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动感人的小说、戏剧，精妙的哲理和自然科学理论，巧夺天工的技艺……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叹服的文化巨子，堪称志坚业精、光耀华夏。
创二仪测天地德高识广
——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县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生于公元78年，卒于139年。其祖父官至太守，至张衡家境败落，时需亲友接济度日。张衡少年时就富有求知欲望，十六、七岁就曾游历长安、洛阳一带，观赏山川之险，考察物产风俗、世态人情，游览名胜古迹。在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东汉儒学大师，文学家马融和书法家崔瑗。
公元100年，张衡由洛阳返回家乡，做南阳主簿，掌管文书工作。108年辞职在家，直到111年才入京做尚书台衙门里的郎中，负责起草文书。115年任太史令，掌管天时、星、历。121年调任公车司马令，负责保卫皇宫，通达内外奏章等。126年任太史令，136年被排挤出京，任河间相。
张衡任南阳主簿时，曾一度潜心于文学创作。他感于统治阶级的奢侈堕落，作《二京赋》描述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的繁华，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抨击了那些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官僚贵族。
张衡担任太史令的时间前后达14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精心研究天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造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还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浑天仪的主体是个空心大铜球，球面上刻布着满天星宿，故又被称为“天球仪”。天球外绕着好几个铜圈，它们分别代表地平、赤道、黄道等。张衡又给这架浑天仪安上了自动装置，那是根据古代计时器的铜壶滴漏原理，用水力推动那个天球，使天球的转动与地球自转的速度恰好相等，这就再现了天象的最基本的变化。有了这架仪器，坐在屋中就可以看到星空的变化。后代的天文学家就根据张衡造的水运浑天仪的原理，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大地上地震频繁的岁月。自张衡12岁时起，到他62岁逝世后的一年，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53次地震。人们在频繁的天灾面前束手无策。社会上迷信流行，皇帝和臣民都在祈祷、叹息。55岁的张衡经长期研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探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形如一个酒坛，内部装着机关，四周按8个方向装有8个龙头，口内含着一个铜球，每个龙头下又放了个张口望天的铜蛤蟆。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正对着这个方向的龙嘴便会自动张开，铜球就落入下面铜蛤蟆的口中，发出地震的警报。永和三年（138年）二月初三，一个铜球落下，但洛阳并没有感觉到有地震。许多人议论纷纷，怀疑它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离洛阳1千多里的陇西地方有人骑着马来报告说，那一天在那里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都很惊叹地动仪的精确。这架精密的仪器是132年发明的，比欧洲创造的地震仪要早1，700年。本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学家们根据零星记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弄清了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复制出一个地动仪的模型，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汉史馆里。
张衡不仅精通天象，穷究大地，他还制作了“相风铜鸟”、“记里鼓车”等仪器。相风铜鸟与12世纪欧洲创造的候风鸡相仿，是世界上最早的候风仪。记里鼓车的原理则开了现代汽车里程表构造原理的先河。
张衡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叫《灵宪》。灵指神灵，这里指天象。宪是法则，即天象法则的意思。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浑天说和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还科学地解释了日蚀与月蚀以及月亮盈缺的成因，指出月亮自身不会发光，它反射的是阳光。同时，他还绘制了中国第一张星图，指出在中国地带可见的星有2，500颗。现在天文学家证明，夜空中肉眼可见的星总计约有6，000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可见的星则不过2，500颗左右。这使人不得不赞叹这位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精心和准确。
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一生勤学不倦，他的好友崔瑗称赞他：“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兴趣和顽强钻研的精神，“约己博艺，无坚不钻”；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以骄尚之情。”
