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魏以还，中原政权的号令不及西域、青海和河西，自然更谈不到控制丝绸之路了。西征前后，隋朝在西域北路推进到伊吾路，设伊吾城，“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在青海路，隋据吐谷浑故地，设西海四郡，“大开屯田”“以通西域之路”，“诸羌怀附，贡赋岁人，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隋朝的战略力量一直西进到且末、于闻。“西域通江南道”、“青海路”也随之由中国政府控制。这样，中国与西域、中西亚贸易的所有道路全面通畅，南北门户洞开，为丝绸之路在唐代的畅通奠定了政治基础。
3.隋炀帝西巡，以武功开西海之边，影响远及西域南道，又在丝路重镇张掖盛会西域诸国，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富有，更重要的是向各国表达了中国与各国进行丝路贸易、友好往来的强烈愿望。在此之前，隋朝就已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向西域诸国宣传中国的富有和发展贸易的热切愿望：大业二年，突厥染干可汗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并设百戏眩人，“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此后，这成为隋朝的一项制度，“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辟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西京缯彩为之中虚。”很有点像现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味道。隋朝的这一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给各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大业五年隋场帝在河西两次盛会西域诸国后，次年正月十五日，西域各国主动来到隋朝东都洛阳“大献方物”——即进行朝贡贸易。“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桥盛陈百戏，自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雇缔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岽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统捩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正月，又有“突厥、新罗、鞋鹤、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干、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二十六)国并遣使朝贡”，隋炀帝“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这说明了什么呢？在隋炀帝西巡，彻底清除丝路障碍，大力招商之后，中国与域外各国，尤其是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在受阻数百年后全面恢复。隋朝的声威飞扬四海，西域道、草原路、青海路成为中西交通的坦途。
在隋代与中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关系，并沿着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丝路贸易的欧洲、中西亚国家和西域、漠北诸国数量遽增。据史籍记载的有：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隋书裴矩传》记：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霖国，达于西海。
在隋之前，中国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或犁轩、犁杂，泛指罗马帝国的东方省份。在中国正史上，由隋朝开始拂蒜明确指称东罗马帝国。这个名称是由突厥人在从事中国与东罗马之间的转输贸易时，由西突厥人告诉中国的。公元6世纪，东罗马与西突厥结盟企图夺回欧亚大陆丝绸贸易的控制权。公元568年及576年，东罗马使者两次抵达西突厥可汗庭，西突厥也曾遣使去拜占庭，使者所行路线不同于汉唐从波斯以西、里海之南去拜占庭的道路。《裴矩传》在这里记述的由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蒜的路线，正是公元6世纪东罗马使节蔡马库斯出使西突厥的路线。可见这条道路是由突厥人开辟的贸易路。通过这条道路，东罗马人也从突厥人口中得知隋朝的情形。公元7世纪东罗马历史学家席摩喀塔(Simocatta)着有《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东罗马莫利斯皇帝即位于公元582602年，正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书中记述了东晋以后至隋统一的中国史事。书中《陶格司国记》一节说：
陶格司……物产丰富，善于经营，多有金银财帛……与印度人通商甚繁……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皆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
可以肯定，突厥人在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拜占庭时，也将丝绸的原产地中国介绍给了东罗马人。席摩喀塔的《莫利斯皇帝大事记》《陶格司国记》便是根据突厥人的介绍写成的。
