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笔者多次乘汽车去大小方盘城考察，每次皆逐段抄录汽车记里表之里程。最近的两次考察是1990年11月28日和1991年5月31日进行的。这两次行走的是同一路线，即斯坦因78号图所标示的路线，古称碛路，现在敦煌人称旱路。前一次是分四个大段录记里数，后一次分11小段录记里数，两次的记录，全程都正好是140里。其中第二次记载沿途地名较多，里程分解较细，现弓I录如下：自敦煌党河桥东头起，西行，折北复折西，8公里孟家桥芒硝厂，自此出绿洲入戈壁；西北27公里碱泉子；西北5公里南泉；西北3公里石门子；西2公里土门子；西3.5公里捷门子；西3公里大泉；西略偏西南4公里西园湖；西5.5公里酥油土；西6公里波罗湖；又西8公里大方盘城。计自敦煌党河桥起至大方盘城70公里。
上面，笔者弓I录了六家里程数据。起点皆自敦煌新城，若以沙州故城西门为起点，则需扣除2里。如此，自沙州故城至大方盘城里程分别为：158里，148里，14里和138里。
总之，多者158里，少者138里，最大里差20里。里差出现的原因i要有两个：一是各人走行的路线不尽相同，故里程亦有不同；二是量度手段及其精确程度有所不同，故所得里程亦有不同。比较呵言，要以汽车记里表的数字最为可靠。我乘不同的两部越野车在同一路线上跑了两次，两板的记里数完全相同，所以应该最为可靠。但笔者却宁愿取160里这个里距。这是因为古来马、驼、人行，多走水草路，而160唐里正是这条传统路线的里距。
至于斯坦因所计算的250里，主要是换算上出的错误；阎先生所说的230里或240里，是听闻得来而未经核实的数字。斯、阎这两个数据都远不符合实际里距，应当予以否定。250里到230里的数字既被否定，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位置的矛盾也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怎么可以随意把160里处的大方盘城硬定成230里处的河仓城呢？
(2)再从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二者规模的对比来看，大方盘城远远大于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唐制一步5尺，唐尺一尺合31.1厘米。则180步(原文误以150步换算。经询作者，应按180步换算。以下数据，皆作了相应的改变。——编者注)为900唐尺，折公制279.9米。
大方盘城据余步测，南北二垣各长150米，东西二垣各长155米，合计周长610米。相当于河仓城的2.2倍。二者规模悬殊过大，显然不合。
我们退一步再拿河仓城同大方盘城内仓房的规模加以比较。前已言之，此仓南北二壁长132米，东西二壁各长17米，合计周长298米，仍然超过河仓城65米。同样不能相合。据此可证唐人所说的河仓城既不是大方盘城，又不是大方盘城内的仓房。规模对比上的悬殊足以说明这一点。
(3)还可以从两座仓城的破坏程度上加以比较。《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河仓城“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这就说是，在初盛唐时河仓城的地面建筑已毁坏殆尽，仅能从残基余痕上揣摩它昔日的存在了。如今，在经受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之后，河仓城那点儿残基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方盘城的外垣如今亦是仅存基址，但它600多米的周垣，岂是仅有200多米的河仓城得以望其项背的？至于大方盘城内的仓房，除了屋顶整个塌毁外，其四壁大部分仍矗然兀立，甚至房壁上下两排三角形通气孔依然基本保持原形。如果把这座仓房当作河仓城的话，它比千余年前唐人所见还要好得多，即使今天来记述这座仓房的现状，也还不能用“其城颓毁，基址犹存”这样过分的描述语。通过二者破坏与保存状况的对比，我们又可以看到，唐人记述的河仓城并不是大方盘城。
(4)最后，还可以从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同样足以判断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古长城”条记载沙州境内长城起止云：“古长城……东自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唐阶亭烽在今安(西)敦(煌)公路所经之芦草沟北十余里，此烽西南有阶亭驿。曲泽烽仅知在沙州境内汉长城西端，具体位置失载。向达先生推测：“自小方盘西行30里为西湖，俗名后坑子，泽中芦草丛生，形稍屈曲，自西北略偏东南，古所谓曲泽，或即指此。”