张衡一生傲骨凛然，是一个有高风亮节的科学家。他不慕虚荣、淡于名利、洁身自好，不肯与那些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达官贵人同流合污。有人请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与当时的“谶纬”之徒相对应，他认为“图谶虚妄，非圣人之法”。分析批判了“谶纬”的虚伪，指出其中牵强附会的解说自相矛盾，要求皇帝“收藏图谶，一禁绝之。”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反对“谶纬”邪说的坚定态度。由于张衡的不合作态度，虽然他对科学事业有重大贡献，但不被重用，而且时常受贵戚和宦官的忌恨、陷害。晚年倍受“天下流弊”压抑之苦，他有改变黑暗现实的愿望，然而却无法实现，心情抑郁，于永和四年（139年）与世长辞。张衡的贡献为世人所肯定，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尤著，月球上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宇宙间也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为了纪念他，1956年河南省南阳县重修了他的坟暮和读书台，暮前立起一块石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目尽毫厘心穷筹策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省涞水县北）人。生于429年，卒于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位伟大科学家。据史籍记载，祖冲之的家庭好几代都在朝廷掌管历法。他的曾祖父祖台之爱好文学，写过一部叫《志怪》的小说；他的祖父祖昌，具有一些科学技术知识，曾在刘宋朝廷里担任过大匠卿。大匠卿是负责营造的官吏，主持建筑工程。祖冲之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使他从小就有了接触科学技术的机会，并为他以后从事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条件。祖冲之从461年起，开始在刘宋朝廷里当一名小宦，历任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部分》从事史，司徒府的公府参军等职，还做过娄县令，谒者仆射。到了萧齐王朝，祖冲之调任长水校尉。这是他平生最高的官阶，相当于四品官。
从青少年时代起，祖冲之就开始钻研科学技术，他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都有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强烈的爱好和深入的钻研，由于他勤奋好学，二十几岁就有了博学的名气，被刘宋统治者孝武帝请到了当时政府学术部门“华林学省”。在这里“搜练古今，博采沈奥”。阅读了前人关于天文、数学等方面的浩繁著述，但又不“虚推古人”。不盲目接受，而是经常“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进行精细的测量和仔细的推算，敢于推翻前人的错误结论。例如《汉书》中提到的《黄帝历》、《欠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6种古代历法，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被人们认为是古代黄帝、颛顼、夏、殷、周和鲁先后所采用的历法。祖冲之深入地研究了这6种历法，指出历法的形成不会那么早，不过是后人假托前人的伪作而已。
祖冲之步入仕途以后，从不放松科学研究。他以极顽强的毅力，用简陋的仪器成年累月地观测天文，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制订历法需要测量日影的长度，他坚持了全年测量日影，持续10年以上。长期的天文观测为他的历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能在33岁的那年便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好的历法——《大明历》。比以前的古历都精确得多。在《大明历》里，祖冲之应用了东晋天文学家虞喜首次发现的岁差原理，计算出一回归年是365.24281481日。同近代科学测量的结果比较，一年只差50秒。他又测出月亮环行地球一周（交点月）的时间是27.21223日，同近代科学测量比较，相差还不到一秒。他还改革了置闰方法，以往19年置7闰，这样每200年比实际多出一日，造成历法同天象不合。他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方法，使之更符合天象实际。这些，在天文历法上，都是重大的改革和进步。
祖冲之不但精通天文、历法，他也是一位闻名于世的伟大的数学家。他著有《缀术》和《九章术义注》。《缀术》是祖冲之将其研究成果总泄而写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国唐朝和中世纪朝鲜、日本的学校教科书，可惜这部书早已失传了。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前人对圆周率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祖冲之采用东晋数学家刘徽创造的“割圆术”的科学方法，经过精心推求，最后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采用两个分数表示圆周率的数据：一个是比较精确的，称为“密率”355／113，另一个是“约率”22／7。他把圆周率的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数字，而欧洲的数学家一直到他死后1千多年才算出密率355／113来。因此，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建议把密率355／113称为“祖率”，来纪念这位中国的大数学家。
