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７月，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奏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选用代表中国青铜时代顶峰的铜器——曾侯乙编钟在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时刻演出，那古朴粗犷、雄浑奇崛的千古绝响不仅洗去了国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与创伤，也预示着中华民族面对新的世纪，必将复兴强盛，创造出一种无愧于新时代的灿烂与辉煌。
曾侯乙编钟作为战国时期的曾国君主曾侯乙的陪葬在地底深埋了两千四百多年，于１９７８年才重见天日。
与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安秦兵马俑、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等中国重大考古成就相似，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年，在湖北随州城郊一个名叫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原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扩建营房、开山平地时，突然挖出一片与周围地面颜色迥异的褐土。不久，又在褐土层下挖出了一块两米多长、一米见宽的长方形石板。该所副所长解德敏爱好考古，凭直觉，他意识到褐土层下可能埋有古墓。经多次向随县县委汇报，这才引起了有关领导与部门的高度重视。１９７８年３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队赶赴随州实地勘测，发现褐土层就是一个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六倍的超级古墓。与此同时，考古队还发现部队施工钻出的炮眼离墓地顶层仅仅零点八米之差。如果没有解德敏的“考古意识”与认真保护，只要在这一炮眼里填满炸药，火光一闪，这座古墓及墓中埋藏的所有珍宝就有可能惨遭灭顶之灾。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将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缺少一座巍峨挺拔的高峰。
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之丰富，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为同期墓葬所罕见。该墓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一万五千四百零四件，按质地可分为青铜、漆木、铅锡、皮革、金、玉、竹、丝、麻、陶；按用途可分为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品、竹简等。除人们熟知的编钟外，还有许多文物也堪称“国宝”。如出土的铜盘尊，是目前所见到的纹饰最为复杂精美的商周青铜器，被列为全国青铜文物十大精品之一；墓中的五弦琴、十弦琴、竹笛、排箫等乐器，在我国均属首次发现；绘有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的衣箱盖天文图，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天文资料，说明二十八宿体系源于我国；各种器物的铭文字数多达一万二千六百九十六个，为同期同类墓中铭文之最，有战国早期“辞典”之称；墓葬兵器四千七百七十七件，为我国目前古墓出土兵器总量第一，其中的殳、双戈戟属首次出土……
曾侯乙墓文物的发掘，不仅为研究东周考古学、湖北地方史提供了新的实例与新的课题；而且对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天文学、青铜铸造等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及我国雕塑史、绘画史、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还对我国的早期文字研究、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二十年来，引起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音乐、冶金铸造等学科的有关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潜心研究，成果斐然。
曾侯乙墓丰富的文物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于今，自然得益于当年的墓葬。否则，它们早就在两千多年绵绵不绝的天灾人祸中惨遭毁弃，于风云流转中散落殆尽，不知所终了。
封建君王、贵族将生前喜爱之物深埋坟墓，准备死后继续享用。他们以坟墓为中介，幻想将生前与死后连为一体，线型发展，永远为主为官，寻欢作乐。他们极其渴望在死后的岁月能够拥有生前的一切，继续有人为他们服务供他们驱使，万古不变。因此，他们生前广为搜罗，利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地为死后的生活早作准备。不少封建帝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耗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坟墓，生前挥霍，死后享受，满足一己私欲。
殉葬与陪葬这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专利”在我们今日看来，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悖论。它残酷无情地斩断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之源，暴殄天物地将一件件稀世珍宝埋入地底，其专制残暴、惨无人道与聚敛财物、毁弃文明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无疑于是一场沉重的灾难。然而，也正因了这种特殊的保护与保存，才使得我们穿越历史的屏障，多少窥见、感知遥远的古代先民们所创造的文明。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墓葬能够较为完整地为我们保存古人的信息。丰富的墓葬本身就是一块无形的招牌与巨大的磁场，它吸引着当朝以至后代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之绞尽脑汁、不计手段地攫取。盗墓、挖掘、抢掠层出不穷，不少文物就是通过这种种途径或遭毁弃，或流落民间以至异国他乡。也有许多文物长年累月埋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早就毁坏，还有不少墓葬可能成为万古之谜永远无法为后人破解。
