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宗安
丝绸之路自从出现以来，就不断随着军旅、商人、使节、僧侣们的探险征程，随着路线所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自然地理的变化而变化着，其中新北道的开辟和演变，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史学界长期有争议的新北道演变和有关玉门关址东迁的时间问题。
一、新北道的前身一草原之路
取材张骞出使“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具体记述了西汉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走向和行经地。一条路是，自阳关西出，“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此道是沿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顺阿姆河而下，经阿富汗北部，抵安息。另一条路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即道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益地北缘向西，从喀什过帕米尔高原，西北至费尔干纳盆地，然后顺锡尔河而下，经咸海以北的康居、奄蔡，并可再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抵南俄，进而可达希腊、罗马。
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绿洲路，而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是对绿洲路、草原路和海洋路的总称。《汉书》所记丝绸北道在出葱岭后沿锡尔河以北西去的路线，有人将其划入“草原之路”的范围。因为，葱岭以西经大宛、康居、奄蔡的路段，不但是天山南麓道路的延续，而且也与从贝加尔湖南岸向西，穿过叶尼塞河上游和鄂毕河上游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越阿尔泰山，傍斋桑泊直到七河地区的草原通道相接。后者正是从东向西横亘在中亚北部广域内的北方草原游牧民的经行大道，它向南还可以与中原通向正北的道路相连接。
远自公元前7世纪起就有原居甘肃河西一带的塞人循天山南北麓，沿伊犁河向西进入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加入了中亚北部草原地区的斯基泰游牧部落大联盟此后，公元前2世纪中叶，又有月氏、乌孙人先后从河西地区迁出，其行进路线虽史无确载，但据有关的史籍、考古资料分析，当有一部分是依循着塞人巳踏出的路线，沿天山北麓西行，抵伊犁河上源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散居在伊犁河到伊塞克湖一带地区。公元3至5世纪，匈奴人、柔然人又有沿这条通道进入南俄草原和东欧地区的。千百年来，正是这些从中国大漠南北以及河西地区一批又一批迁出的游牧民，披荆斩棘，历经艰辛，逐渐踏出一条横贯东西的草原大道。
近年来据前苏联考古资料披露，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位于面对里海的斯捷普走廊地带，发掘出列别节夫卡古墓群，出土有汉代的内行花纹镜和方格规矩镜，明显是东方输入品。经综合分析认为，这群古墓的主人于公元2至3世纪已在此定居，管辖过黑海北岸、斯捷普地区的商路。这条路向东所经过的地区，如塔什干绿洲、费尔干纳盆地等处也发现有中国制造的铜镜。此外，在60年代末，北高加索出土的丝织品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多。对此，前苏联学者确信地说从中亚来的，经由此路到拜占庭的永久的商路是存在的。这个贸易商路经由咸海、里海北岸，越过伏尔加河到北高加索。”笔者认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见于信史记载之前，存在于广阔的中亚北部地区的隐形通道，对它的路线走向和所经地并无明确记载，零散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仅仅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模糊多变的道路轮廓，但若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因张骞出使才被正式记载的丝路北道，和以后出现的新北道，就会从中找到草原丝路的影子。
西汉初，匈奴强盛，先后攻略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河西走廊东部有匈奴休屠王，走廊西部有浑邪王，天山以北的巴里坤草原有日逐王(后汉时为南将军或呼衍王）。汉武帝征服河西，设河西四郡后，天山以北仍在匈奴的控制中。于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线皆在天山以南。当时的南北两道，无非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通道。其中北道从敦煌向西偏北行，出汉玉门关，它以后又有中道、旧北道等称呼，为避免与以后的各种“北道”混滑，本文用“汉北道”称之。