波斯。《隋书西域传》对波斯的记载十分详细。《隋书》所记的波斯正是库斯佬二世时。该王即位于隋帝开皇十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元年。《隋书》曰：
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
这是说波斯与突厥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隋炀帝时曾派云骑都尉李昱使通波斯，建立贸易关系。波斯王也派遣使节随李昱来到中国进行交易。从《隋书西域传》记波斯出产中有“锦叠”“越诺布”“金缕织成”可知，波斯此时已能生产“波斯锦”（波斯文Zarbar)。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哈拉和卓90号墓文书《高昌归等买输石等物残帐》(公元5世纪阚氏髙昌时），阿斯塔那170号墓文书《髙昌章和十三年(公元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15号墓文书《唐幢海随葬衣物疏》(贞观15年后)等文书中多次出现“钵斯锦”“波斯锦”名称，证明从公元5世纪起，这种波斯锦已经作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商品行销各地了。这时波斯锦的生产原料仍然是中国生丝。波斯人以中国生丝织成“金绵锦袍”等波斯锦的织成品后，往往返销西域和中国以求暴利(《隋书卷68何稠传》记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即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波斯出产的“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等珠宝与香料熏陆、郁金、苏合、青木诸香都是深受中国欢迎的商品。
正当裴矩在河西积极招商，隋炀帝策划西巡时，隋朝还派遣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从史籍记载韦节、杜行满“至屑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至安国得五色盐分析，这次杜行满、韦节的使命其实仍是官方贸易代表团。他们曾到过印度的王舍城、南亚次大陆上的层宾和中亚的安国、史国。史国是原居中国河西地区的大月氏人西迁后在中亚河中撒马儿罕地区建立的昭武九姓国之一，隋代又名“仡史”国，西邻波斯，为康国隶属小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史国俗同康国，“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因此也是重商国家。史国后来在14世纪成为帖木儿帝国的第二大都市，花剌子模全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记载，隋代大业年间，国王“狄遮始通中国，号最强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安国亦为昭武九姓国之一，其地在阿姆河畔的布哈拉。这里从中古以来就是欧亚丝路贸易的重镇，商业极其发达。据载，隋唐之世，该国即有“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又名副货、忸蜜、捕喝、布豁。屙宾国在今克什米尔，邻近坦叉始罗。粗城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已成为犍陀罗国都城。公元前4世纪是南亚次大陆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公元2世纪以后，粗叉始罗由于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而达到极盛，该地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佛教、犍陀罗艺术的中心。王舍城是古印度摩揭陀国悉苏那伽王朝的都城，在今比哈尔邦巴特纳(Patna)之南。巴特纳不仅是古印度的佛教中心，也是与波斯人贸易的重要商镇。由此可见韦节、杜行满出使的地区是中国丝绸输人印度的一条最重要的传统贸易路巴克特利亚-粗叉始罗之路”。也是波斯商人取得中国丝绸的重要来源。公元4世纪后，由于欧亚大陆的政治动荡，由中国西域、中亚河中地区越葱岭至大夏故地到印度的这条古道久已废弃。史载：
隋炀帝时，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为恨。
又载：
晴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二十余国，唯扇宾不至。
因此，韦节、杜行满沿着中亚、巴克特里亚-粗叉始罗之路出使南亚次大陆和印度很明显是受隋炀帝之命，重新拓通由波斯经此路至中国的丝绸之路，恢复与该地区的贸易关系。韦节、杜行满的南亚出使在《隋书》中记载虽然简略，但意义却十分重大。这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据《册府元龟》记载，隋之后，屑宾、印度诸国来华使者进行贸易多达数十次，所献方物极为丰富。
由于隋炀帝积极招徕远国，发展丝绸贸易，与隋朝建立贸易关系、互有交通的中亚国家有康国、安国、石国、钹汗国、大宛国、吐火罗国、挹怛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国、穆国。这些国家本为秦汉时随月氏人由河西走廊昭武城西迁粟克狄亚那地区的粟特人建立的商业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关系。自大业五年隋扬帝西巡后，便不断以朝贡的方式来到长安、洛阳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在河西走廊到处都有这些昭武胡商的定居点。在中国政府中也有备受重用的昭武胡。如何国人何稠，因善技巧发明，以勋授开府，拜太府御、少府监等髙官。粟特商人(或昭武胡商)在以后唐代的丝路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
