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星期日，学员们都上街办事或登山去了，马文瑞没有外出，留在宿舍洗衣服。当他把洗好的衣服往院中拉起的绳索上晾晒时，远远走过来一位十一队的女生。这个很天真的小同学，他是早已注意过的。因为她在那三十五名由西安到延安的女生中，是年纪最小而又顶活跃的一个。十一队的女生们都很喜欢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同学。她性格显然是争强好胜的。他时常在篮球场上、歌咏比赛时或周末舞会上看到她。她跑得很快，嗓门也高，交谊舞跳得也很优美。她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天真活泼又很积极、很努力的女学生，但是他从来没有同她接近过，更没有说过一句话。她也并不知道，有一个比她年长十岁的陕北“老革命”曾经注意过自己。她像一只小鸟，从国统区与封建家庭的罗网和笼子中挣脱出来，飞到延安，飞到这阳光温暖空气清新的革命圣地，又处在一个互助友爱的集体之中，有那么多的姐妹们爱护着自己，关怀着自己，就像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她一天到晚都感到很快乐，感到心情很兴奋，嘴里便情不自禁地要唱要笑。然而近来发生了一件事，却使她无忧无虑的心中产生了几分烦恼。她虽然年纪最小，却也像别的几位女生一样，秘密地收到好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这使她原本很平静的心情变得不安起来。她觉得自己年龄还小，正是学习时期，根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但那些信中，言辞是那样恳切，感情是那般的真挚，每一句话都火辣辣的叫人无法回避。
起初她想把这些信退回写信人的手中去，又觉得这样未免太冷酷。于是她把那些信偷偷地压在床单下面，保持着沉默的态度。然而，在同学们眼里，那个整天乐呵呵的活跃分子孙铭，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好像猛地长大了一样，有时竟然还双手托着脸颊，坐在宿舍里发愣。那些意外的信件，使她变得深沉了许多，她由那些并非出自一个人的求爱信，想到了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在她看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不得不仔细想清楚。
她从小生活的环境，便是一个婚姻关系畸形的家庭。父亲是个较有办法的小官僚，做过冯玉样部一个副官，后又做地方上的税务局长。他按照封建的习俗，娶妻之后还要纳妾。她的母亲是原配夫人，生她后不久便因精神崩溃，吞金身亡。母亲的不幸，像一团永不消散的乌云，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使她对父亲，对那个充满铜臭气息的封建旧家庭产生了怨恨。二姨妈、三姨妈都是她眼看着娶进家门的。她从小就看出来了，旧式的婚姻像绳索一样，把女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缚起来，任凭男人摆布。这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萌发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念头。三姨妈人很善良，对她很好。但看见三姨妈在无人的时候偷着抹眼泪，便知道她心里很苦，很苦。后来在三姨妈的坚持下，她念了书，有了文化，思想上冲破封建网罗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她开始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和进步组织，由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也被反动当局关押过。她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新生，决心投奔革命。这个想法，竟然得到了三姨妈的支持，三姨妈偷偷拿出自己积蓄的九块现大洋让她做路费到延安来参加革命。她和同学们一道到延安后，便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觉得，刚参加革命，就考虑个人婚姻问题，连支持自己参加革命的三姨妈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可那些信，那些革命同志真挚的感情又该怎么对待呢？她感到很为难，连歌唱和运动两项最令她着迷的事情也无法使她由烦恼中解脱出来。少女的心灵，被蓦然降临的爱的烈火灼烤着，不知道应该投入烈火，还是把火扑灭。她渐渐回避和大伙在一起，而喜欢独处，连星期日也不愿意和大家结伴上街，一个人闷在宿舍里写日记。提起笔来，又不知道该写什么。想给三姨妈写一封信，把心中的苦闷告诉她，又觉得实在难以诉说。心中烦乱，什么也做不成，心想要是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那就可以把实情告诉这些自己并不丝毫了解的求爱者，可自己并没有什么意中人。她就这么胡乱地想着心事，无精打采地走到院子里，一抬头，刚巧碰见马文瑞在晾晒衣服。
两个人离得只有几步远。孙铭看到这个瘦高个子的男生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衬衣，显得既文静又精干。于是她的目光抬起来，停留在那和善庄重而又年轻英俊的脸上，她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能有这样一个人作为终生伴侣……这个奇怪的念头，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
