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他的思绪很乱，心中掀起一阵阵的感情波澜。他隐约感到目前的后方工作中，有一股“左”的思潮开始渗入了各项工作中。譬如，正在大规模展开的边区土改，搞得很过火。义合土改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平山土地会议精神，此会以后，派工作队下到乡村把老百姓发动起来，大轰大嗡。老区的土改早己经搞过了，当年明确规定“土地平分”，并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规定办的，却还要强调再分。有的地方斗争很过火，也像晋绥那样，把地主富农吊起来打，仅义合附近，就整死两个地主。这种闹哄哄的局面和“左”的情绪，也波及机关干部、边区政府机关，有人甚至提议要批斗林伯渠的夫人朱明，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小姐，满脑7享乐主义，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这使得林老左右为难。马文瑞听到此事后心想，朱明年纪轻轻从大都市来到陕北山区，同林老结婚，照顾他的生活，这是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是充满了牺牲精神的行为，怎么能批斗她呢？
说来也巧，就在李鼎铭先生在绥德义合向前去看望他的马文瑞袒露心迹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却正在米脂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念叨他哩。事后马文瑞才知道，当毛泽东得知李鼎铭等着名民主人士遭冷遇的处境后，很生气，动了感情，甚至当众对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天底下最讲信用的人，怎么能过河拆桥呢？”还说：“林祖涵同志呀，像李鼎铭先生这样一位对我们有过帮助的开明绅士，又与你共事多年，竟然把人家丢在乡间不理睬，这成什么话嘛？你们是怎么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这样对待民主人士，你们将来进到西安，还搞不搞统一战线了？”可惜这一切，李鼎铭先生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马文瑞看望李鼎铭之后不几天，边区政府秘书长常黎夫前来报告说李鼎铭先生病故了。马部长，你看怎么办呢？
”马文瑞听得一惊，心想自己担心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想到老人最后向自己讲过的心愿永远不能实现了，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伤。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去慢慢摘下头上的帽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常黎夫说：“李鼎铭先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对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有贡献。他的逝世是一件悲痛的事情，要设个灵堂，随后还得开追悼大会……”边区政府办公厅按照马文瑞的意见，认真安排了李鼎铭先生的追悼活动和葬礼。召开追悼大会时，中共中央杨家沟会议已经结束，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等人都赶回来参加追悼会，林伯渠代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致悼词。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是陕北米脂桃花镇人。他逝世后，党和政府在他的故乡修了“鼎铭陵园”，以示纪念。
李鼎铭先生追悼会后不久，那几个想要批斗林老夫人的同志，又来了劲儿，搞得年过花甲的林老精神负担很重。马文瑞发现后，便同习仲勋交换了意见，坚决予以制止。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习仲勋、马文瑞专门把那几个同志找来谈话。起初他们还坚持己见。马文瑞说同志们，你们想过没有，朱明同志由重庆随林老来到延安，又不嫌林伯渠同志年老体弱同他结婚，难道说这个年轻人离开父母亲人，放弃大都市舒适生活，甚至牺牲自己的青春，一心一意照顾林老，是为了自己享乐吗？我看不是这样。当然，朱明同志年轻，难免有缺点错误，我们应该善意地采取适当方法来帮助，如果采取开会斗争的办法，我看是不适当的，党组织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是呀，”习仲勋也说。“我们看待一个同志的好坏，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主要看大的方面，不要老盯着一两件小事情不放，不然就可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了。
再说，朱明同志虽是个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但她是林老的夫人，事情处理不当，也可能给外界造成坏影响。敌人很可能抓住这一点造谣生事，大做文章。到那时，事情的后果恐怕就严重了。”在他们二人的批评教育下，那些思想有些偏激的同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事后主动找朱明通过谈心解决了问题。林老对此十分满意。
