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国际名城维也纳迎来了世界各国焊接界的精英，第41届国际焊接年会召开了。大厅里气氛庄严，与会者都静静地听一位日本人宣读一篇论文。曾乐靠在椅背上，凝神而听。此时，他已是国际公认的焊接权威，并且有8篇论文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日本人侃侃而谈，提出了银触点和铜基片焊接时加酒精作保护剂，以提高焊接质量可靠性的观点。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曾乐迅速作出判断。日本人宣读完毕，曾乐首先站起，脸上带着谦虚的笑容，彬彬有理地阐述了无须加酒精，用凸焊就能保证焊件质量的观点。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引起了各国权威的兴趣。这时有人提出：“请曾先生再做更深一步的阐述”，曾乐重新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一一陈述了他所实践过的论据。
厅堂恢复了平静，各国权威都为曾乐的缜密论据所折服，主持会议的英国人紧接着表态：“我同意中国人的观点。”
曾乐心头一阵剧跳，他知道，这不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对中国人学术的认可。
他不相信中国人非得漂洋过海才能出成就，更厌恶那种不择手段弄取假护照的现象。“在国际上，要想和别人平起平坐，只有拿出真本事来”，他不止一次这样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大地上，是同样能够做出成就的！”
然而，中国人的业绩要想得到世界的认可，也决非易事。1986年夏天，曾乐收到了国际焊接学会第15委员会寄来的纪要，他看着看着心抽紧了。原来，这个专管焊接结构设计施工的国际焊接学会分委会决定：“假如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再不提交论文，本委员会要考虑取消其资格。”
决定公正合理。曾乐知道中国在“文革”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学术组织；他还知道，20多年来，中国每年按钢产量的比例上交会费，可是，他手里的这份纪要的论文统计表上明明标着，中国的论文数是“零”。
他还知道，日本在1985年向国际焊接学会提供了4篇论文，一下子增加了9名代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能光交钱没有地位？！”曾乐拿着纪要的手在颤抖，心也随着一起颤抖。
曾乐急了，接连十几天挑灯夜战，盛夏的江南之夜，又闷又热，蚊虫肆虐。曾乐干脆关起门窗，洒上药水，汗水湿透了衣衫，墨水幻成了字母，他一口气直接用英文写了4篇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国际焊接学会第15委。论文审查通过了，全部被采用。并且得到了第15委主席对于他以后的论文“免于审查”的殊荣。
曾乐为中国在国际焊接学会论文栏目里填补了空白，泱泱大国终于在国际学术殿堂赢得了地位，他也因此成为第15委的专家委员。
曾乐的名字在国际焊接界渐渐传开，他受到国外同行的尊重。“这是对中国人的尊重。”他说，“我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为国家多奉献一点，
是我人生的最大愿望”
曾乐的人生哲学是：“尽量多给别人一点，多帮助别人一点，有责任自己承担一点，目的就是减少一点内耗，增加一点凝聚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出成绩必须献身于科学事业，不能有太多的杂念。”曾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鞍钢，在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从没拿过一分钱的加班费，从1978年借调宝钢工作以来，整整12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前，他一连好几个春节，都是一个人在建设工地上度过的。
是啊，12年里，他趁出差开会的机会回过几次家，那只是匆匆过往，甚至，他还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1987年秋，曾乐接到妹妹的来信，说母亲患病，希望他挤时间回家看看。当时宝钢二期工程三大主体项目正进入施工高峰期，实在离不开，曾乐写信请妹妹费心照顾，并答应过些日子去看母亲。
转眼半年过去了，1987年11月，思儿心切的母亲终于接到了曾乐打去的电话。他告诉母亲，第二天到北京出差，到时去看望她老人家。
曾乐那时出任北京京城大厦的焊接技术指导。京城大厦是国内最高的钢结构建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对这项工程寄予厚望，他曾向外国友人表示：“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出色地建造成功！”此刻，偏偏大厦立柱在焊接中发生了裂纹。于是，一份急电把曾乐催到北京。
