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千秋家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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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天下第一楼(2)

当时,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刘备亲率十几万大军东下报仇。孙权半点不敢懈怠,准备与刘备打一场大仗、恶仗,便在长江边上依据黄鹄山之险,修了一座周长约三里的坚固城池作屯军营垒,又在黄鹄矶头建一高楼以作观察了望之用。

这高楼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即是日后闻名遐迩的黄鹤楼了。

也只有这次,经了东吴的大力修建,黄鹤楼才称得上是一座真正的楼阁。昔日民间所筑,与之相比,不过一件“小儿科”罢了。

也只有这时,黄鹤楼才弄了个“出生证”,得到了真正的承认,确立了自己名正言顺的身份。即使从三国算起,黄鹤楼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将黄鹤楼的出生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与需要而载入史册,这似乎预示了它日后所面临的多舛命运。

此后的黄鹤楼,也的确与战争、烈火、雷电、灾难等不祥之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吴所建之黄鹤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今已见不到半点文字与图画之类的说明与记载,后人只能根据它的性质——一座军事岗楼而去想象它的形状与气势了。

晋灭东吴,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的军事价值便逐渐消失,又恢复、回归了它的本真,变为登临游冶的胜地。然而,它也像一个历经沧桑的妇人,然变得更加成熟而丰盈,却失去了少女时代的质朴与纯粹。黄鹤楼一旦纳入官方的范畴,民间的成分就少了,此地成了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们“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地方。如果仅有官吏的身影,黄鹤楼将不知变得酸腐、俗气到什么程度。幸而有了文人们的参与介入,黄鹤楼这才保有了昔日那份独有的灵气、纯真与美好,并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化史料。

于是,唐朝的黄鹤楼之形状,就有一份难得的文字资料呈现在我们眼前,使之变得可感可知了。唐人阎伯瑾在《黄鹤楼记》一文中描写黄鹤楼道:“耸构巍峨,高标巃山从(合成字,上山下从),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舒,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

历史无情,那些游冶黄鹤楼的达官显贵没有一个保有昔日的身影浮现,他们早被岁月的风雨冲刷得一干二净,变成一条曝光的胶卷。然而,历史又是如此多情,那些登临过黄鹤楼的真正文人、伟大诗人,他们的形象总是一个个鲜活如浮雕般地凸显在我们眼前。

有唐一代,就我们所知登过此楼的着名诗人,除崔颢、李白外,还有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杜牧、罗隐等,且都留下过意境优美、脍炙人口的诗作。

其实,李白的搁笔也算不得十分彻底,只不过并未像崔颢那样正面描写黄鹤楼而已。一种“黄鹤情结”郁积在他的心中,不吐不快。于是,就换了个角度从侧面状写。他自然不会在黄鹤楼迎门的粉墙上题写,而是铺开大幅宣纸潇洒挥毫。写一首还不尽兴,索性让那曾经压抑过的才思如瀑布般尽情倾泻。他无遮无拦地一气写来,仅《全唐诗》就收了八首,且都算得上是些名篇佳作。在此我们不妨抄录两首为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搁笔楼修了,诗也写了,物质的、精神的全都有了。李白游了一趟黄鹤楼,风流简直让他一个人全给占尽了。

黄鹤楼那层层凌空的翘角悬挂着的风铃在不断吹送的长风中叮当作响,一如袅袅的钟罄清脆悠长。这铃声响在游人心处,让他们着实感到了一股生命的愉悦与欢畅。

可是,历史总要不时地将它残酷的一面呈示给人类,人们往往还来不及啜饮生命的甘浆,就会遭受战争的强暴与凌虐,将幸福的梦境碾得粉碎。

盛唐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下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很快就降下了它那厚重的历史帷幕,“耸构巍峨”的黄鹤楼也随着唐朝的灰飞烟灭走完了它的又一次生命旅程。

武汉扼长江汉水,控荆带楚,交通便捷,为九省通衢之地,占尽天时地利,每每可得风气之先,昂然走在文明的前列。也正因为地势优越,每次战争,也免不了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座落在地望险要的黄鹄矶上的黄鹤楼,在战乱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相互争夺的重要目标,常常经受战火的灭顶之灾。

然而,每次毁灭之后,伴随着新时代的诞生,黄鹤楼犹如野火烧不尽的青草,春风一吹,就会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盎然生机,又在原址上耸起一座新的高楼,且一次比一次更为壮观。

由黄鹤楼的兴衰,也可窥见一个民族顽强不屈的创造活力。

黄鹤楼随唐朝灭亡而消失,又随宋朝的建立拔地而起,兴起了一座气势更加巍然的宋式黄鹤楼。

宋朝黄鹤楼,不仅有了文字记载,更有了形象可感的图画。我们可以从留存至今的两幅宋画《长江万里图卷》和《黄鹤楼》中窥见其形其制。除主楼外,还修有配亭、游人循曲栏;主楼雄峙于矶头城垣的高台之上,与下面的台、轩、廊组成了一处完整的建筑群体。与仅有主楼的唐代黄鹤楼相比,宋朝的建筑艺术实在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饱受异族欺凌之苦。黄鹤楼也未能幸免,在南宋中期一度被毁,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重建。