那天晚上，和那几位同志谈完了话后，己是深夜，马文瑞和习仲勋心情都有些兴奋。习仲勋说：“文瑞，今晚上月光很好，咱们到外边走走吧。”马文瑞点头说：“自从战争开始后，好久没在月光下散步了。”两人说着走出院子，沿一条下河担水的小路，走到洒满月辉的河滩。皎洁的月光下，眼前的山川和村落都是一片银白的静穆。两人踏着松软的泥滩，并肩朝前走去。河水在他们身旁潺潺地流淌着，明镜般的月影浮在平静的水面上，仿佛是有意伴随着他们缓缓地朝前走。起初，他们谁也不说话，各自都想着心事。他们虽然都只有三十五六岁年纪，按说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脱尽年轻人的特征，但特殊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历史使命把两副沉重的担子压到了他们的肩头，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过早地成熟了，使他们的性格也不知不觉地变得比实际年龄显得更老成。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中，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好像从未经历过大真烂漫的青少年时期，大约是一走上社会，就经受着种种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考验和磨难。像眼下这样在月光下悠闲散步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不可多得。他们都还记得，十多年前，在南梁山区时的一天晚上，同样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初冬的夜晚，他们和刘志丹一道，曾经在豹子川那条小河湾里散过步，一道商议开辟新区的斗争。当时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
两人就这样踱着步，心情并不因为秋月静夜的幽美而显出丝毫的轻松偷快。走到前面河道拐弯的地方，两人很自然地转身又往回走。这一回，各自都把身影艺在背后，眼前则是明亮月光，心情随之一变，各自也都有了想谈点什么的冲动，谈话的内容还是离不开工作。
“文瑞，你负责指导义合这一带的土改，对目前的工作情况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搞得有些过火。说真的，我对于义合会议是有看法的，当然这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贯彻中央平山土地会议精神，传达《土地法大纲》是必要的，但不分新区老区，一揽子都搞土改，就出现了把新富裕的农民评为富农，把被没收过土地而劳动多年的地主富农，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加之受晋绥的影响，把乡村干部都当绊脚石搬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我担心这样搞下去，会把我们自己搞得脱离群众……总之，我感觉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左的问题。”马文瑞毫不保留地谈着自己的意见，习仲勋很认真地听着，脸部的表情异常严肃。
他了解马文瑞，平时言语不多，但在重大问题上总有自己的看法，并不随波逐流，难怪他在义合会议上一言不发。其实，在土改问题上，仲勋和文瑞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不主张新区、老区同时都搞，也意识到了工作中“左”的偏向。但作为西北局党委主要负责人，他又不得不无条件执行中央有关精神。四五月间，李卓然代表西北局去河北平山县参加中央土地会议，会上，明确要求新区、老区都要搞土改。相邻的晋绥又早搞了一步，“左”的一套对边区影响很大。加之我们指导工作也缺乏经验，这些都是造成“过火”行为的原因。听着文瑞的意见，仲勋头脑中开始萌发了一个念头，他想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结合边区土改中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写个报告。他知道，中央杨家沟会议，已经着手纠正“左”的偏向，但着重讨论的是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问题，并没有系统涉及土地改革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又显得十分重要、十分敏感，便说：“文瑞同志，你所谈的，我也有同感，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考虑可不可以把目前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反映给中央，正式建议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以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取得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就可以彻底改变目前的状况，使土改工作健康发展，真正起到团结动员农民群众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当家做主的作用。”马文瑞说：“这个想法好，据说杨家沟会议上毛主席已经批评了晋绥土改的过火问题，看来毛主席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习仲勋说是呀，我们写报告，争取中央早点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那晚，两位肩负重担的年轻的职业革命者，在清冷的月光下，貌似悠闲地散步，讨论的却是关于陕甘宁边区千百万老百姓命运的重大问题。时光如流水一般，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流逝了，仿佛身边那条无名的溪流，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然而，这一晚他们所思索和讨论的问题，却在西北革命的史册上，不可磨灭地留下了值得后人回味的一页。米脂县杨家沟，是陕北三四十年代很独特也很有名的巨富村庄。村里有大小七十多户财主，大都姓马。村庄像一座森严壁垒的山寨，坐落在一面向阳而凸起的山包上。村里的建筑以石窑为主。窑院的构造十分讲究也格外别致。
