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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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数学家——陈景润

数学家陈景润(1933~),福建闽侯人,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在中国科学数学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学部委员。1973年,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的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对求证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贡献。1979年,写出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因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

立志摘取数论王冠上的明珠

1933年陈景润降生在一个邮局小职员的家庭。父亲的薪水少得可怜,只得靠母亲的节俭才能勉强使大小8口人艰难度日。陈景润排行第三。母亲的善良,父亲的慈爱,给这个清苦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温暖。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年仅13岁的陈景润正需要母爱的时候,善良的母亲因患肺结核无钱医治去世了。无情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默寡言,特别是父亲又一次结婚,后娘对他很冷淡,使他的性格更孤僻,只有数学才给他欣慰。他经常沉浸在数学王国里。高中时他就开始钻研大学的数学课本,如大学丛书:《微积分学》。《达夫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郝克士大代数学》、《实用力学》等等,有的书还借过两次。他不仅阅读深入而广泛,而且对老师讲的每堂课、每一句话都聚精会神地听,他特别喜欢听临时聘的在英华书院教课的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沈元老师的课。沈老师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能把枯燥无味的数学讲得妙趣横生。有一次沈老师给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上数学课,给学生讲了世界数论中的一个故事:

17世纪,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以证明。他算来算去,没有办法证出来。于是,他写信向赫赫有名大数学家欧拉求教。欧拉到死也未能证明它。因为哥德巴赫的发现尚未经过证明,所以只能称之为“猜想”。200年来,世界上成千上万的数学家企图给“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证明,但都未取得成功。

最后沈老师说:“同学们,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又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中国是数学的故乡,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我相信,只要你们立下宏伟的志愿,并且奋发努力,你们一定能摘下这颗‘皇冠上的明珠’。”

沈老师生动的比喻,发人深思的鼓励,使课堂里一下子沸腾起来。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不难,不难,不就是小学年级学过的偶数、奇数、素数么?”

“世界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前人的难题在我们手里不一定难。”

同学们吱吱喳喳地议论着。只有陈景润在座位上一声不响,他凝视着沈老师饱经风霜的脸,凝视着沈老师充满期望的眼睛,脑海里仍旧响着沈老师铿锵的话语。“我相信,只要你们立下宏伟志愿,并且奋发努力,你们一定能摘下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对,一定奋发努力,摘下这颗‘皇冠上的明珠’,为祖国争光!”陈景润暗暗立下了这个宏伟的志愿。

“明星上落下的微尘,我愿帮你拭去”

1950年,陈景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厦门大学数学系,4年的课程,他只用了3年就学完了,而且以高材生的身份分配到北京一个中学教书。但因为口头表达能力太差,无法胜任教学工作。正当他万分苦恼的时候,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的恩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也来北京开会,就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突然见到了父母,他向王校长倾吐了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王校长亲切地握着陈景润的手说:“景润,回去吧,回到你的母校去。”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后,王亚南安排他在图书馆工作。名义上是图书管理员,实则让他专门研究数学。这期间,他重点研读了华罗庚教授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

深夜了,万籁俱寂,陈景润还在精心研读着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一书中的“它利问题”。他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掩卷深思。原来他发现了这位名家的书中有令人难以觉察的错误。究竟是数学名家的笔误,还是自己知识浅薄的过错?他彻夜不眠,反复验算,终于确信自己的见解有助于改进“它利问题”。于是,他提笔写成一篇论文,并附了一信,写道:“明星上落下的微尘,我愿帮你拭去。”

华罗庚细读完陈景润的论文和书信,不禁兴奋得拍案惊呼:“太好了!太好了!”这也难怪,自从1941年他的《堆垒素数论》以中文和外文版问世以来,不知经过多少名家好手,听到的只有赞美之辞,现在,自己的祖国有位20出头的初生牛犊对他提出批评,他真是喜出望外。

1956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数学讨论会。根据华罗庚的推荐,陈景润不仅参加了大会,而且在会上宣读了有关“它利问题”的论文。与会人员对论文的评价很高,华罗庚紧握着陈景润的手赞扬说:“年轻人,很好,你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改进了我的好几个定理。”接着由于华罗庚的执意推荐,陈景润调到了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并且安排在华罗庚的身边。从此,摘取数论王冠明珠的道路,就展现在陈景润的面前。

为摘取“明珠”而拼搏

陈景润调到科学院工作以后,那颗“皇冠上的明珠”,在他的面前变得比任时候都清晰,都明亮。但是,他知道要真正摘取这颗“明珠”,还必须付出汗水和心血,于是他更加勤奋了。

