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因筑五原塞外列城至庐朐，并筑居延、休屠诸塞，以固张掖、酒泉北边，保持通西域门户。匈奴之于是年秋大人定襄、云中，张掖、酒泉，坏光禄诸亭障，正为破坏汉武帝防边之策。不谓挫败于任文之击救。以在张掖、酒泉之攻略未成，匈奴乃转而谋因楼兰以绝汉师后过者，又以任文之进屯玉门关，引兵捕楼兰王，而完全失败。此为太初三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汉与匈奴在河西诸郡攻守之形势，据《史》、《汉》之文可以推知者也。（《通鉴》卷21孝武纪叙任文击救张掖、酒泉在太初三年，进屯玉门关在太初四年，与原所说合。)若云玉门关之西迁即在是时，则光禄诸亭障以及居延、休屠诸塞之筑，班氏以及史公尚为之大书特书，而谓于玉门关之迁徙，其重要倍蓰于张掖、酒泉北诸障塞者，反不着一字，马、班虽疏，恐亦不至如是之甚也丨河西列四郡，为时倶在太初以前。《史记大宛列传》使使遮玉门一语，其玉门当即指玉门县而言。太初二年贰师将军自大宛败归，巳入玉门关抵敦煌，将自此东归酒泉。汉玉门县在今玉门县属赤金附近，适扼入酒泉之要道，故武帝使使遮之，使不得入酒泉耳。《后汉书》卷77《班超传》纪超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乞归，有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二语正可作《史记大宛列传》注脚。《汉书》于玉门下增一关字，恐有未谛。
敦煌为通西域门户，汉有事于西域，皆于敦煌集结士卒，屯积粮精，然后出发。贰师将军两次伐大宛，即可为此说证明。匈奴欲绝汉通西域之道，必西击鄯善，东攻敦煌。汉欲救西域屯戍，亦以发敦煌兵为最近且便。敦煌之形势如斯，故汉于元鼎六年析酒泉另置敦煌郡也。石室本《寿昌县地境》玉门关下注云.
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
《地境》以玉门关之置在元鼎九年。然元鼎无九年，《地境》传写，或有讹误。三十二年十一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作铭、阎文儒二君在敦煌西北斯坦因地图上TXVTI处(除此处外，在T14、T23e等处亦发现有汉简。句中所说“酒泉玉门都尉”简即出自T14。——编者注)，发见汉简数十枚，其中一枚，存字两行，首作酒泉玉门都尉云云。玉门都尉隶于酒泉，是玉门关之建置，尚在敦煌未自酒泉析出开郡以前。敦煌未开郡时之玉门都尉版籍既发见于敦煌西北玉门关故址附近，则太初以前玉门关并未在敦煌以东，因有此新发见而更无可疑矣。元鼎六年河西四郡先后建置蒇事；元封时自酒泉至玉门列亭障；太初三年复增筑张掖、酒泉以北诸障塞。政治上军事上之建置既次第告竣，而后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遂无后顾之忧。太初四年贰师凯旋归来，西域城郭诸国相率慑服，故汉乃进一步经营西域。《汉书西域传》所云“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之语，盖谓自是以后，自敦煌西至盐泽亦列亭障，如元封时酒泉至玉门之所为耳。静安先生乃据此以为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置于太初四年贰师将军二次伐大宛归来以后之证，盖未深考也[8]。
四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门关
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倶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晋昌县境。隋炀帝大业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为射匮所败，走髙昌，炀帝因遣裴矩将处罗可汗母向氏往谕之。《隋书》卷84《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请之，遂入朝。
《元和志》卷40瓜州晋昌县云：
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
《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元和志县东20步一语，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胡无人》诗引《志》作20里，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也。隋于玉门关并置有关官。《隋书》卷29《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下注云：
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县改为常乐。有关官。
据《隋书》卷28《百官志》关置令丞，上关令、中关令为从八品，下关令、上关丞、中关丞为从九品。唐制略同。隋常乐县属瓜州，唐于敦煌置沙州，别于晋昌郡置瓜州，治晋昌，即在隋常乐县，而于旧广至则立常乐县。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
唐贞观初玄奘法师西行，亦取道瓜州之玉门关出伊吾以至西域。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纪法师过凉州至瓜州出玉门关云：
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镰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
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靖，伊吾国境。
《传》云玉门关在瓜州北，出关西北行过五烽凡五百里，即人莫贺延碛伊吾国境。唐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则谓五烽在玉门关西〔9〕。唐瓜州治晋昌县，今人考证谓约在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瓠鹌河，冥详《行状》作胡卢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入疏勒河。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11〕，玉门关则在其北。据岑嘉州《玉门关盖将军歌》，唐时守关戍卒数钵五千，规模之大可想而知〔12〕。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
隋唐时代之玉门关关址应无所更动。惟《元和志》谓关在州东，《慈恩传》谓在州北；奘师自瓜州抵玉门关后，经五烽涉大碛以达伊吾。五烽，《传》谓在关西北；《状》则谓在关西，《传》、《状》互异，未知孰是。斯坦因据《慈恩传》，因谓奘师至伊吾，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经星星峡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辨〔13〕。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70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
至于汉以来原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何时始迁至敦煌以东瓜州境内，史无明文，不甚可考。惟按《三国志魏志》16《仓慈传》云：
仓慈……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
自太和中上推20年，当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十六年之际，其时马超败走凉州，陇右氐、羌继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酒泉、张掖复大乱。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郡人遂推功曹张恭推行长史事。中枢失政，边陲云扰，西域因而阻隔。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阒王来献，西域复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行敦煌长史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14〕。典午继起，敦煌以僻在边裔，仿多篡乱。《晋书》卷3《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甲午下云：
初敦煌太守尹球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
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唯其时地方虽多变乱，边防似未尽废弛。伦敦藏石室本3.5448《敦煌录》有云〔15〕：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太平寰宇记》卷153沙州四至V到云：
西北至河仓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
此所谓河仓烽即敦煌录之河仓城，以今地考之，即在古玉门关故址之小方盘城东40里，俗名为大方盘城者是也。三十二年十一月夏作铭、阎文儒二君于大方盘城东面土台内掘得晋泰始十一年石碣一，石刻文曰：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乐生为何人，无可考〔16〕。泰始十一年上距黄初三年凡53载，犹从事于筑河仓城以为屯积军储之需，则玉门关之尚未废弃，经营西域仍自未懈，可以推知也。其后五凉鼎沸，四郡鱼烂，割据独立，有如弈棋。然自前凉以至后凉，时有西征之举。前凉张骏曾以兵力慑服西域，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17〕。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苻坚遣吕光伐龟兹，龟兹既平，坚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巳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光据姑臧，又以其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髙昌〔18〕。西域校尉，当即指戊己校尉而言。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护军三营，疑俱承魏晋之丨日而加以恢弘扩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