今后坑东侧有残烽火台，斯坦因编号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据此处出土汉简考证，知其为汉代的临要燧。由此燧循古道东南去沙州为程99公里，按照唐里折算唐里为466.5米为212，2里，同曲泽烽距沙州之里程基本相符。可能就是唐代的曲泽烽。
河仓城距沙州230里，当在曲泽烽以西18里显明钽(斯坦因编T8，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16)东北方某处。显明燧东北侧有一条河，从东南火烧湖流来，穿过长城，向西北流去，消逝于显明燧东北沙漠中。古代水势较大，可能继续流向西北10里许入疏勒河。河仓城的得名或许同这条河流有关。
根据曲泽烽距沙州的里程(212里)判断，河仓城在曲泽烽西18里，而大方盘城则在曲泽烽以东52里。据此亦知，大方盘城必非河仓城。
三、大方盘城史简述
从遗址考察和出土汉简及石碣的研究大体知道，大方盘城为西汉始建、西晋重修，距今已2000余年。仓城平面面积23250平方米，仓房平面面积2244平方米。靠近水源的仓址选择在一个隐蔽的低洼地带，这里正好有一个髙出地面的自然土台，把仓房建在土台上，又可防潮防淹，选址煞费苦心。仓房四外12米筑有围墙一周，四角有高大墩台，仓城东南300米髙坡地上置烽火台一座。在西汉建塞之初，这里即靠近前线，便于供应；又在玉门关内，安全保险。总之，从其规模、形制、配套设施、选址及地理位置诸条来看，都是汉代西部边塞的一处重要军储所在。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伐大宛，统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自备盘费随军而行的家属僮仆还未计算在内。又“发七科谪”罪人“及载精”人夫为李广利大军补充兵员和运输粮械，敦煌成为进军大宛的基地。而大方盘城即设在边关，必是靠近前线的供应基地。这里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和武器装备，既需要有较大的仓库，又需荽保证它的安全，所以在玉门关以内的古道北侧修了这座大仓库，并为库房加修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的四角修建了四个高大的警戒台，又在外围墙东南1里的髙坡上专门修筑一座烽火台，为库藏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1907年斯坦因在这里挖掘出土的汉简中，有一枚这样写道昌安惠十一日支民”。（斯坦因编号T181：10，吴扔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统一编号为2104简。以下简称“统号”)此简是关于昌安仓一个叫做惠的人(可能是经管吏员)于某年某月十一日支付物品的记录。相当于现在的流水帐，按汉简分类术语来说叫做“出人簿”。
昌安仓的“出入簿”在这座仓城内保存并发现，那么这座仓城当是西汉的昌安仓。“昌”，盛也，引伸有充盈之义；“安”，平安，稳固也，以“昌安”为名，寄予此仓既充盈无匮，又牢固安全的期望。
关于此仓，汉简中保存资料极少，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玉门关外马圈湾遗址(汉代候官燧，编号D21)，掘出两枚有关昌安仓的汉简：
上一简是指示某人按照昌安仓“券”上的数量，核查遣车运输中有什么问题。下一简仅存3字，是指令某人前往昌安仓报到。
斯坦因还在小方盘城北3.2公里汉宜秋燧遗址(斯氏编T15a，甘博编号D27，东距大方盘城6，5公里)掘得纪年残简一枚，文曰：
永平十年十一月廿八日，日定时，宜秋卒杨生同昌安。（统号1977，斯坦因编号T.15a.i：12，沙畹编号G535)此简记载宜秋燧卒杨生同与昌安仓发生的某种联系，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其纪年为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表明昌安仓在东汉前期仍存在，这对考证大方盘城存废年代是一条十分难得的资料。