曾乐一下飞机，迎候他的施工人员就向他叙说了工程的困惑，先看母亲，还是先到工地？曾乐稍稍犹豫了片刻。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曾乐一咬牙，登上了去京城大厦的小汽车。那天，他在工地一直忙到下午。
就在当天下午9时许，病重的母亲亲自打电话问曾乐回北京了没有。媳妇王婉芸告诉老人：“曾乐先去京城大厦，中午就回来看您的。”
谁知，两小时后，老人因心力衰竭去世了。这时曾乐正在工地上处理技术难点。
下午两点，曾乐赶到妹妹的住宅。跨进电梯，一位相熟的开电梯的姑娘见他精神如常，问：“知道吗？老太太去世了！”曾乐当时一楞，直奔房间。
迟了！太迟了！一直盼他的老母亲早已瞌然长辞。母子俩就这么遗憾地诀别了。
曾乐虽然没能及时探望老母亲，愧对老人及众亲，但他没有愧对工程，经他指导，京城大厦高强度特厚板钢柱焊接裂纹迎刃而解，而且焊接安装精度误差仅为美国标准的五分之一。如果老母亲在天有灵，一定会露出宽慰的笑容的。
这就是曾乐，一个把心整个焊在了事业上的人。
电子控制系统使工业高度自动化，曾乐以一个科学家的敏感又思索起一个课题——电子集成块的维修。宝钢是一个由电脑系统控制的高度自动化企业，那成千上万的高密度电子集成块万一损坏怎么办？调换，当然是一个简便的办法。但电子集成块上只要有一个元件损坏，就要整块报废，况且需要增加备件的数量耗费太大了！临时紧急引进，更不可行，世界电子产品频繁更新换代，同型号的集成块，一两年后将无备件供应，到时想买也没处买。
超前的忧患意识使他坐卧不安。他把目光移到国内电子工业，寻求一条委托国内维修的路子。1980年，在一次全国性微电子技术会议上，他呼吁大家要注意精密焊接技术的攻关，会上没有反应。是啊，刚渡过十年动乱，百废待兴，该抓的事都应接不暇，专家和学者们无力顾及这鲜为人知的领域。
一连两个月，曾乐走访了上海20多家电子整件厂和元件厂，找行家商榷，看工人操作。无奈我国的电子工业起步较晚，又被“文革”耽误了整整10年，结论令人失望：国内尚无修复能力。
现实告诉他，创建微电子维修体系，确保大型计算机正常运行的使命，已历史地落在自己的肩上，于是这位长期从事应用科学的焊接专家，自觉地默不作声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这时，国际上随着微电子产业的发展，精密焊接已成为一门新的专业。但在我国还是空白，差距约20年。对于白手起家的曾乐来说，更是困难重重。况且精密焊接工程是“计划外项目”，一没有专项资金，二没有系统资料，就连一间必需的房子也没有。
没有资金，他就为全国各地进行技术指导，20万元的咨询费连同自己应该提成的两万元，都成了建立综合精密焊接试验室的基金。
没有房子，他就把自己宿舍兼办公室贡献出来，自己住在楼梯下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小屋低矮潮湿，女儿从北京来看他，一翻被褥，湿乎乎的，已有点点霉斑，女儿腮边滚下了热泪。
一天晚上，当时的冶金部副部长，刚接任的宝钢工程总指挥李非平走进了这间小屋。只见曾乐的床依着墙，那里正是楼梯下的最低处，人都无法直立。老部长眼眶湿润了，第二天对行政处长发了火：“不管有多大困难，限一周之内，解决曾总的试验室。”
曾乐办公、试验两用的房子扩大了。他亲自研制了各种助焊剂，在各种材质的金属眼镜架上试验，在模拟试验的基础上，他向电路板开刀了。白天，他要组织浩繁的钢结构工程，晚上进行精密焊接实验。干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再干，常常一夜下来，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公式，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焊药味。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不知舍弃了多少个节假日，整整8年，他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1987年，投产逾两年的宝钢焦化厂一块价值24万元的大型磁性板局部严重燃损，曾乐连夜奇迹般地将它修复了。
1989年9月，这个由曾乐苦心创办起来的国内独一无二综合精密焊接室，由曾乐代表他们所属的北京冶金建筑总院无偿移交给宝钢总厂。宝钢技术人员称它是“电脑医院”。宝钢总厂则命名为“曾乐试验室”。
如今，“曾乐试验室”已与宝钢总厂原有的电诊断专业配套，可以承接各种电路板的维修。1987年以来，先后修复1300多件电路板，仅1990年1月，就修复971个，修复价值达1000万元。
日产万吨钢的现代化企业全套计算机控制系统，有了可靠的保障。
曾乐用10年的时间，使原来的精密焊接领域落后了20年的中国，一跃赶上了国际发展的步伐。
曾乐说，奉献，是我最高的人生价值。38年来，他默默地熔化了自己去铸中国的焊接事业。他从学校走向工厂，走向实际，又走向辉煌的世界焊接高峰。
（贾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