一色的黄褐色石料，依山垒砌起高大的窑洞，配合以砖木结构的门楼椽廊，前检后院，中堂耳屋，雕梁画栋，石刻鸟兽，一户胜似一户地整齐排列在“之”字形盘山而上的石阶庄道两旁。盖造的规模和门楼的高低，标志着主人富有的程度。而这几十座富丽堂皇的地主庄园，就组合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强烈地展示着陕北民居独树一帜的风姿风采，使这个隐没在黄河西岸沟壑深处的村庄，具有了十分典型的文化意韵。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村庄的最高一层，有一座题名“新院”的庄园，如同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在东洋留学学建筑设计的马醒民回归故里后自行设计修建的一座中西式结合的建筑。庄院高大的围墙就像西方古城堡的城墙。宽敞的门洞可进出马车。院内主建筑是一排高大的石窑，却有着哥特式的门窗和雕饰。窑洞坐北朝南，背山面沟一字排开，一色的细石精砌，中间八孔凹进，两边四孔凸出，又充分体现着东方建筑九九归一的对称风格。“新院”于1939年（民国28年）落成，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昆仑纵队”来到这里，一直居住到1948年3月21日方才离开。从此，“新院”一这座盖造格外考究的地主庄园，同中国革命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联系到了一起。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它仍是作为革命旧址被完好地保留着。
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又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了一夜。早晨，他照例迎着初升的太阳在院子里散步。“新院”从院门外面看，似乎是一座四周被高墙封闭着的院落，其实靠南临沟的一面，却没有围墙。人在院子里散步，可以望得见对面远处波涛起伏似的黄土山峦，视野十分开阔。时令进入了冬季，每天早晨，当东方升起的太阳驱散着山沟的雾气，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喜欢站立在崖边上，遥望被朝阳映红了的远山。这时候的空气是潮湿而清新的。他仔细观察，发现山坡上远远近近的枯草和酸枣树上挂着白花花的霜芽子。眼瞅着阳光渐渐由山梁上往坡下移动着，那霜芽儿便在一片金红色里化作青烟般的雾气升腾起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酸枣树的枝头上，只剩下一群欢乐的麻雀在翻飞歌唱。远处近处，开始缓缓升起了青白的炊烟。陕北山沟里冬季的早晨就是这样的美，静谧与安详的美。这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更显得难得。毛泽东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中使自己放松下来。他那像机器一样整天紧张地运转思索着问题的大脑，也似乎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松弛下来。
这天，他照例站立在那里，耳畔却不停地传来愤怒的呐喊声和人群发出的嘈杂声。毛泽东感到奇怪，便转身问窑脑畔上站岗的哨兵：“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哨兵说：“报告首长，村里的农民正在开大会斗争地主。”“噢！咱们去看看吧。”毛泽东说着同卫士一道迈着从容的步子出了大门。门外不远处，有一座打谷场，场上黑糊糊聚满了各村来的穿破棉袄子戴毡帽或拢羊肚子手巾的农民。需要说明的是，杨家沟的几十户地主，拥有周围百里之内几乎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说，周围百里之内诸村的大多数农民，都是杨家沟地主的佃户。马文瑞曾回忆说，他当年在杨家沟一带开展秘密工作时，秋冬季节时常在山间碰到浩浩荡荡的驮骤队。每个牲口的脖项都挽着一颗大铁铃，驮骡队走在山路上，丁零当啷的铃声威风八面，十里开外都能听见。百里之内农民的血汗和辛苦，就是随着这骡铃的响鸣，会集到杨家沟地主的仓窑里去了。