就在这时，她看出那位男生已经发现自己在注意他，竟然像害羞的女生一样，涨红着脸低下头去了，双手整理着晾晒的衣服，显然是故意要等她走过去了之后，才会仰起头来的。孙铭觉得很有趣儿，心想这么高大魁伟的一个男子汉，竟然害怕女同学的目光。她那活泼大方而又喜欢挑战的性格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并没有很快走过去，而是来到他面前，隔着晾晒的衣服问道：“你星期天也没上街？”“嗯。”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显然使毫无精神准备的对方感到突然。马文瑞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女生，发现她望着自己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的热情，这使他想到了任志贞，心中便有些不安，脸较方才更红了。孙铭这回看清楚了，这个平时并没有引起自己注意的男生，人竟然长得这般俊气，性情也是与众不同的文静。她虽是承袭了父亲那种山东人的豪放与直爽的性格，但骨子里却喜欢憨厚和安详。她隐约觉得，自己理想中的男朋友，就大约应当像眼前这位男同志。想到此，她也不知自己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提出如此大胆的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倒是见过你，你是十一队的小同学吧。时常上大门口小饭馆买饭吃的女生里就有你，对吗？”“你怎么知道？整天吃金杠子（糜子面馒头）实在吃不下去。对了，我叫孙铭，你呢？”“我叫马文瑞，九队的学员。你说金杠子难吃，我看能吃上金杠子，也就不错了。要不是实行统一战线，国民党继续封锁我们，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马文瑞明显的批评，使孙铭有些不好意思，但她并不反感，倒觉他讲得有道理。
“噢，你就是马文瑞？早就听她们说九队的马文瑞是个老革命，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这句“冒失话”，又把刚刚坦然了一些的马文瑞说得不好意思了。他两手从绳索上搭着的衣服上面放了下来，在裤兜里下意识地摸索着，显出不安的样子。
孙铭觉得好笑。她没想到这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在自己这个刚刚参加革命的人面前竟是如此窘迫。然而她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窘迫的表情，由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却实际上对她产生的吸引力，远比那种咄咄逼人的暗送秋波和大献殷勤强大十倍。她隐约觉得自己有点儿喜欢同这个人拉话，觉得这个马文瑞说话文气而又得体，觉得他的庄重的表情里有一点令人很容易接受的平等的亲切。这在孙铭看来又是与众不同的。说心里话，陕北“老革命”在她们这些由大都市来的女学生们想象中，总是一些文化较低、说话粗鲁、感情粗糙的大老粗式的人物。万万没有想到陕北土生土长的“老革命”里，竟然还有如此细致而很有文化修养的一个人物。她很快便欣喜于自己的意外发现，早把先前那困扰着自己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刻，她很希望他能邀请自己进屋坐一会儿，但他并不邀请，只是像有意逃避她似地说：“你是上街去吗？”她觉得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嗯”了一声，身不由己地朝大门口走去，心中很有几分遗憾，几分失望，甚至还有点儿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怨恨。
马文瑞反身回到宿舍里，心还在扑腾直跳。他自从婉言谢绝了任志贞的追求，一连好几年，整天东奔西忙，不是在穷乡僻壤搞秘密工作，就是打入敌军内部搞兵运，再也无暇考虑个人婚姻问题。进“抗大”学习以来，延安的大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由外面大城市进来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身边又有那么一群天真烂漫、令人不得不注意的女学员，但他总觉得自己和这些人的出身和经历差别太大，很难有共同的感情和语言。加之那些女学员，很快便成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他倒是专心致志地看书学习，并不自作多情、自寻烦恼。刚才遇到的这位孙铭同学的异样的热情，倒使他原本平静的心，变得不安宁起来。当他刚刚意识到这一点，理智很快便出来干预了。没过多久，他便照例坐着两块砖头，伏在床板上看起书来了。方才发生过的那个生活的小插曲，像一朵小孩子用竹筒吹出来的五色的肥皂泡，早已在现实的阳光下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久，五四青年节到了。延安举行青年运动会，比赛场地在南门外面的操场上，大家都去观看。观众席上没有座位，前面的人怕影响后面人的视线，就都盘腿坐在地上，像陕北老乡坐炕一样。马文瑞和高岗站在一起观看。紧靠他们前面盘腿坐着一个人。那个身着军服、面容瘦削、目光却格外专注有神的人，扭头看见了高岗，两人很亲热地握手打过招呼。马文瑞不认识这个满口晋北口音的同志，便小声问高岗：“这位是谁？”高岗小声说：“他就是徐向前。”马文瑞这才仔细打量这个四方面军的首领。只见他人瘦瘦的，穿着也很朴素，和许多人坐在一起看体育比赛，你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统帅着千军万马的大人物。他心想，我们革命队伍中，就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原本是很优秀、很杰出的，甚至是声名赫赫令人闻之而肃然起敬的。但当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你从他们的仪表和神态中，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了不起的地方，他们的出类拔萃的光彩往往被一种特有的质朴无华的表象掩盖着，他们的坚不可摧的力量，往往化作和蔼亲切的表情流露出来。当马文瑞望着徐向前的背影，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他只觉得，延安像一所大学校，处处都有自己的老师。他像海绵一样，随时随地吸收着有益的营养，随时随地都在丰富完善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