陈景润宿舍的灯光经常亮到天亮,他对“哥德巴赫猜想”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在图书室看书时,管理员喊下班了,他一点也不知道,等到肚子饿了才想到吃饭,他匆匆向外走去,结果是“铁将军”把门。他笑了笑,又转身回到书库,重新钻进了书的海洋。他走路也是边想边走,有一次他碰到路旁的大树上,连忙道歉,可是并没有反应,他仔细一看,才知道自己碰的是一棵茂盛的白杨树。1966年,陈景润患严重的结核性肺膜炎,人有时疼昏过去,可醒来又继续演算。有一次他又昏倒了,同志们把他送进了医院。醒来后,他又要他的书和笔,大夫让他全休一个月,他却偷偷地跑出了医院,病魔也没有使他停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66年5月号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简单证明(1+2)。陈景润说:我初步达到了(1+2),我的论文是没有错误的。不过,我走的是远路,是绕道到达的。我要选择一条最近、而又准确无误的路。

陈景润又开始了更艰难的攀登。1966年夏,席卷全国的浩劫开始了,陈景润被扣上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等帽子。对这他极端反感,但是他仍然沉醉在数学的王国。有一天,陈景润正在宿舍里聚精会神地演算数学题,一伙人突然闯了进来,进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陈景润两麻袋手稿乱撕乱扔。陈景润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懵了,当他清醒了以后,他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想用他那弱小的身体去护住“哥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手稿,并且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们不能毁坏它,你们不能毁坏它!这是我的全部心血啊!”

然而,他的呼叫是徒劳的,他那瘦弱的身体,挡不住几双强大有力的大手。一个人走上来恶狠狠地说:“什么心血!你这是啃洋人的骨头。劳动人民用大米白面养活你,你却钻研死人的什么猜想。伪科学,寄生虫,让你的(1+2)见鬼去吧!”那人指着陈景润,狠毒地说:“把他带走!”

陈景润被关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经过“审查”,那些人觉得在陈景润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就把他放了出来。

陈景润重新回到他那6平方米的宿舍。屋里乱糟糟的,手稿撒了一地,桌子没有了,电线割断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手稿整理好,又买了一盏煤油灯,用床当桌,又开始了他的研究。

正当陈景润最艰难的时刻,他的研究室调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李尚杰对知识分子十分关怀,他挨家查访,当走到陈景润的宿舍的时候,李书记愣住了:屋里一只三条腿的破凳子,一张床,床上摆着演算稿。一盏煤油灯,床下两条鼓鼓囊囊的麻袋,屋角堆着一大堆药瓶。虽是暮秋天气,可陈景润却穿着个大棉袄,人精瘦,清癯的脸上架着高度近视镜。“你是陈景润同志吧?”李书记亲切地问。陈景润连忙点点头,客气地指着床说:“李书记,你坐,你坐。”李书记看到屋内的一切,禁不住脱口问道:“怎么,连张桌子都没有?”陈景润笑了笑,指了指床说:“这不是很好的工作台吗?”“你的房间里怎么没安电灯?”李书记惊奇地问。陈景润凄苦地笑着说:“有电灯不好。这里有人烧电炉子,经常停电。这需要一家家检查线路。我没有电灯,也没有人敲我的门了,这样更省事。”李书记听了陈景润的述说,心里非常气愤,在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堂堂科学院竟有这种怪事。这是践踏科学,糟踏人才!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情绪,跟陈景润谈了很多的知心话。临走,李书记对陈景润说:“明天,我派人给你安电灯,送桌子。另外,你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只有这样才能有力量攀登科学的高峰。”

1973年,陈景润终于找到了一条简明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当他的《大偶数表的一个素数及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发表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国老一辈数学家华罗庚、闵嗣鹤等对陈景润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也纷纷发表文章,赞扬陈景润的研究成果。他们说:陈景润的论文“是当前世界上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最好的一个成果”;好象“移动了群山”;“是世界上运用‘筛法’的光辉顶点。”世界著名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获悉陈景润这一论文后,立即在他们正付印的《筛法》一书中加了一章,章名就是“陈氏定理”。

一切为了祖国———母亲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了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信,信中邀请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将有3000人参加,而且参加者都是世界上数学界的名流,在会上作学术报告的仅有10名,陈景润就是其中的一个。

陈景润看信后,立即向研究所领导汇报,研究所又把这一情况上报了科学院。因为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所以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慎重,不久科学院的党委领导来到数学研究所。陈景润问:“关于我参加国际数学家会议的事,领导是什么意见呢?”

“你是数学家,国家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直接答复他。”院领导对他说。

陈景润经过反复考虑,作出了如下回答: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同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可以考虑参加。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作短期的研究工作。陈景润充分利用研究所的条件,拼命工作。为了节省时间,中午他从不回住处吃。研究大楼就有一个相当讲究的餐厅,为了节省开支,他从没有光顾过。每天中午,自己带点干粮、水果,就应付过去了。

在国内他惜时如金,在国外也是如此,一有空他就关起门来在“数学王国”里遨游。在美国短短的5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也是世界上最新的。

陈景润在美国工作了5个多月,共得薪金10000美元。房租、水电花去了1800美百美元,而伙食费仅仅费用700美元。他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回国后,他把节余的7500美元全献给了国家。

陈景润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他毫不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贾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