眼下，毛泽东站在离场不远的土峁上，居高临下地瞅着那来自方圆百里各村的佃农。激愤的人群，正围着圈子批斗那些世代骑在他们头上、靠剥削压榨他们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这是大快人心事。开始，农民们还算规矩，手指着地主的鼻子尖儿，同他论理。农民问：“你们老老少少一年四季穿绫罗绸锻，吃白米细面，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问：“你们祖祖辈辈起楼盖房，念书留洋，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来了火：“说得好听，为甚一听说土改，把粮食细软、金银财宝转出去？”地主们低头不语。“说，把东西转到哪里去了？”一个尖利的声音质问道。众人看时，原来是区上来的土改工作团员杨俊喜。他的喊声，像是给一堆干柴上投了一支擦着的火柴，熊熊的火苗立刻在人群里跳蹿起来。低头站在人围里面的是地主马革成、马润民、马忠业、马思光和新院的主人马醒民，还有他们的眷属。“地主不老实交待行不行？”杨俊喜的声音较刚才更尖利了。“不行！”众人回应着。“狗财主不老实怎么办？”“打！”有几个年轻的农民喊着就往前拥，一只只拳头高髙地举起来，喊打声顷刻连成一片。到后来，就有人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阵，显然还不解气，又有人提议把狗日吊起来！”于是地主被五花大绑着吊在场边一棵老槐树上。激愤了的农民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把吊起来的人衣服扒光，用水蘸麻绳，拼命抽打。马润民的老母亲很快昏死过去了。毛泽东看着看着，脸色变了。这叫什么斗争会，这些被批斗的地主，在抗战中都还表现不错，并不属于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嘛，怎么能如此对待呢？
毛泽东起先曾经透出过喜色的脸，开始变得非常严肃起来，随即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小李，你赶紧下去对主持会的那个人讲，就说我李得胜命令他立即把人放下来，斗争大会要讲究说理，不许搞法西斯的一套！这是政策！”说罢，一转身，大步返回窑院里，来到中窑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摆在桌上，认真地批阅起来。这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1月4日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已仔细地看过，并请周恩来、任弼时传阅过了。大家都觉得其中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但作为大的方针政策调整，特别是对于已经确定、并且正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实行的政策，毛泽东历来是十分慎重的。近些天来，他一直在想，西北局同志的这份报告，谈的是土改问题，这项与解放战争同步进行的后方工作，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一项事业。搞好了，可以赢得几亿农民的拥护，胜似千军万马。相反，如若出现偏差，也会造成后方工作的混乱，给支前和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分清政策界限，做到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区分对象，把握分寸，防止来自右和“左”的干扰。方才目睹了杨家沟斗争大会的一幕，使毛泽东突然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己是刻不容缓。西北局的这份报告中有许多情况和意见是重要而正确的。看得出是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又经过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较为成熟的意见。毛泽东一边思忖着，一边往下看，不时地在重要的段落下面打上波折线：“……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反复地阅读着这一段，心中琢磨着方才被吊打的房东马醒民，他的情况又属于哪一类呢？接着，往下看，又有一段话，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由于义合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现象……”看完了报告，毛泽东放下笔，起身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这时，卫士长李银桥进来说：“主席，早饭好了。”毛泽东说：“请稍等一小会儿。”随即复又回到桌前，提笔草拟一封电报稿：
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
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请速派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大理河川的冬季是严酷的。山野一切的色彩都复归于黄土丘陵的苍凉。鄂尔多斯高原无情的寒流裹挟着毛乌素大漠的沙尘，不厌其烦地蹂躏着黄土高原，给四野留下一派萧森荒寒。然而这一切，又什随着战乱的祸害：胡匪撤离如同洪水退去，所经村庄如遭狼烟洗劫，不少农户被抢掠一空。
天刚放亮，马文瑞便上马启程。这一回可称得上是轻装简行了。仅他与警卫员高宜堂两人两骑（高宜堂骑的是一匹骡子），在落满晨霜的土道上走着。好一向没行远路的枣红马，也仿佛从主人庄严的神情里猜出了此行的意义，迈开四蹄儿走得格外卖力。四野沉静一片，马蹄声的震响显得十分清脆。颠在马背上的人渐渐陷入了沉思。马文瑞此刻想着的，依然是那封语气急迫的电报。“……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他仿佛看到毛泽东草拟电报时的严肃的面部表情。那仿佛能穿透一切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语言，透着少有的严峻，俨然是布置一场举足轻重的战役。“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那果断威严的湖南口音，此刻仿佛响起在他的耳畔。纠正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终于亲自下决心来解决问题了。