元朝的黄鹤楼形制也保留在两幅画中,一为《武昌货墨》,一为《黄鹤楼图》,画中的黄鹤楼已成一组围墙合抱的建筑群落,主楼斗拱重檐,分为两层。

此后,明清两朝对黄鹤楼的重建活动较多,具体统计数字为明代四次,清朝五次。明朝的黄鹤楼风格隽秀,外形“下隆上锐”,其状如笋,塔式楼阁,高为三层。明朝有件值得一提的大事,那就是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将蛇山对岸的整块地盘一分为二,变为汉口与汉阳,构成了今日武汉三镇之格局。游人站在高达三层的明式黄鹤楼上,但见长江与汉水在此相汇,两水相激,波涛更为汹涌,江面更加宽阔,风景更为壮观,感受也就变得更为丰富了。

清朝对黄鹤楼的修建可谓达到了古代顶峰,建筑格局大大有别于宋、元、明朝,风格奇特。据《武昌府志·图考》,康熙黄鹤楼已为四层、八角,建筑群体变成了单体,歇山顶变成了攒尖顶。同治年间,更是大兴土木,动用一千多名工匠,耗费三万多两白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建成的黄鹤楼高达三十米,全楼计有四十八根柱头,七十二条屋脊,三百六十架斗拱,三层飞檐和楼顶面均为黄色琉璃瓦。这,也是清朝建造的最后一座黄鹤楼了。

纵观古代黄鹤楼的兴衰变迁,我们发现,每一朝代,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大抵唐宋雄浑古朴,元楼堂皇富丽,明楼隽秀清雅,清楼奇特瑰伟。又因武汉占据地理之便,黄鹤楼以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着八面来风,它吸取了亭、楼、塔、阁等不同建筑形式的造型特点,将它们融于一炉,凝成了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与文化品位。同时,我们还见到,当它遭受劫难之后,总是越建越高,越建越雄伟,越建越多姿,每次都要超过以前的规模。

黄鹤楼,就那么昂然迎着拍岸的惊涛站立黄鹄矶头,生生灭灭,不息不止,它本身所经历的风雨磨难不仅构成一部社会兴衰、朝代更替的历史,还是一部独特的建筑史,一部丰厚的文化史。

在楼衰楼兴的漫漫历史时空,我们见得最多的,活动最为频繁的还是那些仁人志士、迁客骚人的身影。

旧一代的文人走出了我们的视野,新一代的墨客又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们登临此楼,凭江临风,或歌吟胜景,指点江山;或洒泪长啸,排遣愁怀;或拍栏而惊,忧国忧民。

这一长串接踵而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中,唐朝以后,我们熟悉的即有苏轼、苏辙、岳飞、陆游、范成大、张居正、方孝孺、毕沅、姚鼐、袁枚、赵翼、黄遵宪……

在文人骚客眼里,黄鹤楼的形式与建构倒在其次,他们所看重的,是黄鹤楼的灵魂。黄鹤楼建筑,只不过是他们抒发自己胸臆的一种外在的依托与触发点罢了。他们不管黄鹤楼建得如何,不问其多高多大,哪怕就是毁了只剩下一片瓦砾、一堆废墟,他们也会来的。来了就要咏物言志,吟诗抒怀。“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我以为,文人骚客的“骚劲”,就表现在这份令人感佩的难得的天真与执着之上。

其中最值得一书的,还是文武双全的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他留下的一首《登黄鹤楼有感,调寄满江红》慷慨激昂,堪称绝妙佳作: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去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作此词时的岳飞正屯兵鄂州,治军之暇,他也来到了黄鹤楼。登楼眺远,北望中原,满目疮痍,何日才能收回故国版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睹物生情,热血沸腾,不禁仰天长啸,字字句句,令人回肠荡气。可惜的是,他终于没能“一鞭直渡清河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逝,也就无法“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了,从而留下一个常令后人扼腕长叹的天大遗憾。

此篇《登黄鹤楼有感》,足以与另一首《满江红》相媲美,构成了岳飞词作中的一双白璧。

莫说蔚为大观的唐诗宋词了,仅明清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黄鹤楼诗文就多达五百多首。加上那不计其数的楹联、匾额、碑刻、书法、绘画等作品,黄鹤楼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历史文化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大山峰。

岁月的风铃如佩环般叮当作响,它固执地不停地响着,穿过漫漫历史长空,千百年来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风格既冷漠又热情、既淡然又执着、既悠然又迫促地响着、响着……

它不紧不慢地响着,一转瞬,就到了公元1927年,黄鹤楼那饱经沧桑的历史长卷上又记下了它新的一页。

这年春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个年轻人出现在黄鹤楼上,他就是日后主宰中国命运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湖南人毛泽东。当时,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正静悄悄地酝酿、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决定性的较量。这三种力量中,最为弱小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结成了一个统一的联盟。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对农民问题最具研究与发言权的毛泽东从湖南匆匆来到武汉,主持了农讲所的实际工作。

来汉之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以此为转折点,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握好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问题,其他一切,皆可迎刃而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最终夺取中国胜利的革命思想。他来武汉,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思想理论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