二、徐普议开新道的出现
汉北道过三陇沙(今疏勒河西端之沙漠)北，穿白龙堆(罗布泊以东的雅丹地形区），经楼兰故城(位于罗布泊西北），沿孔雀河向西直奔焉耆。1979年至1980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同志在孔雀河谷发现的烽燧遗址和发掘的东汉墓，就正处在这条古道上(2)。公元前67年郑吉破车师并将其分为前、后王国之后，由楼兰向西北去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的路线也经常使用，由车师前国亦可折向西南达到焉耆。这条汉北道因经楼兰古国，又有楼兰故道之称。由此道往焉耆、库车、喀什等地的路程虽短，但出玉门关后，首先遇到的是令人恐惧的白龙堆盐碛，《汉书匈奴传》孟康注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有头无尾，高大者二、三丈，鄙者丈余，皆东北向，故而以象形名其地也。”这里不但干旱无水，风沙呼晡，而且行人不断上下翻行在一道又一道的沙丘髙垅中，极易迷失方向，是个至今被人视为畏途的地方。1980年新华社记者们乘坐的吉普车，在白龙堆里爬行了两个小时才前进了11公里，可见其艰难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人们就会尽量避开白龙堆，这也成为促使丝路北道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除表现在旧道的完善和密织交通网的进一步形成上，更主要的还是新北道的出现。
关于新北道的出现及使用时间，据汉文史籍的不同记载，学者们所持各异，有西汉末年说，东汉说，三国说，南北朝说及隋说等o下面我们将有关新北道的主干材料依次排比，以求探明新北道的形成过程及走向。
《汉书西域传》曰：“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新道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姑句…即驰突出髙昌壁，人匈奴。”
车师当汉使出人盟国乌孙等地的要冲，西汉年间汉匈曾“五争车师”。西汉末年(汉平帝元始中，公元2、3年之际），驻高昌(车师前部，今吐鲁番地区)的戊己校尉徐普为减少绕楼兰赴玉门关的路程，且避白龙堆之险，议开新道，即：道出敦煌后，不经白龙堆和楼兰，而径向西北，经五船北，可抵车师。其时所谓开道，主要并不是修路，而是修建并驻守驿站烽燧等(所谓“当为拄置”)。楼兰因地当丝路孔道，常常要迎送汉使，为之充当向导并负水担粮，成为这个小国的沉重负担。楼兰近汉，不得不如此。车师后部(今吉木萨尔一带)是个地卑人少的地方，其国王姑句当然不愿增加这份负担，且又地近匈奴，不愿过分靠近汉朝而疏远匈奴，以致最后以降匈奴来抗拒，故而此时徐普所议，因姑句的反抗而未能实现。
关于徐普议开的这条道路，不少学者认为它就是隋唐时期的新北道(见后述的伊吾东道)这个看法很值得商榷。若从政治军事形势看，徐普新道必不是伊吾道，因为当时伊吾(今哈密地区)仍在匈奴的控制下。
《汉书》仅指出徐普议开的新道具有发“车师后”，经“五船北”，“避白龙堆”，“省道里半”等几个特征，扑朔迷离的字句导致后来的议论纷纭。这里的关键是“五船”何在。徐松《汉西域传补注》曰“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惜徐氏未指明小南路何在。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倭人《莎车行记》、林则徐《荷戈纪程》和谢彬的《新疆游记》都提到哈密至吐鲁番间有小南路在东部天山中穿行，并有分路可北通奇台和迪化(今乌鲁木齐)。看来五船应位于车师后部的东南方向上。陶葆廉《辛卯侍行记》曰：“所云出五船北者，盖从火州（吐鲁番)北行至胜金口，又北入穆图拉克之沟过可洛达坂，即通济木萨(吉木萨尔），古北庭也。”肯定了所谓“出五船北”是指在车师后部东南方有条向南穿越天山的路径，可达吐鲁番(车师前国)东部胜金口以南地区，即今鲁克沁一带。
在本世纪60年代出版的新疆地图上，还可见从鲁克沁向东南有一条进入库姆塔格沙漠(即噶顺沙漠)断断续续的小路，可达敦煌以西的贝什托格拉克，这便是唐代从柳中县(即鲁克沁)东南90里人大沙海而至敦煌的“大海道”。海者沙海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北凉建平时“守海”文书两件，即指守护沙海中的大海道。光绪三年，在陕西起义失败的回民数百人，由此道从敦煌转破城子去安集延，而守备高昌的清军毫未发觉，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较大规模地利用大海道。王炳华同志曾在鄯善向猎手调査，听说现在还偶尔有人穿越此道去敦煌，循此道从高昌赴敦煌，显然比绕道楼兰近约一半，而且可以避白龙堆之险。
笔者认为，徐普所议开的新道并非伊吾道，而是大海道。俞浩《西域考古录》、冯承钧《高昌事辑》、岛崎昌《西域交通史上的新道》等均有此议。岑仲勉先生也指出徐普新道不是伊吾东去至唐玉门关(今安西)之道(即伊吾东道），但却以为是伊吾向南略偏东直至敦煌的漠中道路(可称伊吾南道，此路实有之，至今尚存烽燧遗迹和泉水，并偶有牧人经此道贩羊)，至于大海道则“早已有之，不待乎徐普之开也”。非也，因为此时伊吾尚在匈奴的势力范围内，虽然西汉末年汉匈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但车师后国和西汉王朝没有多大可能和必要在此大搞“拄置”工程。而大海道则可远避匈奴。正如前文所论，历代王朝在西域所谓“开道”，特别是当里程较长时，并非新辟道路，而是在民间早已形成的便道基础上略加完善而已。