这对于马文瑞来讲，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关键时刻亲自调兵遣将，这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紧要关头采取非常措施，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能够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工作，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已经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千部们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在马文瑞看来，这种无可取代的威信是一个领导着亿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伟大政党的领袖人物所必不可少的。屮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曲折、考验和筛选、较量中，最终选择了领袖毛泽东。这标志着革命的进步和党开始步入成熟。
马背上颠着的人信马由缰，任思绪在脑际飞腾。一些平时仅仅偶然闪现过一下的模糊不清的念头，此刻却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索穿缀起来，形成了逻辑分明的较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人思想认识过程中质的飞跃。马文瑞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深入地思索一些问题。作为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艰苦磨炼的党的高级干部，他有着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但他也对一切事物一切问题又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特别是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他都努力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和领会。对于那些脱离实践、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抵制的。然而，这次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只身北上，他心中像有一面镜子照着似的透亮，心情也是格外的轻松愉快。坐下的枣红马，真是善解人意，它那起初稳健有力的步点，突然变得欢快轻捷起来。这轻快的节奏，恰巧同主人的心情合拍。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驱赶着荒寒，橘红取代着青白。阳光里消融着的晨霜，化作乳白色的雾气，由山沟河川里缓慢地散布着，于严冬时节透出大自然的生机。阳光是从背后照射过来的，早起行路的人感觉到了温暖。阳光把人与马的影子拉长了铺展在散发着湿气的道路上，使人不时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及其奋发前行的使命。猛然记起了那个葭县的农民老汉李有源唱的新民谣《东方红》来，就又想起了杨家沟住着的毛泽东。于是，不由得扭回头瞧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
太阳正是由杨家沟那个方向冉冉升起来的。这种自然巧合使得马文瑞再次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他知道彭总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打完清涧和瓦子街之后，正马不停蹄地向渭北挺进，直逼西安。三边、陇东一带城镇虽仍有敌军，但广大农村己回到人民手屮，土改工作得加紧进行。在绥德吃饭时，听说绥德敌人退走的时候，当地有几百人跟上敌人跑，连李子洲的弟弟李登霄都跟上敌人跑了！暴露出以往地方工作中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各地在工作中认真吸取。
就这样，在1948年元曰过后春节将临的降冬时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马文瑞奉毛泽东之命，一路餐风饮露，风尘仆仆，直奔塞上三边而去。当天黄昏，马文瑞来到子洲县冯家渠乡的马家岔村。这里距他的家乡马家阳湾村仅十里路。当时人困马乏，饥肠辘辘。进村一打听，乡政府就设在张道源家院里。这个张道源，马文瑞还记得，就是当年阻止他们斗争劣绅分区长的那个家伙。找乡政府的人找不到，也没有惊动村干部，随便找一家开客店的人家住了下来。店主是个五十开外的精明农民，眼瞅着这个穿灰制服的公家人骑着一匹骏马，还带个护兵进了套门，忙上前接过客人手中的马缦，上下仔细打量他半晌，竟忍不住问敢问客人是本地人吗？”马文瑞点火抽着一支烟，面带微笑，不置可否。因为他心中明白，只要一开口说话，他的本地口音重，人家一听，也就明白了。他知道，家乡一带土改斗争正搞得激烈，亲戚本家中土地被分，当家的被斗，甚至被打被抓的一定也有。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便暴露身分，以免给地方造成压力或误解。因此，在出发之前，他已暗自盘算好了，此次路过家乡，不但不回家，连消息也不能让人知道。那店家见马文瑞只抽烟不答话，便进一步追问道：“你见过马文瑞吗？”警卫员小髙一听急了，忙上前制止道：“你这个老乡，盘问甚哩，我们还没吃饭！”马文瑞朝小高挥了挥手，说：“我也姓马，我们是到三边下乡的，路过住一晚上。”“唉，马文瑞这阵不晓在哪里？
