯旋。渴望能再同他像在南梁和临镇的日子一样，在一起研究工作，促膝谈心……希望再同他一道，亲热地坐在一起吃一碗刘嫂子亲手做的剁荞面……可这一切，都成了绝不可能再实现的事情。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窑窗外面，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感到眼前是一片漆黑，感到周身出奇的寒冷。过了吃饭的时间，炊事员把饭送到窑里来了，他却一口也吃不下。一端起饭碗，就想起在南梁同老刘一起吃刘嫂子做的剁荞面，想起在临镇同老刘在一起吃煮鸡蛋的情形……那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出现。回想起八年前米脂河畔那次不寻常的散步……想到这样一位好兄长、好战友、好同志却永远、永远地失去了。他不敢想象刘志丹的牺牲给前线将士们心理上造成的痛苦有多么巨大，他不敢想象南梁和陕甘以至全西北根据地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有多么痛苦，他不敢想象刘嫂子和年幼的贞娃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他心里千头万绪乱极了。一贯都很能克制自己的他，这一回变得完全失常。他像一叶小舟，被无情地投入了汹涌澎湃的感情的大海，完全失去了自制。痛苦的感情，终于酿成了一场空前的风暴。
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随即丢下饭碗，伏到炕上蒙头痛哭。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失去过亲人和同志，他曾经承受过无定河畔六烈士遇难的痛苦。当初接到亲爱的祖母逝世的讣告，他也十分痛苦，也有些愧疚的感觉，也一连好些日子回想着儿时祖母对自己千般的疼爱，但那种痛苦的感情，他控制住了。而这一回的冲击是飓风中的暴雨，是伴随着电闪雷鸣倾盆而下，他心中的一株大树倒了，他胸中的一座高山垮了。对于一位行为严谨、意志坚定而感情专注的人而言，那平素敬仰的大树和高山，往往就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精神支柱，这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是比亲情和友情更为金贵的。
整整经历了一夜磨难，痛苦的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马文瑞的理智恢复了。他意识到，再严酷的现实，你也得冷静地面对它。他首先想到，应该去看望一下刘嫂子和贞娃她们。
其后不久，陕北干旱的四月天下了一场连阴雨。几天之内，小河涨水，大河暴满。疾风苦雨中，刘志丹烈士的遗体由山西前线运回瓦窑堡。
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和自愿赶来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迎灵。人们毫无顾忌地站在大雨中，许多人泣不成声。马文瑞此刻望着灵柩前刘志丹的遗像，却显得十分冷静。这些日子，他已经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作为省委秘书长和刘志丹的部下和战友，他得为料理刘志丹的后事投入紧张的工作。他身边是陕北省委和周恩来等中央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们。大家的心情，就像头顶上的阴云密布的天空。人们的目光，望着大路上过来的灵柩，心头的哀思像天空中的雨丝一般绵绵无尽。
那些日子里，整个瓦窑堡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米粮山静穆，秀延河呜咽。“咱们的老刘殁了！”“刘志丹同志牺牲了！”人们心中，像堵塞着一座垮下的大山，一棵倒下的大树。连许多卖吃食的小摊贩，都低着头，不像平日那样高声地吆喝。拉骆驼的由蒙地沙漠远道而来，临进城门时，就有人提醒他：“把驼铃摘下来吧，老刘刚殁哩，丁零当啷个啥！”戏班子来了，干脆被人们挡在城外，不得进去。这是人民的哀思和悼念。这样的情况，从“老刘牺牲了”的消息传来那一天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许多日子。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会前，决定由马文瑞执笔撰写刘志丹的简传。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本来是了解的，为了写得准确无误，他便到中央组织部去翻阅刘志丹的档案。看了档案，他才发现，在档案中，有一张刘志丹不久前亲自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其中“革命简历”一栏内，简明地概括了刘志丹艰苦战斗的经历。马文瑞拿起这张履历表一眼就看见靠左上角的空白处，用毛笔写着：此同志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眉批，使马文瑞大吃一惊。好长一段时间，他失神地捧着那张表格，不知所措。他万万没想到，“肃反”问题解决之后，刘志丹的履历表中竟然还留下这么一条不大不小的尾巴。
看来，当初有关部门对于陕北“肃反”中的实际情况还不很清楚，对刘志丹等人的革命实践也不十分了解。他很想给有关的负责同志面谈这件事，可又一想，档案材料，特别是党内高级负责同志的个人档案，属于绝密文件，自己因要写刘志丹的简传，才得以翻阅。既然是“绝密”，也就是党的纪律，决不能把这个情况透露出去，影响团结和西北多数干部的情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大局的事情，甚至关系到党中央在西北广大干部心目中的威信。不过他又觉得，这个不适当的结论，毛泽东、周恩来不一定知道。从时间上推断，作这个结论时，毛泽东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日理万机，有时也在前线。这个结论，只是有关部门的一个考查结论。但无论怎么说，当刘志丹牺牲以后，亲眼看到这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结论，马文瑞心里很难过。觉得刘志丹为革命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一生，至死却还背着一口“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黑锅，而自己知道了，却又不能公开替他申冤，这犹如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他心灵上的痛苦。
当晚，马文瑞心情沉重地着手起草刘志丹的简传。他坐在办公桌前，摊开几页纸，提笔在手，却迟迟难以下笔。
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沾着血迹的小布包。这是刘志丹的遗物，是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在战场上倒下后，人们从他的衣袋里发现的。
马文瑞双手颤抖着，慢慢地打开来，发现是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这就是那个当军长的老刘留给这个世界的遗物。这两样东西，对于率领千军万马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老刘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的所有财产。马文瑞捧着那两件遗物，感动不已。刘志丹一生轰轰烈烈的战斗经历，像梦幻一样在脑海中交替浮现出来……这使他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把一切都交给党，奉献给人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者。这使他产生一种崇敬的情绪和战友的强烈责任感。这从内心深处迸发的激情，终于涌流到笔端，他开始飞快地书写着。
当他写到“肃反”开始前，即谢子长逝世之后，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主力统一由刘志丹指挥以后的斗争情况时，不得不收笔。他开始拿不定主意，这一时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如果按照那个“结论”所定的调子，许多东西就都不能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他所知道的历史情况是：两支红军主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运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譬如安定马家坪一战，刘志丹率部队与当地游击队、赤卫军配合，将敌84师五00团第三营歼灭，共毙、俘敌人五百多，缴获大量武器。特别是他把反“围剿”的战斗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兵力，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和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亲自起草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令，随即率领红军主力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鼓作气，打下六座县城，解放大片地区，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陕北根据地一下子扩大到作用，是有大功劳的。对此，西北人民群众有口皆碑。在刘志丹简传最后马文瑞写道：“志丹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在他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其生活作风之简朴，感人至深。”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82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马文瑞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伦、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何载等。这次会议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说了公道话，党中央重新作了结论。历史终于证明，马文瑞那样写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