除了上述重大成就外，祖冲之在物理学，尤其对机械制造也有重大贡献。魏国马钧制成的指南车，在晋朝的战乱中丧失了。478年，祖冲之应皇宫禁军头目萧道成的请求，重造了一辆指南车。这辆车是铜铸的，经实验证明，这辆指南车造得非常好，随便车子怎么拐弯，车子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祖冲之在地方做官时，看到农民舂米、磨粉很费力，便发明了利用水力转动石磨的水碓磨，用机械代替人力，以减轻劳动强度。这种水碓磨在我国农村现在还使用。祖冲之对水陆交通工具也有研究和发明，他设计制造过一种船只，在建康城南的新亭江中试航，能日行一百多里，被称为“千里船”。
祖冲之的晚年，还研究文学、音乐等，著有小说《述异记》10卷。他精通“钟律”。还著有《安边论》，主张开屯田，广农殖。
祖冲之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机构制造等取得卓越成就，在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居重要地位。
历尽艰辛取真经
——玄奘
玄奘是唐朝一位高僧。他西游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着。
玄奘，俗姓陈，名袆，生于602年，卒于664年。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乡镇）人。兄弟4人，排行第四。13岁到洛阳出家为僧，法号玄奘，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据后人记述，他的出家，原因有二：一是在婚姻问题上出了一些波折，受到刺激非常苦恼。二是受其在洛阳净土寺为僧的二哥的影响。当他感到非常苦闷之时，其二哥便劝其脱离尘缘。
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功底较厚。出家后潜心研究佛经，进步很快。他开始在洛阳净土寺跟法师学习《摄大乘论》，后来跋山涉水到陕西、四川等地求教名师，向他们学习了毗昙、摄论、迦通等经。年龄不足25岁的玄奘，其造诣之深，所学之广，已为佛界所知了。后来，玄奘又离川东下，在荆州讲经。接着，他北上到相州、道州求道学经，大约在25岁时到大觉寺拜道岳高僧为师，跟他学习《俱舍》。
玄奘在研究佛经过程中，对照圣典检查，发现佛经译本多存有差异，令人莫知所从。他决心西游天竺，到佛教发祥地问师解惑。他的这种念头得到了几个朋友的支持，于是陈表上奏朝廷，请求出国求经，未被批准。诏书传下后，同伴们心灰意懒，自行散去，独玄奘毫不动摇，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贞观元年（627年）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适有秦州僧人孝达在京学习，功业完毕准备还乡，玄奘便与孝达同到秦州。接着又与人结伴到兰州。玄奘到达兰州时，恰遇凉州送官马的人返回，玄奘又随他们来到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因朝廷明令禁止百姓出蕃，不准西行。当地慧成法师闻知，派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潜送玄奘西行。他们不能公开露面，昼伏夜行，到达瓜州。瓜州刺史独孤达热情接待，在瓜州居住月余。凉州刺史发现玄奘西逃，即发文缉拿。州吏李昌密告玄奘，催其尽早离开。于是玄奘夹杂在一群客商中，混出玉门关。此后，玄奘孑然孤行于沙漠之中，途中曾4晚5日无滴水沾喉，几欲昏死。玄奘以坚强的毅力走出沙漠，来到伊吾。当他走进一座寺院时，寺中有三个汉僧，其中有一位老者，听说来了位大唐和尚，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着玄奘号哭起来，说道：“没有想到今天在这荒漠之中能够重见乡人。”
高昌王鞠文泰听说大唐高僧来到伊吾，特地派人远迎玄奘到王城，劝他留住讲经，不再西行。玄奘再三拒绝。高昌王见软的不行，意欲强力相留。玄奘一心西游取经，意绝食4日，以死自誓。高昌王见法师如此坚定，深深愧悔，稽首礼谢，并与玄奘结为兄弟。盛情之下，玄奘只得停住一月，讲般若经。高昌王制送法衣30具，以御西土之寒，又赠黄金百两，银钱3万，绢等500匹，以备法师往返路途20年之资。他还拨给法师4个沙弥，以充给侍。给马30匹，手力25人。又作书24封，通屈支24国。
玄奘一行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又自葱岭北隅翻越终年积雪的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丁西突厥王城素叶（一说碎叶）见到叶护可汗。可汗盛情接待，并派人骑马前行，告之所部诸国，递送玄奘法师。当时，大雪山以北60余国皆为其部统，所到之处，凡有名僧胜地时，皆令谒见。他们的护送。为玄奘提供了一些便利。玄奘渡过乌浒水（今中亚阿姆河），然后转向东南，重登帕米尔高原，通过西突厥的南端要塞——铁门关天险（今阿富汗巴达克山），路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他由西向东，游历了一些佛教胜迹，还在克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邦）调查了有关中国桃子、梨子传入印度的传说。
贞观五年（631年）末，玄奘终于到达西行的目的地天竺国的那烂陀寺。当时，这座古寺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寺里的住持戒贤是当时印度佛学权威，尤其精通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瑜迦论》。戒贤当日已一百多岁，本来已不再讲学。他见玄奘不远万里特来求法，特意收为弟子，用了15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解了最难懂的佛经《瑜伽论》、《顺正理》、《显扬》、《对法》等。玄奘受益匪浅。在戒日王发出敕令召集的五印度诸国僧众在曲女城的集会中，玄奘用焚文写了一篇论文，作为辩论会的主题。辩论会持续了18天，无一人能驳倒玄奘。玄奘折服了五印度诸国名僧，被大乘僧众称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被小乘僧众称为“杈提婆”，意为“解脱天”。戒日王也赞叹不已，施予玄奘金银1万，银钱3万，上氎衣1百具。最后，戒日王还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的华幢装饰了的大象，游行了一圈，并邀请他参加历时75天的铎罗耶伽无遮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