”店主家见没人理睬，也不便再问，嘴里念叨着，把牲口拴到槽头上，着人添草上料，又亲自进窑吩咐老伴儿为客人预备饭菜。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黄米干饭、酸菜熬洋芋就端上来了。两人正吃着饭，却见店家由门外领进一个人来。马文瑞抬头看见，那人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黑布袄裤，脚上是一双笨重的毛毡窝子，棉袄外面还披着一件挂面子的羔儿皮半长大氅。仅这一身打扮，也看得出是个中小财东掌柜一类的人物。在马文瑞的记忆中，这一类人物在家乡这一带是受人尊重的。冬天农闲的日子里，他们穿戴起来，鼻梁儿上撑起一副金丝腿儿眼镜，手里端上一只白铜水烟壶儿，迈着八字步，从从容容由周家检镇街西头走到东头，一路所遇，都是作揖请安，点头哈腰的。可眼下瞅着的这一位，虽然衣着依旧，神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不光是金丝眼镜和白铜水烟壶不知去向，连脸上也失了昔日踌躇满志的神气，倒是愁眉不展，明显地透出惊恐不安的悲哀。那人进了门，也不同谁打招呼，径自走到炕边，脱了毛毡窝窝，抬腿坐到炕上，凑近炕桌上的油灯，小声问道：“马文瑞，你还认识我吗？”马文瑞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能叫出自己名字的人，那张忧郁的脸，鼻子、眼睛看着确实面熟，可一时还是想不起他究竟是谁。那人便自我介绍道：“我是冯家渠的冯三，说起来还是你们马家的远门亲戚哩。唉，你这一回来就好了，咱们这里闹土改可闹儿啦。把些好人都和坏人斗到一搭里啦。拿咱冯家渠来说，连你大姑（冯文江的母亲）那么好的人也不放过，斗争会上连拉带打……”马文瑞听得，忍不住问：“五合源的土地不是早些年已分了吗？老弟兄五个，原先是地主，如今大姑家听说只有十几垧地，是否还算地主？”那个人又往他近前凑了一下说：“唉，不光算，还被斗争哩。你大姑上了岁数，受屈不过，说她不活了，几次要跳脑畔。你大表哥冯文江在家里养病，也遭批斗，他们都天天盼你能回来，说句公道话哩。”马文瑞听得，表面虽依然不动声色，但心中委实很乱，一时更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
先前那个店主家一看来的客人果然便是大名鼎鼎的马文瑞，一时兴奋得不知该怎么好，急忙吩咐老伴儿把柜子里存了好几年的一盒纸烟取出来招待马文瑞，随即也凑到马文瑞他们住的窑里来拉话。马文瑞也不好再隐姓埋名，索性同两个老乡拉谈起家常来。那个店主家表情神秘地说：“唉，有句话不晓该说不该说？
”马文瑞说：“你说。”“那好，”店主凑到马文瑞近前说。“你的叔父马彦华也被斗争了，成分定成了富农，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尔格土地、财产全分了，一家老小扫地出门，光景过不下去了……”马文瑞心中又是一颤，但他始终不表态，只是默默地听着。
那个远门亲戚见状，哭声求告他说：“文瑞呀，说句不该说的，这事情你可不能撂下不管呀！我解开哩，只要你出面说句话，地方上不敢不听。”那两个人显然是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停下来，眼巴巴地瞅着马文瑞，像灾难中的人仰望着救星。马文瑞能看得出，他们各自或是他们的亲戚，在土改中也遭逢了像大姑和二叔一样的情形。但农民并不懂得那是“左”的一套影响造成的，并不符合党的土改政策。他们只是凭着一种不无封建色彩的旧观念和旧意识，企图通过攀附倚仗亲近者的官位和权势来解脱困境。想到此，马文瑞突然觉得眼前这两个人有些可怜又有几分可恶！心想不管怎么说，农民斗地主、富农大方向总是对的，至于掌握政策，这是我们共产党和人民内部的事情，自己决不能充当那个张道源当年扮演过的角色。窑里陷入了沉默，好一阵没人说话，马文瑞一直默坐着抽烟。又过了一阵儿，见马文瑞还是默坐不语，只是说应该休息了，那两个人自觉没趣，只得告辞。
这一夜，无论如何马文瑞心情还是很不平静。回忆在儿时，大姑对自己很好。她性情宽厚温和，是个很热情很善良的农村妇女。小时候每次到了大姑家，她都留住不让他走，非住上几天不可。虽是殷实人家，但大姑很勤劳，她不光整大操持家务，还养了许多鸡，平时舍不得杀，只要文瑞一来，大姑保准要叫杀鸡。她心疼文瑞自小殁了妈，怕娃吃喝上受罪。有-次，大姑把鸡肉炖熟了，正在灶房烙油饼，文瑞和表姐在院子里玩耍，闻见肉香味儿，便跑到灶间里来了。大姑母见了，忙揭开锅，捡起一只鸡腿递到文瑞手里，而只给了表姐一只小鸡爪。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却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真切。如今大姑己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对这样一个弱老太婆，怎么能连拉带打？还有那个被吊打的二叔父，他从前对自己闹革命支持过，甚至还表示赞成共产主义。他的地多点，还雇一个长工帮他种地。他是富农，土地应该分给贫雇农，但也不该扫地出门呀！思前想后，觉得不宜如此对待。但他始终很冷静，很清醒，认为这是家事，自己不能管，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还等待着自己去处理呢！就这样，马文瑞只在马家岔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告辞店主，只朝马家阳湾村和冯家渠那边深情地望了一眼，便起程急急上路。
当天傍晚，马文瑞赶到靖边县小河村。在这里意外地遇到了胡自禄，两人久别重逢很高兴地坐在炕上拉话，胡自禄的婆姨赶紧给他们做饭。
