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非常感谢陶澍的知遇之恩。在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把陶恍接到陶澍老家安化小淹，一住就是8年。
在这8年期间，左宗棠把陶恍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一方面，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魏源，是中国19世纪初著名的思想家，曾经作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当时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清朝的绿营军在多年的养尊处优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把保卫边疆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成为关注的焦点。
左宗棠的思想深受魏源的影响，这同左宗棠身处新风气最盛的湖南也有很大的关系。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就是湖南人，曾任江苏布政使，被左宗棠尊为老师。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故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以应付科举考试来求得一职半官。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对国家面临的新问题作出反应，通过改革来加强国家的实力。
在小淹的这8年和后来在柳庄居住的几年，是左宗棠生涯中最为平静安宁的十几年。他潜心读书，似乎十分安心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并写下这样的诗句：
柳庄二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左宗棠和朋友们饮酒赋诗，煮茗论文，纵谈古今。他们以当今奇士自居，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比。左宗棠自称今亮，胡林翼自称老亮，郭嵩焘自称小亮，被并称为湖南“三亮”。
但是，田园式生活自娱自乐貌似逍遥的表面，掩藏不住他那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他对日益逼近祖国的内忧外患深感不安。这从左宗棠当时写的两首诗中就可窥见一斑：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元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汉。
西域环兵不计算，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宫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有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19世纪初期以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衰落。政治日趋腐败，整个统治阶级集团奢侈腐化，“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满目皆是。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一路寻欢作乐，劳民伤财。地方官收缴田赋时，在法定的数额之外，还要加收“火耗”，以充填其私囊。官府将征收的散碎银子重新入火加工铸造，炼成银锭，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称为“火耗”。道光年间，这种“火耗”一般都在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40%～50%。各级官吏巧取豪夺，贪污成风。
清朝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柱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和全国各省区的驻防。清朝的军队也逐渐腐化。崇尚武功、强悍勇猛的八旗兵，入关之后，承平日久，武事荒废，疏于操练，饮酒作乐，暮气沉沉。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日显落后。
土地兼并成为全国普遍现象。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占田规模很大的大地主。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占地80万亩；嘉庆年间，广东巡抚白龄占田50万亩；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竟占田达200多万亩。在湖南地区，约有50%～60%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之手。随着土地的集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当时的地租率一般在50%以上，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没落的时候，欧美的资本主义却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
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取得政权，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以蒸汽机为先导，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飞跃。在英国的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从1770年到1841年这70年间，棉纺织业的棉花用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轮船和蒸汽机车普遍使用，并带动了煤矿、钢铁和机器工业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在18世纪末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入19世纪后，法国的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了机器。1815年至1840年，法国的棉织产量增长了3倍，成为实力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附属地位，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的国家。美国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超过欧洲各国。1850年，铁路线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第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本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需要了。开拓新的殖民地，寻求新的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成为各资本主义列强的目标。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张帆远航，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蠢蠢欲动，频频敲击着中国的大门，急于开辟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沙皇俄国则利于它毗邻我国的有利的地理条件，以陆路对我国进行渗透侵略。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 16世纪80年代，俄国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将领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在这以后，沙俄又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皇俄国这一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北边疆虎视眈眈，磨尖了利爪，时刻准备趁机从我国擢取大片土地。
左宗棠虽然蛰居乡里，和老农为邻，与桑植稻菽为伍，看秧苗初茁，田水淙淙，草新土润，一片太平。但他时时关注着国事。朋友相聚，也总是纵谈国家朝政兴衰，天下大势。
进入19世纪中期以来，国家发生的一桩连一桩、一件连一件的令人忧心如焚的大事，使左宗棠如一弘池水一样的田园生活连表面的平静也维持不下去了。巨石投入深潭，掀起一波波浪涛。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为了给自己的鸦片贸易打开通往中国的通道，摆脱国内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力图用武力打开中国这一广阔的市场，进而掠夺中国的财富。6月，英国侵略军由48艘舰船和4000人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英国军队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威胁，也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化。以林则徐为首的抗英派受到穆彰阿、琦善等妥协派的反对和阻挠。
林则徐亲自焚烟抗英，成功地保卫了广州。消息传来，国人大振，左宗棠也不禁欢心雀跃。他通过老师贺长龄把自己写的《勤师篇》寄给了林则徐，为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和抗英斗争的胜利而高兴和颂扬。但是，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一直动摇于两派之间，使战争出现了三起三落的局面。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衰落和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使浙江的定海、香港接连陷落，虎门炮台失守，广州城被围，厦门和浙东的定海、镇海、宁波被攻占；英军接着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上海、宝山沦入敌手，镇江沦丧。在英国侵略军的步步进逼下，清朝廷卑躬屈膝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掌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0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了许多实际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特地派人到湘阴柳庄，请来左宗棠长叙深谈。在湘江舟楫之中，林则徐和左宗棠通宵不眠，直至鸡啼天晓，为左宗棠的深知灼见所倾倒。
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组织人翻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以介绍外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是中国近代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人了解西方人、认识西方的先驱。
林则徐在长谈中，深切地指出“西北的重要，朝廷一直没有认视，将来会吃亏的。国家的心腹之患，沙俄是其中心之一。”
临别时，林则徐为左宗棠题写了一副联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