曾侯乙墓中的葬品如此丰富，它不会不引起后人的觊觎。1978年，考古队于勘探之初，就在曾侯乙墓椁盖板上发现了一个窃洞。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分析，此墓曾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被盗墓者“光顾”过。那么，曾侯乙墓中的所存文物是否完整？又有多少珍宝已被他人窃走？这一疑问自挖掘之初就困扰着考古人员及有关专家、学者，并引起了一场长达近二十年的争论。前不久，谜团才得以解开。湖北省博物馆、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对曾侯乙墓区的地下水进行实地勘探研究，其结果表明，该墓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平面下。也就是说，曾侯乙及墓中的陪物埋葬不久，就有地下水渗入，淹没了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当年，盗墓者凿开墓椁盖板，往里一瞧，发现全是积水，不禁大为扫兴，只得无功而返。也许，他们还下到深深的积水中探摸了一阵，结果什么名堂也没有捞到。他们留下的洞口只有八十厘米见方，要想在这一小小的洞口盗走极有价值的瑰宝，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渗入墓内的自然积水不仅挡住了盗墓者的视线与野心，还从另一方面对墓中的文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常言道，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环境的干湿度对器物的保护，在湿润状态下可存万年，在干燥情况下可达千年，而最要命的环境就是不干不湿，它可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器物毁损。随州擂鼓墩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气候决定了它的地下土壤长期处于不干不湿的状态，因此，如果没有地下水的渗入，曾侯乙墓中的文物也许早就毁朽不堪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上帝的造化与安排，有意将一座青铜时代的丰富宝藏完整地推现在世人面前。
不说两千年前的盗墓者，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曾侯乙墓的发掘也颇为艰难。从所需人力、物力、财力而言，决不亚于一个大型遗址的发掘，运用了直升飞机、吊车、卡车、潜水泵等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据有关资料介绍，当考古队完成现场的清理工作，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时，围观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每天多达两万之众，安全保卫与发掘工作显得同等重要。椁盖板共由四十七块梓木组成，最长的十多米，重达四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五吨吊车在这些庞大的木板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得调来崭新的黄河牌十吨大吊车，才将一块块沉重的木板移开。盖板揭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想象中的一片炫目耀眼的瑰宝，而是一片约三米深的积水，但见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看不清浑浊的水面下到底藏着何物。
工作人员开始往外抽水，缓缓下降的水面渐渐浮出了三段横梁与一根木柱。一位年轻的发掘队员自告奋勇地爬上跳板趴在水面上方顺着横梁往下摸。摸着摸着，他突然大声嚷叫起来：“摸着了，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啦……”
一声兴奋的叫喊，宣告了古编钟的“破土而出”。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２日凌晨，墓室积水抽干后，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总重量为二千五百六十七公斤的六十五个大小编钟除少数几件震落地面外，其余的全部悬挂在木质的钟架上。历经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侵蚀与积水浸泡，仍显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雄伟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随州地处淮水之南，汉水以东，北为桐柏山地，南为大洪山脉。两山遥相对峙，支脉四延，形成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四级阶梯。中部地势平坦，史称“随州走廊”，自古以来是北连南阳平原，南接江汉平原的天然通道。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兼得大江南北之利。
编钟的出土地擂鼓墩位于随州市区西北约三公里处，这里依山傍水，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是一块相当不错的“风水宝地”。
曾侯乙，名不见经传，事不着史籍，生平阅历无从考稽。他所看重的，似乎是一种内在的拥有，在一个既不繁华也不荒凉的地方默默地躺着，一躺就是两千多年。如果没有当年解放军部队的开山平地，也许就那么永远静静地、默默地躺着。然而，曾侯乙墓葬终被世人发现，他的名声顿时显赫，超过了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
人们在破解编钟及墓葬之谜的同时，自然会对墓主进行一番探究。
墓中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之寝戈”等具名曾侯乙的铭文，曾侯乙无疑是该墓的主人，并且还是曾国的一名君主，“曾”国之“侯”名“乙”。根据出土骨架鉴定，曾侯乙，男性，年龄约在四十二至四十五岁之间。墓中出土的一件鎛钟上铸有一段铭文，大意是，鎛钟为楚惠王五十六年所赠，这年，楚惠王在酉阳得到曾侯乙弃世的消息，便制作了这件宗庙所用的礼器对他祭奠，并将它永远用于享祀。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４３３年。也就是说，曾侯乙当葬于这一年或稍晚一点的时间。