此外，马圈湾遗址还出土几枚有关仓亭燧的汉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仓亭燧当是大方盘城东南侧髙地上的烽火台（见《敦煌汉简释文》327页）。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将《敦煌汉简释文》一书收录的有关仓亭燧的几条简文录之于下，以供稽考：
864A号汉简，由于字残句泐过甚，难予阐释；1065A号简是通知仓亭燧长周通成速速乘马到府诣会；1065B号简即前简背面所书，是记载周通成及本候官的候长、候史三人均已乘马行诣，当是前简执行情况的记录。
简中所谓“府”，指玉门都尉府；“在所候”，指仓亭燧所从属的“部”候，即该燧的顶头上司。汉代边塞都尉府下辖若干候官，候官下辖若干“斥候部”，部的长官叫做候长，候长的助手叫做候史。部以下辖若干个烽燧，各燧有燧长，燧长领燧卒2至6人。简文所的“候长、候史”即部的长官与次官；周通成为该部所属仓亭燧燧长。据简文可知，仓亭燧长周通成和他的上司某部候长候史是通过马圈湾(即候官燧)奔赴玉门都尉府的。已知玉门都尉府在马圈湾东11公里小方盘城，那么仓亭燧及其上司某部皆当在马圈湾以西甚明。至于大方盘城，却在马圈湾以东20多公里。据此，笔者认为仓亭燧不可能是大方盘城烽燧。
根据第二节中的考证，我们知道河仓城当在候官燧以西的显明燧附近，那里仍是玉门都尉府的辖境。因此笔者推测仓亭燧或许同河仓城有关，而同大方盘城不相干。
如此说来，仓亭燧简的出土，反而为笔者关于河仓城在候官燧以西的推测提供了有益的参证。
1944年，夏鼐、阎文儒在大方盘城内东侧土台内掘得西晋石碣一，文云：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向达先生考证认为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夏鼐、阎文儒亦同主此说所论可信。唯向云“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宁零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云云，余意当正之为：“指大方盘城之重修而言”，“泰始十一年重修大方盘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是此仓城，西汉始建，东汉永平间继续使用，至西晋泰始中，仍在使用并加以重修。下至唐贞观四年(630年），置伊吾、纳职、柔远三县，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髙昌，显庆二年(657年)平贺鲁，“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大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至此，唐朝疆域远远越过敦煌而达中亚。敦煌成为后方，玉门、阳关汉代旧塞巳失去边防作用，昌安仓这座边塞仓库亦随之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昌安仓之废弃，至迟当在此时。
从唐到明1000年间，昌安仓失去记载。清康熙五十四年进军嘉峪关外，收复瓜沙二州。雍正三年(1725年），于沙州故城置沙州所，雍正四年升为沙州卫，仅有卫户43户，自本年起至雍正七年，自西北56州县新招民户2405户，荒芜之地，始渐布人烟。而新来移民多不知当地古迹本名，或沿用明代土鲁番蒙古占领者的旧名，或另起新名。呼大方盘城为“塔尔布津”(雍正初年《甘肃逋志关梁》），稍后，又写作“跌烈半金”(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盖皆蒙语“都尔伯勒津”之音译，义为方形城(《乾隆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随着移民文化日趋成熟，对蒙语音译名词改为义译，于是塔尔布津改称方盘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九月立于敦煌北178里的《青墩峡之碑记》云“青墩为黄墩营迤北之要隘，东连瓜州，西抵方盘城”，方盘城之名首见于此。后因与小方盘城加以区别，乃改称为大方盘城。至光绪十七年陶葆廉着《辛卯侍行记》，于卷5《汉玉门阳关路》大方盘城下注云：“废垣，无人，汉玉门关故地也。”表明大方盘城曾被误断为汉玉门关。至1921年，斯坦因发表《西域考古图记》，再被误断为河仓城。斯氏此说，竟左右舆论70年，至今始得加以驳正，亦可见治瓜沙史地之学非易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