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明月歌舞剧社”的主办者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仍然上演一些与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求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及《桃花江》、《毛毛雨》一类糜糜颓废的节目。聂耳对此深恶痛绝。他劝告主办者黎锦晖改变这一现状，但没有被接受。于是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1932年第3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全文不到1000字。它以简洁而辛辣的语言批评了“黎派”歌舞。聂耳一方面肯定了黎锦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内容，同时指出其中色情颓废的另一面。聂耳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听不见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他还在日记中说：“我实在不该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
聂耳的文章，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又是开会研究、稳定内部的思想情绪，又是组织文章进行分辩，以求平息社会上的风波，消除舆论界的压力。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聂耳的主张。他们只能将聂耳辞退，并专门在1932年8月10日的《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今后有关聂耳的“一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就这样，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
1932年8月，聂耳离开上海来到北平（今北京），希望能在这个久已向往的古都谋得一个新的职业，或实现自己长期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
聂耳在北平期间，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刚到北平的第二天，一个叫马匡国的人就请聂耳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对此，聂耳心存疑惑，倍加警惕。他知道马匡国这人是一个血债累累、心毒手狠的特务骨干分子，曾于1926年从云南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的学习。1927年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组织、逮捕、拷打革命者的罪恶活动。这个时候，他来北平干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是来“投考大学深造”。可谁相信这个已三十四五岁的特务头子真是来考大学呢？面对这一情况，聂耳决定先稳住和麻痹敌人。于是，尽量避免与进步人士接触，而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去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
聂耳与几位云南同乡先后去了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万牲园（即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公园。他们在一起喝茶，讲故事，拉琴唱歌，回忆家乡云南美丽的风景，心情无比舒畅。
聂耳还经常深入天桥等贫民区，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搜集北方民族和民间音乐素材，体察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我）钻入了一个低级社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是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最使聂耳难忘的，还是“清华之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是聂耳中学时代早已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如今去参观了清华，聂耳由衷地感叹道：“‘清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是里面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潮起优，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
但是，当聂耳了解到北平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后，他又对自己究竟应该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还是专心去上学，仍然拿不定主意。“我想到若是进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重新再度学生生活，这会给我感到何等的悠闲，更想到以后来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但是，回头想想过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算了吧！还是不要异想天开！”“老实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试问我进3年的学校比做3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
但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聂耳还是决定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自从中师毕业后，聂耳已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接触与这次考试有关的那些专业基础课程了。在上海工作时又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来到北平后，云南会馆那里地方小人员多，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加上他来北平后不久就患了严重的痢疾，很长时间不见好，直到报考前几天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聂耳没能扎扎实实地复习功课。9月13日，聂耳到艺术学院报了名。“明天要考试了，什么也没有预备”，聂耳焦急万分。
9月18日，是日军侵占东北三省1周年。上午，聂耳和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但街上戒备森严，分布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是三米一岗，五步一哨的。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下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但紫禁城的门却紧闭着。大家明白，群众的正义集会又被统治当局严令禁止了。
这一天，也是聂耳最痛苦、最失望的一天。艺术学院的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录取榜上没有聂耳的名字，这对聂耳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是他平生投考学校第一次落第！他过去考学，无论是考初中、考师范，还是到上海投考联华音乐歌舞学校（“明月歌舞剧社”），统统都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然而这一次，他的的确确是彻底“失败”了。他苦恼、痛心。朋友们纷纷鼓励他，安慰他，并告诉他：在失败面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
事后，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作出艰苦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千万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更不能靠碰运气。
从这次失败中，聂耳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没有考上艺院，聂耳更加勤奋地自学起来了。经友人介绍，聂耳决定到北平当时著名的俄国小提琴教师托诺夫门下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小提琴的演奏。
在严师面前，聂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往往从上午8点一直练到下午4点，整整拉8个小时！他还买了《音乐通论》、《音乐的性质和演奏》等书籍，常常一直看到深夜，实在是爱不释手。
由于聂耳刻苦的训练和认真的准备，每次到托诺夫那里去上课，成绩都非常好，受到托诺夫的称赞，他说他“顶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当时聂耳没有工作，因此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而交给老帅的学费却很贵。
聂耳想，只要自己努力，练出好成绩来，请教师免费教学的计划就大有实现的可能，这样也可以激励自己非用功不可。若是连续3个星期不出错误，老师满意的话，那就好向老帅开口了。
聂耳在学习音乐艺术的同时，并没忘记和远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通过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了一个老工人的角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月28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聂耳准备的节目是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他心中异常激动，因为这是他到北平后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当时的会场内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空气很紧张，台下的右派学生不断地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然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那响亮有力的琴声和《国际歌》激昂奋进的旋律，鼓舞着数以千计的爱国学生。大家随着音乐声心中默咏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场内的秩序好极了，那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学生，更是感奋不已，心潮难平。
这期间，还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为北平音乐家联盟的尽快成立做了许多事。
与左翼组织的频繁来往和参加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使聂耳受到莫大鼓舞和鞭策，他感到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他曾写道：“半年的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
聂耳曾希望留在北平，并为此作过努力。他去找在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书的同乡王丹东，请他想办法给自己谋个教书的位置，这样，一来可以使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二来可以有学费继续到托诺夫那里去学小提琴。
王丹东也尽力为他争取，把聂耳的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推荐，向学生作了介绍。学生们普遍对聂耳的热情诚恳，演奏艺术上的纯熟和所富有的感染力很有好感，一致向校方表示欢迎聂耳来教小提琴。但院长得知他从事过许多进步活动，怀疑他有什么“政治色彩”，因而坚拒不收。这对想在北方学生的火热斗争中继续锻炼成长、多作贡献的聂耳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聂耳无法再在北平生活下去了没能进入大学学习，又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济来源早已断绝。冬天到了，北平的天气已十分寒冷，而聂耳的棉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北方的冬天，没有棉衣怎么能度过呢？
正在这时，聂耳收到了一封上海朋友的来信，告诉他“联华影业公司”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消息。
就这样，聂耳于1932年11月8日重新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