《隋书》记载广大业年中，（西域诸国）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与隋朝建立了较密切贸易关系的西域国家，着名的还有：
高昌，自汉以来，髙昌与中国关系密切，故《隋书》记载颇详。据载“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溪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魉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伊吾路是髙昌商客与中国贸易的传统商路。隋代初年，突厥人攻破高昌4城，有2000人来归中国。后突厥人又强迫高昌王麴伯雅按突厥风俗娶祖母突厥女为妻。突厥铁勒部从麴伯雅时就已将高昌迫为属国，派驻重臣在髙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可见突厥人对高昌国压迫、剥削的深重。隋炀帝嗣位后，派裴矩“引致诸蕃”。髙昌地近敦煌，积极响应。大业三年、四年、五年髙昌连年遣使贡献，与隋通商，受到陏炀帝优厚待遇。大业五年，麴伯雅又亲自率队来到张掖参加隋炀帝举办的贸易大会。后又派兵协助隋东征高丽。由于高昌与隋的密切往来，隋朝特别加恩并重视髙昌在西域的桥头堡地位，下嫁宗女华容公主为高昌王麴伯雅妻，“赐衣冠之具”，“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髙昌从此岁岁使人贡其方物，贸易中国。
大业年中与隋贸易往来的西域大国还有塔里木盆地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阒，这些都是“汉时旧国”。中国丧乱无暇西顾后，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断绝，后受突厥的压迫每岁常供送于突厥”隋炀帝归藩突厥，解决了突厥对丝路贸易的危害，并西巡招商后，上述各国“频造使朝贡”，恢复了与中国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贸易关系。
往来丝绸之路与隋贸易关系密切的还有突厥、吐谷浑和党项等。
四、大唐经略丝绸之路的战略思想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分析隋末唐初西北边情时说：
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短，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皆往从之，基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
其实，威胁着唐朝西北边疆的，不仅有突厥，还有回鹘、吐蕃、吐谷浑以及胁从于突厥的西域国家。
隋朝末年，中国内乱，东西突厥再度强盛起来。突厥人扶植割据北方及西北边的群雄，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髙开道；流以与中国抗衡。处罗可汗甚至还迎立隋炀帝的孙子杨正道于定襄，号隋王，奉隋后。并试图攻占山西并州，在太原复辟突厥控制下的隋政权。自唐初起，突厥的铁骑连年不断入掠黄河以南五原、榆林地，寇抄河北，至于汾州、灵州、原州、潞州、幽州、朔州、并州。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10万骑进寇武功、髙陵、泾阳。京城戒严，人心浮动。突厥铁骑与李世民所率唐军夹渭桥对峙，大有倾覆唐朝之势。
西突厥在达头可汗时即已势力壮大.“西至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七千里”(原文误排为“千七里”。——编者注)。到处罗可汗降于隋朝后，西域暂归中国。但至隋末，射匮可汗开拓疆土，东至金山，西至西海，“玉门关以西诸国皆役属”，“建廷龟兹北之三弥山”。西域俨然成为西突厥国的腹地。入唐以来，统叶护可汗的西突厥盛极一时，“因并铁勒，下波斯、层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时，西突厥“东以伊列河为界，自龟兹、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其节度”。西突厥称霸中亚和西域后，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成为拜占庭帝国、波斯、阿拉伯诸国、印度与中国陆路贸易枢纽。西突厥在西域诸国派遣突厥吐屯一人监统其国，封各国王为突厥职官“颉利发”，督其征赋。西突厥不但阻断了中西商路，而且在唐高宗时期“谋取西、庭二州”，又与吐蕃交通，屡次攻掠安西四镇，成为唐朝经略丝绸之路的心腹大患。
吐蕃是唐朝西北边疆又一劲敌。隋唐之际，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建立政权，统一吐蕃各部，定都逻些城。并与唐通婚，娶文成公主，和平共处。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吞并吐谷浑，占领青海全境，并向西域发展，占领丝路南道的安西四镇。“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筒等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唐高宗、武则天，延及玄宗朝，吐蕃屡屡寇抄河西、陇右的甘、凉、兰、渭州等地。安史之乱起，“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安史之乱以后，直至中晚唐宣宗时，吐蕃占据青海、河西走廊，攻陷安西、北庭都护府，成为继突厥之后对丝绸之路危害最大的敌人。昭武九姓胡商和西域诸国以及唐朝的商人使贡不得不假道回纥之地来往，丝路贸易几乎断绝。不仅如此，吐蕃动辄数十万寇抄关内，连年不断，如履平地，并曾攻陷京城长安。终唐之世，吐蕃与唐朝斗争的核心是争夺西域河陇的统治。唐蕃势力的消长反映的也是对丝绸之路控制力量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