两个猴小子见来的这位首长比原先那个“八路爷爷”面冷，也不敢围上来淘气，只是拉住警卫员小高在院子里要骑马。缠得小高无奈，只得把他自己骑的那匹骡子牵住，让两个小家伙骑上在院子里遛圈儿。两个小淘气乐得直拍手，他们的母亲听到了，嘶声呐喊也制止不住。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个串门儿的老乡，都很自豪地说：“毛主席在我们村里住过。”胡自禄还把两个猴小子摸毛主席长头发的事当众讲述一番。马文瑞笑听不语，由人们面部的表情和眼神看得出来，陕北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感情实在太深！有几个老年人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原来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小河村以后，敌人得知了这里驻过“共党中央”的消息，便一次次地到村里来，侵家劫舍，吊打审问，硬逼着老百姓说出谁是党员干部，谁给“共匪中央”管过饭、带过路，谁家里住过“共匪头子”。但无论敌人多么丧心病狂、穷凶极恶，小河村人就是死不开口。敌人把本事都用尽了，就把目标由大人转向猴娃娃，胡自禄的两个小子也被当众拉来逼问。谁料两个小家伙却像大人一样坚强，无论敌人是用洋糖哄骗还是用枪刺威逼，两人始终咬死一句话：“解不开。”敌人无奈，只得野蛮地放火烧了全村的窑门窗，这才悻然撤走。直到马文瑞到来的时候，定边、安边、柠条梁一带都还驻扎着敌人的骑兵，白天黑夜，说到就到。
大伙正说着话，老村长领着个大个子进来7。那人满口河北口音，村长正要介绍，马文瑞己经认出是靖边县副县长老徐。徐副县长说：“县上己经接到马部长要下来检查指导土改工作的通知。”还说：“夜晚住村里不安全，得到村？外边去住。”小河村外有个崖窑，是村民从前为防土匪挖的。窑口开在一个悬崖峭壁中腰，上卜都够不着，主人得架梯子上去，然后把梯子抽掉，外人便进不去了。徐副县长便陪马文瑞在小河村外的崖窑里住。仅半人高的崖窑里没有炕，只在窑掌里铺着一些糜草，人躺在上面，身上盖件大衣凑合着过夜。害怕暴露目标，也不能点灯。几个人摸着黑躺下，一股子霉草气味。一时还睡不着，马文瑞和徐副县长便拉谈起工作来，得知靖边眼下还处在战争状态，土改工作并不能正常开展。西北野战军主力开往外线作战以后，敌人乘机占领了一些城镇，整天同我地方游击队周旋作战，时常骚扰地方，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马文瑞心想，看来这里的情况同绥德、米脂一带还有所不同，主要的问题还是战争，而不是土改。
第二天，马文瑞赶到三边地委、行署机关所在地一吴旗县的一个农村。中共三边地委书记朱敏和行署专员吴志渊原本都是马文瑞陇东时期的老部下，加之两人性情都很活泼直爽，一见马文瑞，就先发了一通牟骚。吴志渊说：“马部长，我看这新区老区一揽子搞土改是胡尿日鬼哩。
这你总该清楚，咱边区土地早己经分配过了，尔格又要重搞，我看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朱敏也说：“这的确是个问题。”马文瑞故意不表示态度，想听听这两个了解实际情况更多的人到底有些什么意见。心中还寻思着，这个吴志渊，可是个肯动脑筋、有见解也敢说话的人。乍一接触，他给人的印象是随随便便，衣着也不修边幅，说起话来猛一听像个老粗农民，其实是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大革命时期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加入团组织，参加过马文瑞领导的绥德饥民斗争，以后到北京读过大学。较之那些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老吴见过世面，思想活跃，对重大问题，总有自己的看法，这当然也包括对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马文瑞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缺点，甚至认为这对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讲，其实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种素质。记得有一次在延安开会碰见林伯渠，拉话中林老很不高兴地说：“听说我们三边专员对边区政府的文件还品头论足，出言不逊。”马文瑞听得，知道林老是听了闲言，也能想象得来那个心直口快的吴志渊肯定是对边区政府的某项决定或政策有不同看法，而没有采取适当方法反映意见，便当即解释道：“林老，三边专员吴志渊我了解，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思想活跃，说话直爽，其实是个很好的同志。”林伯渠听得，脸上立时显出了笑容，说：“这倒也是，这一阵子三边的各项工作任务的确完成得不错。”眼下，面对这个正以陕北农民的方式“布袋倒西瓜”般地发表着自己对土改政策意见的吴专员，马文瑞不由得又记起了另一件小事。一天，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人同行去枣园开会，路上大家发现林老的坐骑和鞍镫最漂亮，不知谁夸了一句，林老自豪地说：“这是我的三边专员吴志渊送来的。”想不到这个老吴还是粗中有细的人。看来吴志渊对林伯渠其实很尊重，知道林老年纪大了，战争期间马匹很紧要，恰巧三边又是出好马的地方，他就特意选了良马精镫送给林老……由此马文瑞联想到西北的许多干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对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总是竭尽全力去努力完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少年时期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没念多少书，有的甚至不识多少字，但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大熔炉中经受了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同志，如能设法在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上提高，定将成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作为西北局组织部长，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他开始考虑为西北诸省解放后，预备干部的问题。因此，这次视察工作中，他也注意考查了解干部的情况。