曾国即随国（对此，学术界仍存争议，尚有曾灭随、随灭曾而改称曾、曾为楚的封国等说），是西周姬姓的封国，曾经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较为强盛，并有一些小国依附于它，敢于公开与楚国对抗。后在楚国的多次征伐中败北，逐渐沦为楚的属国。公元前５０６年，吴国大败楚国，楚昭王辗转逃到曾国，吴军要求曾国交出楚昭王，遭曾国婉言拒绝。昭王感激不尽，与曾人歃血而盟，曾、楚关系大为改善。这一友好关系维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于七十三后年知道曾国君王逝世的消息，即铸钟祭祀以送，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曾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的公元前３３１年至３２４年间才告消亡，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楚王及其他诸侯国官员所送礼品，在曾侯乙墓内的器物铭文上都有所记载。那么，其他物件如编钟、漆器、绢纱、金盏、兵器、玻璃珠等珍宝，当为曾国自己铸造了。一个蕞尔小国的文明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即如此发展、成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特别是编钟的出土、复制与演奏，将中国青铜文化与音乐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曾侯乙墓中的器物，总量为十吨之巨，造型复杂，纹饰精美，堪称世界第一流水平。在制作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熔模铸造等多种技术。尤其是编钟，均用高纯铜、铅锡原料铸成，在铜、锡、铅的运用比例上相当科学完美；它采用复杂的钟腔构造，使得每一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互不干扰的音节；编钟用组合陶范铸成，这些陶范先由细泥做成，慢慢阴干，然后烧成。一件钟就需一百多块陶范，要求块块不干裂，不变形，拼合严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经过翻模、制壳、熔化、浇注等多道工序而铸得的钟胚必然存在误差，还须细致的调试才能达到预期的音高；编钟的焊接只有采用一种可与现今媲美的冷焊工艺才能达到设计要求；哪怕编钟表面的浮雕花饰，其铸造法也相当困难……
秦汉以后，编钟铸造技术失传。后代虽也多次铸钟，但“其声清浊多不法，数毁”。特别是一钟双音的奥秘，虽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揭示，但就是无法变成实践，以至明清所铸编钟只能依凭改变壁厚来控制音高，音响效果远远不及先秦古钟。１９７９年６月，武汉机械工艺所将曾侯乙中层编钟的两件复制成功，才结束了编钟铸造失传的历史。
然而，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制作技术——一种在汉代即已绝迹的青铜错金工艺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编钟出土二十年来，只有仿制件却没有完全复制件。１９９８年初，武汉金银制品厂接到参与为台湾制作复制全套编钟的任务后，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从嵌铜嵌金技术中受到启发，几经反复，才攻克了在古青铜时代广泛应用的错金技术——成功地复制了编钟铭文。在长达两千年的失传后，运用光谱半定量、电子探针扫描、化学定量分析、激光全息摄影等现代高科技成果分析检测、复制还原，才使编钟铸造技术达到了古人的生产水平，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文明该是多么辉煌！
曾侯乙编钟深埋地底两千四百多年重见天日，其音乐性能仍然很好，演奏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它的演奏音域只比现代钢琴少两个八度音，音附结构相当于今天的Ｃ大调七声音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其中心部位十二个半音皆全，具有六宫以上的旋宫转调能力，可以演奏古今中外多种曲调。曾侯乙钟、磬等音乐器物上显示标音与乐律内容的铭文，总字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个，涉及音乐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乐术语等诸多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乐律学的高度发展水平。不少音乐专家、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所反映的乐律学成就，使得中国音乐史及世界音乐史的某些结论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比如，它确认了“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不是战国末期由希腊传入，而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音乐理论；它确认了战国早期中国已采用七声音阶，确认了当时中国就已有旋宫转调的乐学规范及实践的可能……并且，它所体现、反映的有关音乐学问题，博大精深，“都非少数人和短时期所能探讨清楚”。
面对奥秘无穷编钟，美国音乐权威人士Ｇ·麦克伦不得十分心悦诚服地说道：“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不仅其制造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哲学——音乐学上所获得的成就都使我们高度钦佩。同是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堪与之比较的具有音乐价值的工艺品，虽然我们一向习惯于崇拜古希腊。”
与古希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国年代，两种文化相互比较，我们虽然有许多方面落后于人，但音乐却远远地走在了古希腊的前面。
据考证，钟的前身即铃。
铃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牧人把铃铛系在牧畜脖颈，铃声荡起一片悠扬的牧歌；王公贵族将“銮铃”悬在身拉座车的骏马项下，铃声响处，“闲人”闪开；高大的建筑物中檐牙高耸，风铃叮当，在和风中荡漾开来，一派安宁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