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成语叫做“敝帚自珍”。印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些破扫帚疙瘩，可在我心目中，却是自己的丑儿子丑闺女--再丑，是自己的亲骨肉。
它们的确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
写作这些文字的时间跨度大约有十年。较早的文字写在十年以前。那时候，应朋友之约去山西《太原日报》开会，除老友相会之外，又结识了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的许多新朋友，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会后，我和邵燕祥、蓝翎、方成、舒展、秦晋……几位同志在《太原日报》编辑陪同下，游览了壶口瀑布、平阳尧庙、平遥古城、太原晋祠，饱偿眼福，心旷神怡。一路上虽风尘颠簸，但几位文坛才俊，妙语连珠，欢声笑语不断，任凭多少劳顿，统统不翼而飞。尤其那日在黄河岸边，风和日丽，舒展情绪极佳，引吭高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那具有专业水平的美声，使我为之一震：平时只知道他杂文写得好，哪晓得他还有歌唱天分！旁边的一位同志（好像是燕祥）告诉我，舒展原来在某艺专是学声乐的。年逾古稀的漫画家方成，即兴在沙滩上画了一幅“自画像”。漫画家的幽默情趣，引得众人指点笑谈。可惜，只顾欣赏方成画像的神态，却忘记把这幅沙滩漫画（这可是“稀有画种”）拍摄下来，至今想来，悔之不及。我们游览晋祠观赏那些宫女塑像时，大家发现导游小姐和那些宫女塑像十分相像--那眼睛，那鼻子，那整个脸庞，甚至那身段、表情，何其相似乃尔！燕祥分析道，这导游是本地人，而当年的雕塑家可能就是以本地美女为模特儿塑造这些宫女形象的。之后，我又南行会见挚友，那时候真是我生命的重大节日。
其间，《太原日报》副刊《双塔》的编辑约我撰稿。“至于什么内容，怎么写，随你便。”
我以前写的文章和着作，大多是冷面孔，板着脸说一些自以为是的抽象道理，干巴巴的几条筋绷得紧紧的，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这种文字肯定不适合于报纸副刊。现在要给《双塔》写文章，文风要变一变，试着写些轻松愉快的。朋友出主意，以“文艺书信”的形式写些学术随笔。这就是本书中以“高山流水”为标题的那一组文字，如《说“伪”》、《访晋归来有感》、《“九五”絮语》、《说“做学问”》、《再说“做学问”》等等。
这之后，我的文风的确起了变化，追求平实、平易、平淡，追求生活化，并且追求短小精悍。这也是受了一些朋友影响的结果。
譬如，会议期间同我山东大学的校友蓝翎交谈，知道他特别看重短文，他说，短文章比长文章更难写，你必须用很短的文字把你最精粹的思想表现出来。“有人说我不会写长文章，我说，短文你根本写不了。”我读了蓝翎的一些杂文，的确精彩。后来我的短文章也多了起来。不幸，我的这位老学长已于半个月前，即2005年2月8日辞世，走完了他74年的坎坷人生之路。
再譬如，1995年夏，我们六个朋友--邵燕祥、刘心武、何西来、钱竞、白烨，还有我，曾经欢聚一堂，在北戴河住了一周，就当前文艺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谈了六天，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二十五万言的《北戴河对话录》。大家海阔天空、畅所欲言、无拘无束，交谈、对话，辩论、驳难，补充、启发，风趣、幽默，不求深奥，但求平实晓畅、平易近人。这些文字大约分为十几章，分别发表在《改革》、《上海文学》、《钟山》……全国各地十余种报刊上，有的，还引发了某些笔墨官司。可惜，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这本书未能出版。
但我想说，我喜欢这本书的文风。
后来，我写了许多随笔式的理论文字。
我想，写文章最不该有定式，即使理论文章亦如是。“纯粹”理论家的文章，当然很好。我的老师蔡仪先生的文章就有自己的特点。1978年《人民文学》开座谈会，蔡仪在会上发言，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散文家、报告文学家贴着我耳边说，我真想写一篇关于蔡仪的报告文学，写写他是怎么抽象思维的。但是这种高度抽象思维的文章，阅读面肯定受到限制。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更爱读、从而阅读面更大的，大概是像何其芳《论红楼梦》那样的文章。理论文章如果写成何其芳那样，不是也很好吗？我自己就很爱看作家、艺术家写的理论文章，如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之类。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就属于学术随笔。至于写得如何，只有恭请读者诸君批评了。
2005年2月23日，农历鸡年元宵节，于北京安华桥寓所