关于新道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从天山北部车师后国开辟一条直通敦煌的新驿道？岑仲勉先生以“当日出大宛、康居，似未闻径后国逾乌孙以往为由，提出徐普新道为的是解决伊吾通汉问题。但是，其理由并不充分，如果徐普仅为小小的车师后国，即使再加上当时的游牧基地“伊吾庐”便于通汉而建议开新道，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其次，如果这样开道，则车师后国是始发点，不会增加招待负担，无所谓“心不便”。合理的解释是此道开通正是为了方便出乌孙、大宛和康居等地。特别是乌孙，作为汉朝对付匈奴的主要盟国，更需要有一条便于汉乌间通达的道路，所以徐普新道颇具战略意义。正因为如此，车师后国王姑句才特别怕匈奴报复而拒开此道，甚至最后不惜投奔匈奴。如果只是为了避免像楼兰等国增加经济负担，姑句实在无必要走上叛汉的危险道路大海道由于要穿越沙漠戈壁，虽比穿越白龙堆好走些，依然十分难行。《西州图经》说它常流沙，人行迷误。有井泉，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所以一旦有可能，人们一定会寻找和开辟更便捷的新路，这就是以后出现的伊吾两道。
《三国志魏志》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从敦煌玉门关人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愈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治所髙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三国时期的玉门关址与汉玉门关同。结合上文可知，鱼豢所谓的“中道”即是“汉北道”，而其“新道”即是大海道。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大海道巳正式开通，东汉正是依重此道，以髙昌为基地，与匈奴“四争伊吾”的。
由于此处正式提出了“新道”的概念，而它常常被人们和隋唐的“新北道”概念混为一谈，所以产生了不少误解和舛乱，“新北道”的三国开辟说即为其一。
三、伊吾南道的开辟
《北史西域传》载广时(董)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北魏太武帝时，国威远播，西域多国遣使来献。太武先遣行人王恩生和许纲等西使，出流沙，为柔然所执。于是又遣散骑侍郎董琬等出鄯善，过九国，北行至乌孙。董琬所谓四道，有两道在葱岭以西，所以新疆境内实际只有两道。其一，即汉南道，此时鄯善国巳从楼兰故址南迁至今若羌一带。其二，乃伊吾南道。
伊吾南道是上文中巳提及的由伊吾南下直通敦煌的漠中道路。而伊吾东路则是由伊吾东穿戈壁达安西的道路，基本与现在的兰新公路合。《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载：伊州(指伊吾)“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今安西)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今敦煌)七百里。”清楚地写明了伊吾两道的区别。
伊吾南道比大海道更为易行，其开通大约在东汉占领伊吾时。《后汉书西域传》记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直接记述了敦煌和伊吾间的交通，而《汉书》则不涉此事，可为上述论点提供间接证明。但《后汉书》所记的路线颇不合理，里程也较远，其原因不明，可能与东汉时此道时断时续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是西汉时较常采用的从敦煌先经大海道至髙昌再转伊吾之路线，因为其总路程按《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有2130里。南北朝时，伊吾南道已是重要通道。西凉灭于北凉后，西凉王孙李宝曾率敦煌民众二千余人逃往伊吾投奔柔然，20年后，待北魏灭北凉后，李宝又率众由此道打回敦煌。若能对此道上现残存的烽燧作出年代鉴定，则将有助于确定该道开辟为官道的时间。
《北史西域传》的材料表明，汉北道和大海道在北魏之前一度被放弃，除因这两条道路最为难行外，应与中西交通时盛时衰行人稀少有关。在当时情况下，一般行人赴车师(前部)宁愿绕远，选择比较好走的伊吾南道。敦煌至车师前国，若走大海道，只有1400里，但董琬说有2200里，显然与绕道有关。董琬所说的里数多有夸张，从敦煌至若羌，只有1300里左右，琬说有2000里。以此推之，琬说的2200里大约只有1500里，此数与敦煌至伊吾的700里加上伊吾至髙昌的730里共1430里大致相合。王恩生出使乌孙，大概为了近便，选择了伊吾南路，不幸被柔然所执。董琬走汉南道赴乌孙显然绕道很远，但吸取了王恩生的教训，为避柔然，乃不得不为之。
四、玉门关址的东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