听罢朱敏和吴志渊的情况汇报，马文瑞建议立即召开了地委会议，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土改纠“左”的指示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左”的倾向要纠正，但土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划分阶级成分要实事求是，不要人为地高估冒划；斗争地主、富农不要打人，更不许把人整死，要坚持说理斗争；已经分配过土地的地方，不要重分，真正出现反攻倒算的问题，再清算重分；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要启发群众自觉自愿，不要简单采取强迫命令办法等等。这些经过调查研究，来自工作实践，又被马文瑞传达时条理化、具体化了的精神，把干部们思想上的疑虑一下全打消了。会后，吴志渊兴奋地说：“知错必纠，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正确呀！”当即决定，大家分别下到各县、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指导土地改革工作。
马文瑞来到吴旗县时，遇到在当地帮助土改的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马锡五。他俩在陇东是老搭档，有机会重新在一起工作自然十分高兴。两人结伴来到县委所在的吴起镇。这一带是刘志丹的故乡。县委书记马俊杰是清涧人，工作作风有些浮，身上有一点旧官僚习气。马文瑞要他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改政策，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召集来三四百人。开会时，他首先讲话。不料他双手叉在腰间，扯着嗓子摇头晃脑，满口洋腔官调：“老乡们，诸位洗耳恭听。”人群立刻发出一阵哄笑。老百姓也许万万没想到他们的马俊杰书记讲话会像天主教堂的洋神父念经。
马俊杰若无其事地继续发表演说，他今天显然是铆足了劲儿，要在西北局组织部长面前大露一手。“土地改革此项工作，至关重要，非同小可，务必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搞得有声有色不可……”他咬文嚼字，用了那么多的词汇，老百姓听不懂，光是闹哄哄一片笑声。有人甚至起哄高喊：“你讲的我们解不开！”马文瑞见状十分生气。马俊杰使出浑身解数讲了一通，老百姓也没听清他究竟讲了些什么。接下来，马文瑞和马锡五讲话，效果截然不同。老百姓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报之以热烈的掌声。相形之下，马俊杰显得很不好意思。会后，马文瑞找马俊杰谈话，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谁叫你咬文嚼字搞这一套？你讲话，也不看看对象，你那么讲法，谁听得懂？这样下去，非脱离群众不可！”马俊杰诚恳地说：“我错了，今后一定改正。”马文瑞进一步开导他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当县委书记，你首先要了解农民群众的心理，熟悉他们的思想情绪。要善于把党的理论和政策消化为群众容易接受、能够理解的语言，加以宣传，使群众心领神会，才能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才能。这方面你应该好好向马锡五同志学习。他文化不高，但熟悉农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很会给农民讲话。农民有什么心里话、伤心事也愿意给他讲。看过《刘巧儿告状》吗？”马俊杰点点头。马文瑞接着说：“其中那个马青天就是马锡五，很受农民群众欢迎。
今天你也看到了，他一开口讲话，群众就鼓掌欢迎。一个人，怎么面对群众讲话，讲出的话群众爱不爱听，是很重要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能不注音”马俊杰听得心悦诚服，一再表示今后要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改变工作作风。
时值隆冬，眼看春节将至，是农村少有的消闲日子，也是做群众工作的大好时光。一连二十多天，马文瑞亲自带领干部，避开敌人，深入到三边地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宣传政策，解决问题，指导土改。甚至除夕之夜，仍不间断工作。他的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给基层的干部做出了表率。马俊杰以后工作表现不错，在党员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春节一过，马文瑞又动身前往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